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这个在人们的记忆中匿而不见多年的有害生物,近年来又开始活跃在我们的大脑屏幕上,重新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肆虐,我国北方地区连续数年干旱,致使蝗灾发生日趋严重并呈逐渐蔓延之势,对农业生产以至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届的普遍关注。本文拟就建国以来的治蝗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以期为今后的治蝗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一

　　建国以来,我国平均每间隔3 - 5 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蝗灾,危害范围遍及河南、河北、山东、天津、内蒙古、新疆、安徽、甘肃、四川、海南、湖北、陕西、江苏等十几个省市,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黄河中下游河滩、渤海湾、淮河中下游及其行洪区、华北一些洼淀水库和内涝洼地。

　　综观建国50 多年来蝗灾发生的历史,20 世纪50 、60 年代发生频繁,波及范围广,且危害严重;70 年代发生面积显著缩小,对农作物的危害也基本得到控制;然而从1978 年以来,蝗群又开始活跃起来,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更是愈演愈烈。我们以蝗情比较典型的河北省(20 世纪50 、60 年代曾包括北京、天津二市) 为例可窥其一斑。河北省50 - 60 年代蝗灾发生面积年平均47. 45 万公顷[1 ] (P1) ,密度达到每平方丈(10. 9 平方米) 2 -100 头[1 ] (P2～4) ,最高时达万头,1951 、1955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4 、1965 年最为严重[1 ] (P1 、4) ;但由于大力防治,从50 年代到60 年代蝗虫危害情况呈递减态势,据不完全统计,受害面积50 年代约为26. 33 万公顷,60 年代下降到1. 87 多万公顷次[1 ] (P2 、5) 。到了70 年代蝗虫发生面积显著缩小,年平均为13. 28 万公顷,除了沿海蝗区有苇草被危害外,蝗虫对农作物的危害基本得到控制[1 ] (P7) 。80 年代飞蝗发生又呈回升态势,年平均17. 6 万公顷,1987 年高达28. 12 万公顷,好在防治及时未造成严重危害[1 ] (P7) 。河北省蝗情如此,从全国来看,80 年代以后蝗虫也确有卷土重来之势,蝗虫大发生周期由原来的5 年一爆发缩短到了3 年一爆发。1985 年全国夏、秋蝗面积共计33. 92 万公顷,尤为严峻的是天津北大港的秋蝗将天津境内0. 67 万公顷芦苇、几百亩玉米吃光后,起飞南迁,沿途经过河北数县,波及面积16. 5 万公顷,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蝗虫首次跨省迁飞。1987 年,仅海南岛、河南、陕西三省蝗虫发生面积即达13. 79 万公顷,1988 的蝗虫数量比1987 年多100 倍,而且由华北蔓延到华东、华南各省区[2 ] (P12) 。90 年代以来,蝗虫逐年出现且发生面积成倍增长,据新华社信息中心提供的字,到了1999 年蝗虫发生面积高达158. 4 万公顷,2000 年又翻了一番,达到363 万公顷。

　　蝗灾的发生不仅威胁着农业生产的安全和农业产值的提高,而且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而剿治蝗虫又经常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探究其发生的原因,消灭蝗害发生的源头,便成为治蝗工作中的头等大事。科学研究发现,我国的蝗灾主要是东亚飞蝗引起的,这种蝗虫大都在湿润的河岸、湖滨及山麓和田埂的土中产卵,而其蝗卵发育和孵化出土却需要晴朗的天气,因此蝗虫的大发生与气候的关系极为密切,尤其与旱涝灾害极为相关。因为持续的干旱会使内陆湖、水库水位急剧下降,黄河流量减少,这样迅速增长的湖滩、河滩面积就为蝗虫提供了更多的适生区。洪涝灾后,扩大的沥涝地区,退水后大面积的潮湿地带同样成为蝗虫孵化的理想摇篮。1950 年、1954年、1956 年和1963 年河北省发生的大面积洪涝灾害,均造成第二年蝗虫大面积高密度的产生。1963 年该省洪沥面积330 万公顷,是建国以来水灾最严重的一年,而1964 年也成为建国以来河北省蝗灾特大爆发的一年, 1963 年夏秋蝗面积41. 48万公顷,而1964 年上升为173. 13 万公顷,是上年的4 倍[1 ] (P9) 。老百姓从实践中总结道:“大水之后, 必闹蝗虫”,“先淹后旱, 蚂蚱连的原因。

　　我国东邻太平洋,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季节不均,东西南北差别明显。北方干旱,南方易涝;黄土高原、黄淮海地区、粤东和闽南沿海及云南中北部干旱严重,黄河中下游、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则多发洪涝。由此可见,我国蝗灾的发生主要是气候和地理因素影响所致。然而近年来,随着蝗灾的频频发生且不断加剧,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干预和破坏也是蝗虫爆发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尤其是对森林的大量砍伐,使农业生态屏障遭到破坏。我国现在森林覆盖率只有13. 4 % ,平原地区仅为1 %左右[3 ] (P38) 。森林是保持地球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森林的减少降低了土壤的蓄水保水能力,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盐碱化等各种自然灾害。现在我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 万平方公里,占耕地面积的38 %[3 ] (P38) 。严重的水土流失诱发和加重洪涝、旱灾,必然也引起蝗虫的大爆发。由于大面积沙化土壤容易将太阳辐射的大部分热能返回到大气层,抑制了降雨的形成,加强了干旱的发生,所以土壤沙化同样也成为蝗虫滋生的原因之一。从50 年代到70 年代,我国沙化土地平均每年扩大1500 平方公里,从70 年代中期到80 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开发和基本建设的需要,大量采伐自然资源,使植被遭到极大破坏,沙化土地以平均每年2100 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到90 年代初期,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到20. 1 万平方公里[4 ] (P420 、421) 。可见,追根溯源,我国蝗灾的发生既有自然气候的原因,更有人为的因素。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治蝗工作十分重视,在组织领导、物力技术支持、管理制度等方面构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治蝗救灾体系,在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逐步发展的条件下,围绕化学防治和改造蝗虫发生地这两条主线开展了系统的治蝗工程。

　　首先,加强治蝗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许多省就先后成立了各级(省、地市、县乡) 防(治) 蝗指挥部。各级指挥部由当地政府分管农业的领导人总负责,吸收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是综合性的防(治) 蝗领导、协调机构,各省根据蝗虫发生的情况,有的常设,有的只在蝗灾严重时临时设置。除此之外,各级农业部门还设有防(治) 蝗工作站、组或专职防蝗干部,负责防(治) 蝗的日常管理、技术和情报工作。20世纪50 年代后期,许多省区的防蝗工作站先后并入植保站(所) ,植保站逐渐又与植物检疫站以及下属单位病虫测报站共同组成植保系统,主管预报防治包括蝗虫在内的病虫害工作。植保机构先在省、市、县设立,后来基层又建成了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植保(防蝗) 网,县、社配备专业治蝗干部,大队、生产队则聘用群众性的防蝗侦查员,这些同志常年赴蝗区调查蝗情,掌握发生动态,配合当地政府组织开展防治工作,成为治蝗的先锋军。指挥部和防蝗工作站的设立使治蝗工作有了系统的组织领导机构,这不仅便于综合调度各有关单位,而且有利于发动群众及时有效地消灭蝗害。

　　其次,建立严格的奖惩责任制度。治蝗工作不仅具有抗灾保生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声誉的政治意义,因此多数省份在治蝗工作中都建立奖惩责任制,规定捕蝗实行分级地方行政领导负责制,延误致灾者追究责任,积极灭蝗、工作彻底或有发明创造者予以物质和精神奖励。例如: 1998 年6 月在治理夏蝗工作中,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搞好蝗虫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层层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抓紧落实治蝗经费,立即组织滩区干部群众投入治蝗,哪个环节出问题由哪个部门负责,哪里造成蝗虫起飞、成灾,就由哪里的行政首长负全部责任[5 ] (P889) 。再如: 河北省1951 年通报表扬了捕蝗负伤后仍坚持工作而不幸逝世的天津专署农场的杨志华同志[6 ] (P14) ;1980 年责令造成南大港农场秋蝗责任事故的农林科和防蝗站做深刻的书面检讨[6 ] (P13) 。奖惩责任制的建立改进了治蝗领导机构的工作作风,提高了他们的责任意识。

　　第三,加大财力、物力支持。蝗灾发生之年,国家和地方政府都依据财力和治蝗任务的大小拨发专款和物资支援治蝗工作,为迅速扑灭蝗虫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仅河北省1951 - 1988 年由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治蝗经费就达5023. 53 万元(不含飞机购置费400 万元) 。1957 年河北省夏秋蝗大发生,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拨给800 万元治蝗费[6 ] (P45) 。1998 年河南蝗灾发生时,国家、省和地方财政开支350 万元专项资金,出动各种施药器械6000 余台,支援高效农药250 吨、飞机3 架,从而使蝗害的剿治在较短时间内即达到国家规定的不起飞、不成灾的要求[5 ] (P886) 。对于治蝗资金,国家多次颁发使用管理办法,明令治蝗经费属救灾性质,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使用范围、项目和标准开支,专款专管,专款专用,严格审批,经常检查,力争节俭,以确保治蝗需要;治蝗物资和基建设备也建立了完备的管理制度。从严管理,使有限的治蝗资金、物资的效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第四,开展科研攻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想根治蝗害,发展生产,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从20 世纪50 年代起,我国就开始了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研究,除了植保系统外,各级农科院的植保所、科学院的昆虫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都参与了蝗虫防治的研究工作。农业大学(学院)也开办植保系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科研院所的设置和有关人才的培养在主观上使防治蝗虫的研究工作成为可能。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号召下,大批科技人员深入蝗区,总结群众经验,加强对蝗虫生态环境及生长规律的研究,为防治蝗虫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技术支持。这方面的突出事例见诸河南省。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河南省农业厅植保站及各地植保站、治蝗站、病虫测报站的广大科技人员,在蝗虫发生地长年设点观察,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掌握了不同气候条件对蝗虫生长的影响情况,总结出了改治结合的治蝗经验和一整套控制飞蝗的有效措施。这些经验、措施推广后,均收到了极其显著的效果。90年代初期,河南省科技人员经过全面勘查,获得了2. 35 万个科学数据,绘制了130 余幅蝗区现状图,据此,他们制定并示范应用了蝗区分级管理及可持续控制技术,社会、生态效益显著[5 ] (P886) 。

　　在各级政府、广大科技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协同努力下,我国治蝗工作随着农业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的积累、治蝗方针的不断进步而获得了巨大成效。下面分阶段加以论述。

　　(一) 控制阶段

　　20 世纪50 年代,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客观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小、打少、打了” 和“发生在哪里,消灭在哪里”,“早治、普遍治、连续治、彻底治”的治蝗方针和策略。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这一时期我国的治蝗工作重在“治”、“打”。“治”的办法,50 年代前期因农药与药械不足主要是以人工为主,药治为辅。1950 年,全国动员493万人,防治了59. 73 万公顷蝗虫[7 ] (P8) 。1951 年廊坊市安次县(后改为区) 为消灭夏秋蝗,全县上下齐动员,由干部带头,党团员打先锋,男女全劳力、半劳力齐上阵,先后有44 万人参加了灭蝗战役, 经过近两个月的作战, 基本上消灭了蝗灾[5 ] (P873) 。当时人工打蝗的办法有挖卵、挖沟、掩埋、围打、火烧等。除人工打蝗外,这一时期也采取了药剂杀虫的办法,1951 年经朱德总司令批准,人民空军出动飞机5 架,协助河北、安徽、湖北等省灭蝗,写下了中国飞机治蝗史上的第一页。但这一时期人工灭蝗是治蝗的主导形式,喷撒药物是辅助形式。因此,这一时期的治蝗工作动用劳力较多,效率较低,防治要求只能是减轻或控制对农作物的危害。

　　随着农业生产基础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进步,1953 年,我国提出“防重于治,药剂为主”的新方针。为了有效地“防”,有关省区建立了蝗虫测报系统,从1953 年开始,全国蝗区省份普遍开展了三查(查蝗卵、查孵化、查蝗蝻) 为主的预测预报办法,这就大大提高了治蝗工作的预见性、计划性和主动性。实际治蝗中,5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以预测预报为先导,治蝗主要凭借动力机械和飞机等形式,大量施撒666 粉,从人工为主转为药物为主,每年治蝗面积达80 多万公顷[8 ] 。连年大面积使用药剂杀虫,不仅节省了人力而且使治蝗面积大为缩小,有效地控制了蝗害。但大量使用666 粉等化学药剂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化学污染,许多一线人员因长期接触666 粉还导致了苯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