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运动前后，新中国的治水方针经历了从确立“三主”方针到调整为“新三主”方针的变化过程。“三主”治水方针是怎样酝酿并确立的？为什么要将“蓄水为主”改为“配套为主”？新“三主”方针对水利建设起了怎样的作用？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予以探究，借以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治水方针的演变情况。

一、“三主”治水方针的酝酿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并确立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的治水基本方针，但在水利建设的具体方式上，存在着三个较大问题。

　  第一，是兴办大型水利还是兴办小型水利？当时很多人认为：要大兴水利，非政府大量投资不可。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已提出并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国家有限的资金主要投资工业部门，难以拿出较多的资金搞大规模水利建设。故单纯依靠国家投资大兴水利是不现实的，国家的拨款只能作为补充。农田水利建设所需资金的主要部分，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筹集。为此，水利部将建设重点放在群众自办的小型农田水利上，明确提出：“开展各种各样的群众性的中、小型农田水利，培养人民的抗灾能力，为农业增产服务。”［1］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指出：“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2］此后，以小型水利为主的建设思路基本确立。

　  第二，是依靠国家投资还是依靠群众筹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水实践，党和政府开始形成了以群众运动方式兴修小型水利的基本思路。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1957年1月召开的全国水利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要依靠群众办水利：“农田水利是群众性的工作，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地方党的领导，而不要把希望单纯寄托在国家帮助上面。”他明确指出：“我们要争取多做一些民办公助的工程。依靠合作社的力量，并由国家给予技术上和投资贷款上的帮助，这是今后农田水利发展的方向。”《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49～1957）》，1987年，第340、341页。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代表水利部明确表态：“今后在农田水利工作中，除了国家投资兴办的较大工程外，主要的仍应贯彻‘民办公助’的原则，具体一点说，就是依靠合作社的力量兴办水利，国家给以必要的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帮助。”《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49～1957）》，第350～351页。

　  1957年8月，水利部召开的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提出，今后农田水利工作的具体方针是：积极稳步，大量兴修，小型为主，辅以中型，必要的可能的兴建大型工程。邓子恢在讲话时指出：“今后发展农田水利的方针路线是依靠群众，依靠合作社，走群众路线；依靠党委重视以取得各方面的配合；在技术上的因地制宜；加上国家有计划的支援。”他强调：“在工作部署上，应该抓住重点兼顾一般，同时还要统筹计划全面安排，即防洪排涝、灌溉、水土保持等相结合，不能孤立进行。发展中小型水利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作的主要方向。”［3］此时，依靠群众、依靠合作社、小型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逐渐明晰起来。

　  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指出：“根据我国农田水利条件的有利特点，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决定还指出：“群众性的农田水利，主要是依靠合作社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鼓励社员积极投资，国家只能作必要的补助。”［4］这样，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了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

　  第三，治水是以泄为主还是以蓄为主？“三主”方针的前两个原则——小型为主、社办为主，虽有争议，但争论不大，较易解决。在泄水还是蓄水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意见。由于历史上水害频繁，中国人对水存有恐惧心理。况且，中国自大禹凿龙门、疏九河的神话开始，疏导、排水的方法便占优势，把洪水送走，成了中国治水的传统。每到雨季，平原地区和低洼地区的沿河农民常常提心吊胆地去排水，唯恐水留在自己的地区酿成灾害。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提出了变水害为水利的方针，但由于在这方面缺乏系统的知识和经验，怎样具体实现这个方针，却没有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在1949年全国性的严重水灾和1950年淮河水灾以后，人们仍然因袭了旧的治水传统。苏联援华水利专家反复提出不同意见：“水是人民的财富，要全面地根本地治水，必须把水拦蓄控制起来，听人的支配。因为在夏秋多雨的时候，虽然感觉水多，可是春季干旱的时候，也许感觉缺水；下游经常发生水灾，而上游时常干旱。今年虽然水大，普通年份水量也许不够。所以要治理每一条河流，必须首先就全流域多少年的情况算一算总账，才能决定水的处理。在处理当中，又必须结合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等多方面的需要，才能做到最经济的处理。”［5］这一意见引起了中国水利界的思想震动，正如张含英指出的那样，“苏联专家所强调的这一思想，对我们全部水利的计划，已经起了极大的影响。”［5］治淮工程实践的成效就是使中国水利建设从1951年起，从怕水变成爱水；从被动的防御洪水变成主动地控制和利用洪水；从局部的治理变为流域的规划。

　  1952年12月19日，政务院第163次政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必须广泛地开展蓄水运动，尽量积蓄雨水和地面上的水流，以增加农田灌溉的面积……应推广小型蓄水库工程，以增加蓄水的容量。在北方干旱地区，除应进一步组织起来发展水车、水井并提高其灌溉效能外，应积极利用一切水源，发动群众修造小型水库和发展池塘；并广泛进行养冰蓄冰，以增加水源，供给灌溉使用。平原低洼地区，注意推广沟洫畦田，以做到防旱、防涝相结合。对于每一河流的治理，都要考虑到大量蓄水，以解决灌溉的需要。”［6］从尽量排水泄水到尽量蓄水用水是新中国治水方针的重要转变。这个转变到1957年的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被正式归纳为“以蓄水为主”。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水利建设的“三主”方针在提出之前，是在全国范围内经过了较长时间和较为充分的酝酿的。

二、“三主”治水方针确立为中央政策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配合其他省份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淮工程。随后，全省各地纷纷掀起以小型工程为主的群众性治水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有济源县漭河小流域治理和禹县鸠山的水土保持工程。1957年10月21～27日，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总结了河南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在治水上，必须是依靠群众，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大中小工程相结合。以小型为主，才能成为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形成群众性的治水运动，才能根除水旱灾害。以小型为主，才能够依靠群众。”这显然是对中央已经形成的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的应用，只是更加细化，阐述得更加清晰。

　  这次会议总结的另一条治水经验是提出了“以蓄为主、以排为辅、蓄泄兼施”的治水方针。会议分析说：“根据自然情况，在治水上必须坚持以蓄为主、以排为辅、蓄泄兼施的方针。河南省的自然情况是：汛期雨量集中，夏秋多涝、冬春多旱，且又处五大水系的上游。这一自然情况，决定了在解决水旱灾害问题上不能只靠排水或蓄水一个办法解决，更不能采取以排水为主的方法。因此，在一个流域面积内，不论是上游、中游、下游都应采取以蓄为主、以排为辅的方法。”［7］

　  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以蓄水为主”，并将它与“小型为主、社办为主”并列，形成了水利建设的“三主”方针。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提出“三主”方针后，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195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郑州参加了沙颍河治理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沙颍河流域全面治理的典型经验，并借鉴全面治理漭河的经验，决定用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来治理沙颍河。谭震林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了用“三主”治理沙颍河的方针，并在讲话中指出，对群众性治水不能求全责备，而应热情支持。有人不赞成把山区蓄水的办法推行到平原上，提出“以蓄为主是根据山区经验总结出来的，不宜在平原推行。根据黄、淮、海平原易涝、易渍、易碱的特点，农田必须立足于排，否则会对水土环境造成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会造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向表土聚集形成碱灾，涝、渍、碱灾并生，后果不堪设想”。［8］谭震林对这种不同意见采取了谨慎态度，指示说：“山区的问题解决了，平原的问题还有待调查研究。”［8］尽管存在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但会议最后还是形成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

　  到1957年底，“三主”治水方针还只是河南省的经验。1957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兴水利必须依靠群众》的社论，公开倡导依靠群众大兴水利，强调了“小型为主、社办为主”，而没有提出和强调“蓄水为主”。

　  在河南省明确提出并实施“三主”方针的同时，中共河北省委在行唐召开沙河流域会议，讨论如何根据“以小型为基础，以中型为骨干”方针综合治理沙河流域。河北省委总结并推广了行唐治理沙河的经验，形成了与河南省委相似的“三主”方针：“依靠群众，从生产出发，以小型为基础，以中型为骨干，辅之必要的少数大型工程”，并且提出了“把水蓄在山上”的口号。会议认为：修建水库不只是为了拦洪，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水蓄起来，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因此，只要条件允许，就尽量多蓄水，用以发展灌溉和发电。从河北省的总水量来看，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必须千方百计把水蓄住，才能大规模地发展灌溉，实现全省水利化。会议强调：要尽可能把山区的水蓄在山区，使建库与建设山区、改变平原相结合。把水大量蓄在山区，一方面可以发展山区生产，另一方面可以免除平原的水患和大规模地开展平原灌溉。同时，由于山区水库是三山环抱，占地少，蓄水多，所以是最经济的。中型水库的库容，应该根据可能，尽量多蓄水。不仅山区以修建水库的方式蓄水，而且平原也要积极蓄水，建立灌溉系统。会议要求：“纯平原的县要大力推广景县的经验，利用一切坑塘、洼淀和平原水库把境内的水全部蓄起来，并尽可能的引蓄河水发展灌溉。”［9］

　  1958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肯定了河南省治理漭河的经验，对水利建设为什么要以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该社论指出，以蓄水为主，是群众性治水事业的一个重大转变，反映了人们控制水的能力在迅速发展和提高。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蓄水呢？主要依靠大型工程，还是中型或小型工程呢？社论的结论是：“应当以小型工程为主。”把小型工程用于一般农田水利，会得到很大的效益，这已经没有人怀疑了，但把小型工程用来治理河流，还有人怀疑其效果。河南省大规模的综合治理漭河、治理沙颍河流域的经验证明，多种多样的小型工程的治水效果是明显的，基本上达到了水土不下山的要求。这说明只要因地制宜地修各种小型水利工程，就可以基本上消除洪、涝、旱灾。社论强调：“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小型工程虽然规模小，但是到处可以大量修建，因此它们控制的面很广大；而少数的大型工程所能控制的流域面积却是有限的。只有把少数大型工程和大量的小型工程配合起来，它们才会相得益彰，收效更大。同时还要看到，依靠成千上万的小型工程治理好了小河流，根除大河流的水患也就容易了。”

　  《人民日报》在发表上述社论的同时，还以《三主方针深入人心，治理沙颍河工程突飞猛进》为题，对河南治理沙颍河流域的经验进行了专题报道。从中国的宣传习惯上看，尽管此时中共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确立“三主”方针，但能够以《人民日报》社论和专题报道的方式出现，无疑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确立了水利建设的“三主”方针，并且向各地提出要求：“在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时，应该注意到在以小型工程为基础的前提下，适当地发展中型工程和必要的可能的某些大型工程，并使大、中、小工程相互结合，有计划的逐渐形成为比较完整的水利工程系统。”［10］

　  在“三主”治水方针指导下，从1957年秋到1960年春，全国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大修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各地兴修了大量中小型水利设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三、“三主”方针的调整

　  “三主”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各地在落实时带有机械照搬的偏向。尤其是“蓄水为主”方针在山区是基本可行的，但将其机械地搬到平原地区后，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危害。在1958年和1959年的水利建设高潮中，黄淮平原地区从坑塘化发展到水网化，由横看是一串串坑塘，竖看也是一串串坑塘，发展到沿水平线挖横河，抬高路基，切断自然流势，不许涝水外流，群众称为“一块地对一块天”。同时，在河流上掀起了与水争地的高潮，圈占河滩围垦湖泊，省、地、县各级行政区划之间普遍设置阻水障碍，名曰“客水厅”、“洪水招待所”，使河道患上了严重的“肠梗阻”。［8］

　  北方平原地区由于灌溉和耕作措施不够合理，造成了地下水位不同程度的上升，结果发生了部分土壤次生盐碱化的现象。有人对“蓄水为主”带来的盐碱化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土壤盐碱化是兴修水利的结果”，是“水利变成了水害”，要求改变“蓄水为主”的方针。［11］水利电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成立于1949年10月。1958年2月11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撤销电力工业部和水利工业部，设水利电力部；1979年2月23日，五届全国人大六次会议决定撤销水利电力部，分别设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以下简称水电部）注意到这种偏向，并力谋解决。1959年10月全国水利会议上，李葆华在《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更大的水利高潮，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水利化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在水利“大跃进”中，在易涝地区搞成河网化，出现了盐碱化，故提出了“要大力开展群众性防碱抗碱斗争，以制止盐碱化的继续发展，改善土壤”。《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第72页。这个提法已经包含着配套为主的思路，并开始注意解决“以蓄为主”带来的次生盐碱化问题。

　  这次水利会议是在庐山会议后召开的，基调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更大的水利建设高潮，故在对水利“大跃进”的基本经验进行总结时，将“以群众路线作为开展水利工作的根本思想，贯彻‘三主’方针,大搞水利运动”作为首要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要求全国各地继续贯彻“三主”方针。不仅如此，水电部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待“三主”方针，将对其有异议者视为资产阶级路线。报告指出，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方针，是无产阶级的治水路线。相反，那种依靠少数人办极少数的大型工程、不能贯彻以蓄为主精神的做法，是资产阶级治水路线。报告强调：“敢不敢依靠群众，同样也是水利工作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界线。而‘三主’方针，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水利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第64～65页。这样，尽管“以蓄为主”在水利“大跃进”中出现了明显偏差，但并没有对其进行纠正。

　  195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继续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重申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要继续贯彻执行以蓄水为主、社办为主、小型为主和大中小型工程相结合的方针。各地都应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水利规划，注意多蓄水、多引水，因地制宜地兴建多种多样的蓄水工程，提高抗旱防涝的能力。指示注意到了北方平原地区出现的次生盐碱化现象，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要求：“近一、二年来，北方有些灌区土壤盐碱化面积有所发展，应该高度予以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制止灌区盐碱化面积的继续扩大；已经盐碱化的要争取在二、三年内加以改造。”［12］

　  1959年11月召开的全国盐碱土防治会议，提出了“以防为主，防治并重，以水为纲，综合治理”的方针，开始调整“三主”方针。1960年1月水电部一些专家提出：“防止土壤次生盐碱化，主要应当抓住灌溉、排水和耕作栽培等三个环节。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工程系统化、灌水合理化、用水计划化、灌区园田化。”［11］

　  1961年6月，刘建勋接替吴芝圃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先后到豫南、豫北进行调查，了解到“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导致出现黄淮平原盐碱化的严重后果。他总结了平原地区的治水经验后指出：“现在平原治水的问题那么普遍，那么严重，这不是具体工作问题，而是方针问题。”［13］1961年冬，中共河南省委经过反复研究后明确提出:平原地区要以除涝治碱为中心，实行以排为主，排、灌、滞兼施。刘建勋强调:“在中央对‘以蓄为主’的提法未改变之前，‘以排为主’只在省内讲，对外不提。”［13］（p37）河南省最先开始改变“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

　  1962年2月14日，水电部在北京召开冀、鲁、豫、皖、苏、京5省1市平原水利会议。会上对平原地区执行“以蓄为主”方针带来的问题认识不一致，有人强调“以蓄为主”是正确的，问题是工程没有配套好，只要把工程配套好了，问题就解决了；有人强调首先要搞好排水；由于河南省强调排，因此有人说河南省吃了大黄，光想大排大泄。刘建勋亲自起草报告，向正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毛泽东反映河南省平原涝碱问题，立即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周恩来随即召集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提出平原治水要因地制宜，该蓄的要蓄，该排的要排，不能只蓄不排。他形象地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14］此后，平原地区机械地推行“以蓄为主”的错误开始得到纠正。

　  1962年3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视察冀、鲁、豫三省接壤地区的大名、南乐、清丰、濮阳、范县等地的水利建设情况，在范县主持召开了有中南局和各省省委、省人委领导同志，以及省、地、县水利工作领导同志参加的“范县会议”。刘建勋在会上介绍了河南水利建设的情况，提出三条措施：一是拆除一切阻水工程，恢复水系的自然流势，使涝水可以下泄；二是暂停引黄灌溉三至五年；三是临时滞蓄，即在大雨时利用低洼地滞蓄洪水，牺牲小片，保存大片。［14］（pp140~141）这些意见得到了谭震林、钱正英的支持并在会后付诸实施。5月，周恩来约请邓子恢、谭震林和有关人员研究农业、林业和水利等问题。周恩来要求在水利问题上必须做好防汛、治碱、水库检查和水土保持等方面工作。确定组成以陈正人为组长，钱正英、王光伟为副组长的治碱小组，抓全国11个专区的治碱工作。［15］

　  同年11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会议，对“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三主”方针作了相应调整，提出水利建设新的“三主”方针：即“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群众自办为主”。［16］12月，水电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对1959～1962年的水利工作进行基本总结，在《水利工作的基本总结与今后的方针任务》的总结报告中，正式对“三主”方针进行了调整。

　  该报告在总结成绩之后，对“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偏向作了检讨。其中在治水方针方面的偏向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方针，在不少地区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某些地区起了不好的作用。在提倡“以蓄为主”的精神下，水电部没有区别山区与平原的不同特点，因而修建了一些不适应的平原水库。在执行“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同时，片面地提倡“少花钱，多办事”，不适当地提倡了公社兴办中型工程和大型工程，搞大协作，造成了水利建设中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特别是冀、鲁、豫平原地区的水利工作中，由于对该区旱、涝、碱的灾害规律缺乏全面认识，曾经盲目提倡以蓄为主和大量引黄灌溉，因而增加了当地的涝、碱灾害和水利纠纷，使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到很大困难，以后又没有及时发现和坚决改正。《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第170页。

　  在总结“大跃进”时期水利高潮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该报告提出了新的水利工作方针：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修。报告提出，在坚持“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同时，放弃“以蓄为主”，代之以“配套为主”，重视工程配套设施建设，对现有工程应当加强管理，并分别进行必要的续建、配套和调整，确保安全，充分发挥效益。该报告强调：“依靠社队力量，大力恢复、维修和发展小型农田水利。力争基本完成现有工程的配套，以尽快充分发挥效益。”《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第181页。此后，全国水利建设的方针开始转变，各地在积极加强灌溉管理的同时，切实做好水利工程和排灌机械的配套工作，借以充分发挥已有水利设施的作用。

　  “大跃进”过程中修建的水利工程项目，有不少并没有充分发挥效益，原因在于这些水利工程还不配套。据国家统计局1963年4月对全国大中型水利灌区的配套和利用情况的统计，全国有设计灌溉面积在万亩以上的大中型水利灌区3989处，设计灌溉面积29141万亩，实际建成配套的灌溉能力为16581万亩，占569%。［17］也就是说，还有约40%的工程因不配套，或因配套不全，或因土地不平整等原因，没有能够发挥灌溉效益。因此，以“配套为主”代替“蓄水为主”方针是有针对性的。

　  1963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题为《积极做好今冬明春的水利建设工作》的社论，号召各地将水利建设的重点转向“配套为主”。社论明确指出：“对现有水利工程进行整修和配套，比起新建水利工程，不但用工少和花钱少，而且收效大和收效快，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社论号召各地要将水利建设的重点放在修好配套工程，让主体工程更好地发挥作用上，强调：“我们的注意力应当主要放在发挥现有工程的效益上面。因为一个灌区，特别是一个较大灌区的兴修，从主体工程建成到各项工程配套齐全，而且把灌区内的土地都平整好，使之充分发挥效益，这需要相当的时间。主体工程修好了，而配套工程没有修好，土地没有平整好，整个灌区的修建工作就还没有完成。配套工作是水利建设工作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1964年1月，钱正英在《全国水利会议总结提纲》中，对“大跃进”以来的水利方针作检讨时说，我们“重兴建，轻准备；重主体，轻配套；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其结果是：不能全歼速决，尾巴拖得很长，有时进退两难，陷于消耗战。”《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第269页。为此，她强调水利建设必须坚持新的“三主”治水方针：“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群众自办为主”，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勤俭办水利。为了贯彻新的“三主”方针，水电部决定从1963年冬季起必须集中主要力量，结合农田规划，进行工程配套和土地平整工作；要对1963年洪水冲毁和淤积的工程，进行整修、清淤和加固等工作；在一些容易发生内涝和盐碱化严重的地区，要特别注意开挖排水沟，以防止内涝为害，逐步克服土壤盐渍化。［18］

　  这样，全国水利建设的方针就从“大跃进”时期“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正式调整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新“三主”方针。到1965年8月，全国水利会议又确定了“三五”期间水利工作的方针是：“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17］(p423)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方针再次调整，“三主”方针逐渐被吸纳到这条新的治水方针中。“大跃进”运动前后治水方针的形成与调整，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也体现了党和政府正视现实、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

［ 参 引 文 献 ］

［1］《全国水利会议确定今后水利工作方针，逐步战胜水旱灾害促进农业增产》，《人民日报》1954年1月3日。

［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页。

［3］《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首要依靠发展中小型水利邓子恢在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

［5］张含英：《斯大林派来的人怎样在中国的河流上工作着》，《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5日。

［6］《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7日。

［7］《水利建设要有愚公移山的毅力河南批判伸手要钱和单纯依靠搞大型工程的思想强调必须坚持依靠群众兴修小型水利为主的方针》，《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1日。

［8］陈惺：《“大跃进”时期河南的水利建设追忆》，《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

［9］《依靠群众，小型为基础，中型为骨干，根治河北各河流，改变河山面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阎达开在沙河流域会议上的报告（摘要）》，《人民日报》1958年4月26日。

［10］《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年9月11日。

［11］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灌溉研究所：《防止灌区土壤盐碱化》，《人民日报》1960年1月8日。

［12］《大搞“水”“肥”保证明年农业继续大跃进》，《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5日。

［13］陈惺:《治水无止境》，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14］《当代河南的水利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478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48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462～463页。

［18］《积极做好今冬明春的水利建设工作》，《人民日报》1963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