随着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新世纪的到来,探讨建国以来军事战略方针和战略的论著也日见增多。这个往日颇为神秘的领域逐渐掀起了它的盖头,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然而,在它的盖头还没有完全掀开的时候,人们对它的探讨难免有其不足之处。

　　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总原则。它指导战争的准备和实施,是一切作战行动的基本依据。“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1]同样,对过去的战略方针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也就难于理解现阶段的战略方针。因为今天是昨天的发展。

关于“积极防御”

　　“积极防御”是我军基本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并没有明确规定以“积极防御”作为军事战略方针,但在实际工作中,如考虑边防、海防问题时,都坚持奉行这一战略方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正常轨道,我军亟待制定明确的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

　　制定这一方针的一个背景是我国面临帝国主义可能的突然袭击。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表明我国大规模战争时期过去了,开始进入和平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当时的判断是,正在加紧包围和遏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其在朝鲜的失败,有可能随时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2]第二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强调:要准备对付突然袭击。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不宣而战,突然袭击,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领导人相当长时期里对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基本判断。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就需要明确我军的战略方针。

　　当时一个更为直接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年来苏联顾问一再催我国编拟战时武装力量使用计划,以便与苏联协调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就两国的战略方针达成共识。1955年5月,彭德怀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彭德怀汇报了出国准备,提出拟趁出国之行,就未来反侵略大战时与苏联协同事与苏方交换意见。毛泽东指示:我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同意与苏方交换意见。[3]这次苏联、东欧之行,彭德怀在与赫鲁晓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等的会谈中,弄清了苏联的战略方针,已由苏共十九大党章上的“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转变为火箭核战略,强调首次核突击的作用。苏方称,现代战争几分钟就决定胜负,如听任敌方先动手,就要一败涂地。彭德怀向朱可夫阐述了我国后发制人,决不首先动手的积极防御方针,认为中苏这样的大国,只要平时战备工作充分完善,不会在对方首次突击后,就丧失持续作战能力。会谈以各自保留意见而结束。这次会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非常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奉行的积极防御方针,拟制一个阐释文件以统一全军思想。

　　于是,就有了1956年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全面阐述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他指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4]他强调,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以及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我军应当采取的战略首先必须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但我们所采取的战略防御,必须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或单纯防御。

　　“积极防御”是我军的基本战略方针,它要求在战争爆发之前,加强战争准备,采取积极措施,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战争一旦发生,就以持久的人民战争,打破敌人的速决企图,以积极的作战行动,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适时转入战略反攻,并发展为战略进攻,给侵略者以毁灭性打击。毛泽东多次强调,战争一旦打起来,就没有国界了,你可以打进来,我也可以打出去。1958年6月,他对彭德怀在这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作了如下修改:我们要在歼灭了侵略的敌人主力以后,采取追击的战略,进而将敌人的出发根据地侵略力量加以解除,借以根绝侵略后患。7月22日通过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出:“我们的战略是积极防御。但是,对于我们未解放的国土,必须坚决解放;对于进犯我国领土、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敌人,除了必须在防御阶段加以击败以外,还必须适时地转入反攻和追击,一直到把侵略者赶回他的本土,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使侵略永远不再发生。”

　　“积极防御”方针是一个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基本政策,符合保卫我国安全、反对外来侵略战争性质的军事战略方针。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尽管在作战对象、防御方向以及作战形式等具体内容上不断有所调整,但“积极防御”作为基本的军事战略方针始终没有改变过。如果说有改变,只是在70年代中后期一度将“积极防御”与“诱敌深入”并提,称之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详“关于‘诱敌深入’”一节),但作为全局性军事战略方针,它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年时间。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央军委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5]此后,我军的战略方针便再次明确为“积极防御”。1998年7月发表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中国的国防政策之一是“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6]

　　关于“北顶南放”在“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下,在各个时期,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面临的现实威胁及我军实际情况,中央军委还制定了若干具体战略方针。如50年代中期,彭德怀依据积极防御方针提出的在沿海重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的设防方针。从1952年冬到1955年底三年时间里,彭德怀视察了北自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天涯海角的万里海岸线。在视察中,他意识到长江以南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南昌、株州、湘潭等地区正形成新的工业区,茂名的油母页岩和海南岛的橡胶是战略物资。如战时江南很快沦于敌手,沿海军事基地为敌所用,不利于我坚持长期作战。[3](P.47)因此,彭德怀强调在福建、广东等江南地区选择要点设防,战时阻止敌军长驱直入。他的这个设想,是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敌军的大规模进攻来自海上,特别是东南方向为背景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林彪上台伊始,便否定彭德怀的上述主张,指责彭德怀的“积极防御,实际上是不够积极”,彭德怀的国土设防主张是“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消极防御。在否定了彭德怀的战略主张后,林彪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主张。他提出将全国沿海岸线划分为死守地区和固守地区,二者“大体上”以长江(实际上是长江以南某海湾)为界,在其以北是死守地区,以南是固守地区。长江以北坚守,长江以南放敌人进来。照林彪的说法,死守地区不打“运动战”,只打“不动战”,就是阵地战,只有“顶”,没有“放”。在其他地区,我有进有退地打。林彪还具体指出,保卫华北、东北是基本的;固守地区除长江流域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包括杭州、福州、广州都可以放弃,让敌人去占,不怕打烂坛坛罐罐。这一思想后来概括为“北顶南放”方针。与此相联系,林彪还提出“岛重于岸”。他指出:海岛不能放弃,要把我们的岛子都变成金门、马祖。他还很有针对性地说,越是小的地方,越是好守。蒋介石守一个中国没有守住,但是金门、马祖、台湾守住了。问题就因为它小、有水。把我们的岛子死守起来就可以消耗敌人。守岛要重于守陆地。

　　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北顶南放”方针,主要是针对当时美国可能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我国实施的大规模入侵。即北面越过“三八线”经朝鲜侵略我国东北;或沿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老路,突入渤海湾直插京津一带;或从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入侵,造成分割中国南北的态势。南面入侵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以台湾为跳板,进攻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一是从越南和我南海方向向我国两广地区侵略。从上述南北几路侵略中国的路线看,北面入侵显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重心的威胁和造成的困难要大得多,而从南面入侵,对我政治、经济中心的威胁相对要小一些。

　　毛泽东认为“北顶南放”将“北顶”的重心放在东北,并不一定妥当。1964年6月,他指出:还有一个战略问题,我考虑很久了。所谓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主战场不一定在朝鲜、东北。敌人从两广来,能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毛泽东说:我看从渤海来,占领天津、北京,把我们割断,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路程也不很远。毛泽东担心的还是帝国主义从中央突破,南北切断的办法。此外,毛泽东不同意将“顶”定义为死顶、死守。他认为,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

　　“北顶南放”是60年代前期和中期战略防御的重要方针。与彭德怀提出的在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重要地区构筑工事,实行坚守防御的主张相比,“北顶南放”方针更突出了“顶”、“放”的具体方向,将坚守重点放在北方。彭、林两人在战略方针上的这种分歧为后来的军事史学家留下了一段公案。

关于“诱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