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16日单方面发布照会，宣布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苏联单方面召回专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涉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涉及两国政治路线和外交方针尤其是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苏联召回专家的根本目的是试图借用经济手段为解决政治问题施加影响，但是苏联的预期目标并没有实现。苏联在中国完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等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苏联援华军事专家撤走的情况及影响。

　　一、苏方单方面宣布撤回在华专家的缘起

　　1958年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三大事件是引发中苏同盟关系分裂和瓦解的导火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没有达到相互理解的效果。在双方观点不一致和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一方的行动只要稍微过激就可能引发另一方的反感，进而导致双方成为仇敌，这一点被赫鲁晓夫所承认：“观点分歧可能达到使人与人成为仇敌的程度。”［1］ 1960年4月，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含蓄地指出了与苏共领导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中苏两党意见分歧公开化，中共正式发表了与苏方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的声明。赫鲁晓夫在会议总结发言时突然提出苏联专家在华得不到尊重，所提的建议不被采纳，并且遭受批评等等。7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共反对苏共路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宣传自己的观点，试图孤立苏共；苏共应采取实际措施，以表示不能容忍中共领导的错误做法。7月1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召回专家的决议，并于当天将召回专家的照会转给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苏联政府在照会中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派遣了大量专家到中国工作。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政府考虑到中国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干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各项实际任务，因此提议召回苏联专家，但是中方挽留了苏联专家。而近来中方开始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执行不友好路线，而且在工作中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使得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得不到尊重和信任。这使苏联专家感到委屈，他们被迫向苏联政府提出返回祖国的请求。［2］

　　对于苏联这一完全没有提示的照会，中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章汉夫对撤回专家的照会感到出乎意料”，［3］尽管感到意外和吃惊，但经过认真研究后，中国政府仍于7月31日向苏联递交了希望苏联改变撤回专家想法的复照：苏联政府未经同中国政府协商，突然决定召回苏联专家，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损害了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对于苏联专家的工作历来评价很高，中方一直尊重苏联专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并且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苏联专家，让中国政府感到很诧异。中国政府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如果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召回全部苏联专家，中国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但也只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政府的意见。［4］

　　根据俄罗斯学者扎捷尔斯卡娅的观点，苏联原本的计划是“期待中国再次向他们提出援助请求，这样他们就能够以‘强势’的一方提出条件”。［3］（с.168）但是，中方的复照显然只是一种必要的外交程序，苏联不可能在收到复照后立即改变决定，即便他们期待中方再次提出援助，那也应该是在召回专家之后，重新拟定新的谈判条件以达到其强势地位。然而，中国却并没有如苏联所期待的那样，在苏联专家正式撤走之后再次提出援助请求，而是提出了“依靠自己力量”的口号，并在1960年秋谢绝了苏联重新派遣专家的“好意”。

　　显然，照会中提到的宣布撤走专家的原因是不符合事实的。撤走专家的原因是复杂的，其根本原因是两国两党之间政治路线和外交方针出现分歧，而政治路线与外交方针是服从国家利益的，在任何时候，国家利益都是摆在第一位的。正如扎捷尔斯卡娅所分析的：“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不仅仅是两个国家间意识形态分歧的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间的问题。”［3］(с.7)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复照的发出并不能立即改变苏联政府撤回专家的决定，因此在发出复照的同时，中方一方面等待苏联政府的回答，另一方面同时做好苏联专家撤走的准备工作。

　　二、苏联军事专家撤走情况

　　中国接到苏联撤走专家的照会是在1960年7月16日，回复照会是在7月31日，中国正式对在华军事专家宣读两国照会是在8月4日。在7月16日至8月4日这一时间段内，在华苏联军事专家表现得十分谨慎，与中国同事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

　　根据外交部档案馆文献记载，苏联宣布撤走专家照会时共有222名军事专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工作。在撤走前，苏联军事专家比苏联民事专家表现得更为小心和谨慎。当时苏联军事专家组组长是巴托夫大将，7月25日前由于巴托夫没有在北京，因此在京的苏联军事专家没有太多反应。7月25日巴托夫回到北京后立即组织苏联军事专家开会和谈话，同时通知中方取消苏联军事专家去青岛的暑期休假计划。7月27日，巴托夫到驻华苏联大使馆开会，并通知中方接回之前在青岛和北戴河休假的全部苏联军事专家。7月28日，中国国防部向苏联军事专家发出八一建军节宴会的请柬，但是大部分苏联军事专家不敢接受，后来是在得知巴托夫接受了请柬之后才收下的。7月30日，巴托夫与罗瑞卿总参谋长谈话。在谈话中，巴托夫指出：“根据自己的性格和专业，是一名军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临行前有责任和义务如实地向中方汇报自己的意见和建议。”［3］ （с.158）然后,巴托夫坦诚地指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政治、技术以及干部训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巴托夫与罗瑞卿谈话结束后，正式通知全体苏联军事专家8月份回国。在7月31日的八一建军节宴会上，苏联军事专家表现得很拘谨，很少说话，不喝酒也不敬酒，巴托夫则是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就离开了宴会。此时，还没有回到北京的苏联军事专家和其中国同事之间的关系更是微妙，他们很想从中方同事那里打听到一些具体情况，但在没有正式宣读照会之前，中方各相关单位并不知晓具体情况。即便知晓具体情况，出于保密与纪律的需要，中方也不能随意传达信息和参与讨论，当时双方处于既互相探听又尽量回避的尴尬状态。

　　为了让苏联军事专家了解回国的真实原因，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8月4日，中国正式对苏联军事专家宣读了两国的照会。对于中国宣读两国照会之事，苏联表示反对并指责中方：“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有意与军事专家讨论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的秘密文件，试图以此引发专家的反思，怀疑苏联政府决定的正确性。”［3］ （с.155）对此，外交部部长陈毅进行了反驳：“我们决定让苏联专家了解的不仅是一方的照会，而是双方的照会，以便专家了解双方的观点，自己判断哪方的观点是正确的。”［3］（с.155）这说明，中国宣读两国照会只是让苏联军事专家知道撤走的真相。

　　在听取两国照会的时候，由于立场和心态不一样，苏联军事专家表现不同。其中听取照会的有102人，拒绝听取的有11人，还有部分军事专家因为在外地无法听取。拒绝听取照会的军事专家有的是因为早有心理准备，对这一事件有所抵触或者不愿意参与到政治之中；有的是因为中方的组织方式不够灵活。比如炮兵系统是在组织苏联军事专家游览公园的时候给他们宣读照会，苏联军事专家认为地点不适当而且强调不谈政治，因此拒绝听取；通信兵系统也是因为组织方法不够灵活遭到苏联军事专家的拒绝。这两个系统后来利用正式场合向军事专家宣读了照会。8月5日上午，在京全体苏联军事专家到苏联大使馆开会长达5个小时。

　　在听取照会之后，苏联军事专家反应不同，大部分人处于一种矛盾心理，他们既要尊重本国政府的决定，但同时又明白他们在中国并没有遭到所谓的不尊重和不公正待遇。因此，这部分人普遍不发表看法，只表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比如，海军海道测量专家在听完照会后表示：“这是两国政府的事情，我不能发表意见，但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海军科学研究部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说：“中苏友谊像太阳”；军事工程学院（即今天的国防科技大学）的全体苏联专家在听完照会后集中讨论了6分钟后就继续上班；空军司令部的苏联专家表示：“这是两国政府的事情，撇开这方面不谈，中苏友谊牢不可破”；空军工程部的苏联专家则说：“相信尽管有此问题，但丝毫不会影响我们两国的友谊”；第20训练基地和军械部的苏联专家也表示：“我们只看到技术问题，其他不知道”，之后仍照常上班。另有部分苏联专家对于中方宣读照会表示不认可甚至还打断照会的宣读，他们强调执行苏联政府的决定。比如，海军苏联专家组组长就几次打断照会的宣读并且插话说：“这是上级政府决定的，我们决不背叛我们的友谊；我是苏共党员，我站在苏联的立场上；苏联人对自己的政府非常尊重；这样大的政治问题应由两党中央谈判解决，我不准备在这个会上做辩论”；空军工程部苏联专家组组长表示，照会内容他早就知道了，但是他不会因为宣读照会而反对苏联共产党；炮兵苏联专家组组长则一再强调，他是个不问政治的军人，因此不愿意听照会，其副组长也表示坚决执行苏联政府的决定。此外，还有极个别苏联军事专家认为中方确实不尊重苏联专家的建议，支持苏联政府的说法和决定。还有一部分苏联军事专家在听了照会以后，对照自己在中国的工作经历，认为苏联照会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他们工作更积极，想在回国前尽量多做些工作，甚至把一些资料交给聘请单位。比如，海军湘潭电机制造厂的苏联专家说：“如果世界上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马列主义一定在中国诞生”。空军训练部一位苏联专家说：“我一来就爱上了你们的飞行员，遗憾的是，有些东西还没来得及教给他们。”一位苏联的米格-19飞行教官希望自己能再次到中国来工作。军校部的一位苏联雷达专家表示：“我个人对你们什么意见也没有，这样好的工作环境，我还没有碰到过，大人小孩相处得很好。”空军技术部的苏联专家也表示，苏联照会不符合事实，是借题发挥。海军的一位苏联专家在听完照会的第二天把翻译叫到房间，交给他一份文件，催促尽快翻译出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