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反映的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党对形势和任务做出的价值判断，往往凝聚了一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对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是一篇适应当时的客观需要并对未来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文献。不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学术界对这篇重要文献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一些基本史实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一、邓小平受中央委托明确提出“四个坚持”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摆脱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氛围得到极大改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两次会议和在此前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质上也是围绕如何在新形势下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展开的，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关系到中国政局稳定和未来发展。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1］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又多次强调，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像苏联对待斯大林那样搞“三七开”，“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2］“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p.149）但是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系统、专门论述的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思想理论领域的贯彻和继续。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3］与会者围绕这两个目的，突破了许多理论禁区，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是，会上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声音，如有人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功绩怎么评价也不过分”这两句话过头了；有人认为把党领导国家写入宪法“很不恰当”；在讨论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时，有人提出“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等等。而在会场外，西单“民主墙”释放出来的不满情绪也使党内人士感到担忧。对于群众在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邓小平一开始并不反对，他说：“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4］但是随着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有些人利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某些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1979年2月28日，在西单出现了一张署名“工向东”的大字报，攻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变本加厉的践踏毛主席的路线，蚕食毛主席的事业”，有的油印刊物还诬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5］当时，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有的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将收集到的各地发生的极端事例、西单“民主墙”和社会上的出格言论加以归纳整理后上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高度重视。3月27日，邓小平就准备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邓小平明确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2］（p.499）

　　3月30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篇由胡乔木协助起草的讲话，着重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地批驳，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邓小平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和阐述了四项基本原则，他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条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他特别强调，提出“四个坚持”并不代表中央的方针开始“收”了，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而是为了“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6］

　　邓小平的讲话是针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的问题作的总结，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讲话回答的是当时全党工作面临的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现场聆听邓小平讲话的，除了理论工作者以外，还有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宣传思想工作负责人，共计1万多人。

　　二、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对“四个坚持”进行集中讨论

　　报告结束后，参加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代表分成14个小组对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者对邓小平的报告表示衷心拥护，认为这个报告“高屋建瓴，旗帜鲜明，很全面，很深刻，很重要，像一把钥匙开了大家的窍，是统一全党思想的锐利武器”［7］；“好就好在它能够确保党的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从根本上保证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8］；“听了之后，思想豁然开朗，非常解渴”［9］；“22年前，正当我国历史转折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目前，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转折时期，小平同志的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又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统一全党的认识，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速实现四化建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0］

　　虽然多数与会者对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表示积极赞同，但是也有人对讲话中的一些提法持有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什么。邓小平的讲话着重对右的思潮进行了批驳，但是有的与会者认为，“当前的重点以反‘左’为主，同时也要防右反右。中央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我们斗争的矛头主要是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现在讲话中，从总的精神看，好像是批右防‘左’了，这是否符合目前总的形势，似值得慎重考虑。有的代表说，在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中，确实遇到了各种阻力，究竟什么是主要的阻力，什么是主要的危险，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第二种思潮（指右的思潮——引者注）是值得注意的，也是一定要认真解决的，但同第一种思潮（指‘左’的思潮——引者注）比较起来，它的危险性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小平同志报告中只强调反对右的一面，讲到四条原则时，没有区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容易给人以可乘之机，使那种攻击中央政策是‘修正主义’、‘复辟’的人更加猖狂”。［11］

　　第二，关于思想理论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之处。邓小平赞扬了思想理论工作者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贡献后，着重指出“思想理论工作显得还有些不能紧紧跟上党的要求和形势的发展”，“许多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方面步子迈得不够快，也就是说，在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向前看方面的努力有些不够。”［6］大多数理论工作者都接受邓小平的批评，认为“前一段，我们有些操之过急，希望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实践证明是不行的”［12］，“小平同志批评虽然比较尖锐，但切中要害，十分恳切，使人心悦诚服”［13］。但也有人认为邓小平“对理论战线的问题和错误看得多了一点，批评重了一点，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14］

　　第三，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6］但有人认为，邓小平的讲话对前段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估计低了一点，有些提法，在字里行间使人感到理论务虚会为反对四条基本原则的反动思潮制造了“空气”，给各种心怀不满的反动分子造成了“空隙”。前些时候有人说理论工作务虚会是黑会，搞错了，把人们思想搞乱了，等等。在邓小平报告后，仍然有人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是错了，小平同志的讲法是帮助下台阶。报告中相当一部分是将三中全会后理论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与目前社会上右的干扰混在一起讲，客观上也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务虚会是否与这种右的干扰破坏有某种联系。［15］

　　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出现认识上的分歧并不奇怪，这也正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尤其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重大转折时期，刚刚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人们对“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记忆犹新，对于刚刚参加了一个多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集中火力批判“左”的错误思想的与会者来说，面临着一个如何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问题。因此，很多人对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基调有些不理解，“这可以说是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思想政治领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16］但这恰恰反映出邓小平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卓越洞察力。就像邓小平所说：“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无事生非？是不是小题大做？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再说一遍，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6］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受到“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在反对两种倾向的问题上如果把握不好，就有可能误入歧途。邓小平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从来不单独强调反对某一种错误倾向，而是在某一时期有所侧重，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7］

　　三、中央工作会议围绕“四个坚持”展开讨论

　　1979年4月5～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中的一个议程就是讨论宣传思想工作，主要是讨论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目的是在更大范围、更高级别的干部中统一思想。

　　从讨论情况看，与会者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第一，要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尽管党内都认识到存在着“左”和右两种思潮，但是许多做实际工作的高级干部认为，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应对来自右的干扰。如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右的思潮正在向党内蔓延，严重危害着安定团结的局面。他说：“一些自发组织和刊物，在我们内部有人支持，自发刊物《北京之春》的主编，就是共青团中委，副主编是共青团候补中委，他们的刊物经外文印刷厂厂长同意代为铅印，一次就发行一万份。《群众参考消息》曾得到人大一个常委的资助”。［18］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和1956年至1957年的形势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在提倡发扬民主、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时候出现了混乱。但是，他认为中共中央不会简单重复1957年的做法，而是要划清两个界限：除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大界限外，还要以法律形式明确一些小界限，凡是合法的，就不要乱加禁止和干涉；凡是不合法的，就坚决制止，毫不含糊。［19］

　　正是由于社会上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暴露得比较充分，产生了涣散人心、松懈斗志、扰乱秩序的不良影响，所以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对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批评右的思潮纷纷表示支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韩光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是我们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对我们政治、经济、理论、文教等各方面工作都有直接指导意义。［20］习仲勋在发言中说，“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是党中央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给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提供的一个强大的武器”。［21］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在党内外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一些与会者担心，如果对党内外出现的错误思潮看得过于严重，会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不利于经济调整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震认为，当前在工作着重点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大好形势下的一股支流，是前进中的问题。他建议中央对前一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应给予足够的评价，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影响党的现行方针政策的执行。［22］

　　第二，“四个坚持”和解放思想要统一理解。在有的人看来，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与他在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两个调子。如果不把“四个坚持”和解放思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很可能对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带来不利影响。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出在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原则割断开来，弄成两张皮”。［23］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邓小平的讲话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更好地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解放思想是要使人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24］“四个坚持”和解放思想要统一理解，不要以为“四个坚持”，今后就不解放思想了，那就会停顿下来，甚至倒退；也不能离开“四个坚持”去讲解放思想，那样也会出偏差。［25］“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去理解和贯彻这四项原则，不根据新的丰富事实做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去宣传四项原则，如果只是从概念到概念，停留在一般化上，那是达不到坚持四项原则的要求的。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解放，不能冲破林彪、‘四人帮’的禁锢，还抱着两个凡是之类的框框不放，就不能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结果不仅不能坚持四项原则，相反会损害和破坏这四项原则。”［26］

　　与会者还强调在学习邓小平讲话的同时，要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前一段的实践证明，哪个单位领导的思想比较解放，处理遗留问题大胆果断，群众的积极性就高，各项工作就生气勃勃。反之，问题就多一些”。［27］

　　第三，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虽然很多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挨过整，甚至身陷囹圄多年，但他们出于内心深处对领袖的爱戴、对党和国家利益的考量，难以接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过多的批评。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但是他在平反后参加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态度鲜明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在苏联，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以后，不管他们真举还是假举，他们还有列宁的旗帜可以举。在中国，如果我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高举什么旗帜呢？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28］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说，我们绝对不能丢掉毛主席的旗帜，绝对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我们还要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29］

　　四、对邓小平讲话的进一步修改

　　按时间顺序排列，邓小平的讲话在传播过程中主要存在三个版本：第一个是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原稿（以下简称“版本一”）［6］；第二个是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至各基层党委的讲话传达稿（以下简称“版本二”）［30］；第三个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下简称“版本三”）［1］（p.158）。

　　“版本三”和“版本二”相比并无大的变化。从语言表达上看，“版本三”的语言表达更加严谨和统一，如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改为“苏联霸权主义”；将“四条基本原则”、“四个基本原则”统一改为“四项基本原则”；对毛泽东所犯的错误的表述由“小插曲”改为“错误”，显得更加客观公正，恰如其分。从内容上看，“版本三”替换掉了一些过头的估计，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如在讲到林彪、“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时，删掉了“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1949年至1957年的进步是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实现的。1962年至1966年和1977年至1978年的经济发展（都带有恢复性质）也很快”，改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在论述民主问题时增加了“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

　　“版本二”和“版本一”相比，无论是语言、内容还是逻辑顺序变化都很大，几乎每一段都有修改，内容更加科学，词句写得也比“版本一”准确一些。这些修改是在综合了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和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提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第一部分“形势和任务”中，“版本二”增加了两段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势的判断，指出：“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和保证”，“三中全会以来三个多月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三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是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拥护的”。此外，还加写了一段要正确认识经济调整工作的文字，“这次的三年调整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但是局部的后退是必要的”，“我们过去说要三年大见成效，我们今年能把第一年的调整工作做好，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前进，就是为工作着重点转移创造良好的开端，这就是大见成效”。

　　在第二部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版本二”增加了“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一般水平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等关于中国国情的论述；将“党内有极少数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够解放”，改为“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在讨论邓小平的讲话时就有很多人对“党内有极少数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够解放”这个估计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估计“同实际情况不符”，不能说是“极少数”，“实际上心有余悸、心有余毒的还是大有人在的”。

　　“版本二”在“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面一段末尾还增加了“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条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条基本原则的思潮来进行一些批判”。增加的这一段内容表明，中共中央认为当时右的思潮是主要危险，需要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清理。

　　在“第三条，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版本二”将引用的列宁的一段论述进行了替换，用来说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删掉了“任何群众组织也一样会犯错误，而且如果要求摆脱党的领导，就只会犯更大的错误；让这样的组织来领导全国，就必然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陷于瓦解和覆灭”这段话，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删掉了“我们某些思想虽解放，但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上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某些不慎重的言论”这段话。在“社会风气问题”的论述中，将“青少年的这种风气也影响着整个社会”改为“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为无论是青少年的风气还是整个社会风气，都是受到优良党风影响的。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专门增加了一段关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论述，说明“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移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条基本原则”。

　　在第三部分“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中，本来邓小平在这个部分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版本二”在修改时删掉了第一个问题“对于目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一点估计”， 只保留了后面两个问题。中共中央专门下发文件进行了说明，指出删掉这一段的原因是“经过一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已经有了转变, 因此，不需要再向省军级以下进行传达”。在“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中，增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此外，还增加了一段思想理论工作的方针政策的文字，强调“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五、在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进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1979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传达了邓小平讲话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各地开展一个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活动，并指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斗争”，号召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思想理论界，“要紧张地动员起来，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组织力量，真正下一番苦功夫，流几身汗，熬一些夜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一个一个地加以回答”。［31］5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邓小平的讲话，指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性文件”，要求“在城市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共青团员，全体指战员，各机关、企业的全体职工，大中学校的师生员工，和农村大队以上干部中进行传达，并采取不同方法组织学习讨论”。［30］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严厉打击煽动闹事、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坏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从各地传达学习的情况看，“左”的思维方式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思想解放总的形势是，中央开了头，有的地方开了一点头，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头”。［32］《河南日报》一篇评论员文章说：“党中央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后，这股右的思潮是有些收敛了。但是，那股本来就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潮又突出起来了。有些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或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对三中全会采取的某些方针、政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动摇。而极少数怀有恶意的人，否定或反对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说什么‘右’了、‘修’了。攻击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什么‘致乱之源’。”［33］《山西日报》一篇评论员文章在回顾真理标准讨论的历程时说：“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社会出现了‘左’、右两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讨论也没有搞好。当时，有些人企图把四项基本原则纳入极左路线的轨道，打着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攻击三中全会，攻击真理标准的讨论。”［34］这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没有深入领会的情况，使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影响了对工作和对问题的处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但是由于认识不一致，进展缓慢，这表明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克服。因此，继续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就显得十分迫切。

　　197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是放弃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取消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摆脱而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是背离而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5］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文章，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贯彻向前看的方针，“我们如果不联系今天的现实情况，只是一般地讲老道理，说空话、陈话、套话，从概念到概念，就不能说服人，不能达到真正坚持四项原则的目的。只有在向四化的进军中，抓住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新的丰富事实对坚持四项原则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才能使四项原则保持强大的生命力”。［36］5月11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转载了这篇文章。5月21日，《解放军报》刊文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很好学习三中全会的文件，领会三中全会的精神。明明三中全会已经讲了的问题，由于他没有学习，他就觉得是个新问题。许多政策措施，只要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本来是可以搞通的，他却至今还老是不理解。看到社会上存在错误思潮，就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早提出来就好了，以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再不能解放思想了，这种看法所以会在一部分同志中发生，难道不是同没有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大有关系吗？”［37］文章要求部队要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抓紧补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课。这是最早提出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补课”的。

　　经过这样一番宣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上这一课。1979年五六月间，四川、江西、湖北、辽宁、浙江、广东等地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强调继续解放思想仍是比较大的问题，要用很长时间，花很大气力才能解决；［38］不要因为反对“左”和右的两种错误思潮，就不敢进一步解放思想；［39］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继续深入，思想要继续解放，民主要继续发扬，“三不主义”一定要坚持；［40］“左”的思潮更容易迷惑人，因而对我们的危害更大，更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我们还只是初步贯彻了三中全会精神，是“开头”，绝不是“过头”。［41］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在给全校学员作哲学辅导报告时说：“我们千万不能心有余悸，徘徊观望，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不要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又犹豫起来。”［32］7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基层联系实际讨论真理标准大有好处》［42］、《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打开思想解放大门》［43］等文章，推动“补课”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十分重视，1979年7月28～29日，他在谈话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所以，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pp.539，541）接着，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都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做了研究和部署，全国各地也陆续行动起来。1979年冬，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达到高潮，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讨论局面。

　　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各地普遍提出了分清两条思想路线的要求，因而效果明显。这次“补课”是对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继续，其实质是进一步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但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继续，是在经过了一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发生了曲折以后，在新的形势下的继续”。［16］（p.331）通过“补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观念深入人心，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和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地位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指导思想发展史等方面的历史地位也被逐步确立起来。

　　第一，四项基本原则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政治基础。在中国搞现代化事业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邓小平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从现实政治发展的角度看，“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pp.278，279）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7］（p.379）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1］（p.358）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44］1982年，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载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的序言中。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正式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二，四项基本原则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能停留在应对当前种种迫切问题上，需要有一个全盘而长远的总设计。”［4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更重要的是，两篇文章提出的思想理论反映出在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对中国发展走向的重要思考。如果把这两篇文章相对照，可以发现，前者强调打破思想僵化，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后者强调解放思想绝对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轨道，不能有损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两者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到这时，邓小平对于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全盘设计已经初露端倪，作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大框架已经明确提出。可以说，邓小平“在启程扬帆之时就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46］

　　第三，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思想指导。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阐述的“四个坚持”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这其中也体现和蕴含着总结党的历史的新的思想方法，例如“宜粗不宜细”、“恰如其分”等原则。其中，邓小平在阐述四项基本原则时，着重强调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和原则，因为总结中共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评价毛泽东应该“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要“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p.172）后来，他进一步指出，总结历史经验、评价毛泽东，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大前提下进行。因为“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所以，“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2］（p.552）这些丰富的思想积累，成为后来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核心论点。

　　习近平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问题就是党的生命。”［47］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成为这条道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政治保障，对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

　　［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4］《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日本朋友时指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现四化的指导思想》，《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8日。

　　［5］《严正的审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魏京生反革命案旁听记》，《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7日。

　　［6］《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30日）》， 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9。

　　［7］《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报告的情况》，《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京西总》第18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

　　［8］《第四组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的情况》，《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友谊总》 第12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

　　［9］《军队二组初步讨论邓副主席讲话的情况》，《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军队》第6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

　　［10］《认真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京西总》第16期，天津市档案馆： X0213-C-000014。

　　［11］《对报告的一点原则性意见》，《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友谊总》第30期，天津市档案馆： X0213-C-000014。

　　［12］《第五组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的情况》，《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友谊总》第5期，天津市档案馆： X0213-C-000014。

　　［13］《对邓小平同志报告的反映》，《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京西总》第17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

　　［14］《安徽、山东同志讨论小平同志报告的情况》，《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京西总》第21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

　　［15］《关于修改小平同志报告的若干意见》，《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友谊总》第21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3-C-000014。

　　［16］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8］赵苍璧：《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198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2。

　　［19］《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154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1。

　　［20］《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241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2。

　　［21］《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171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1。

　　［22］《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174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1。

　　［23］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43页。

　　［24］《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168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1。

　　［25］《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167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1。

　　［26］《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158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1。

　　［27］《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164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1。

　　［28］《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183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2。

　　［29］《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简报》第218期，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22。

　　［30］《中共中央批转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的通知（1979年5月11日）》，天津市档案馆：X0211-Y-000001。

　　［31］《宣传动态选编：197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0页。

　　［32］冯文彬：《排除干扰 乘胜前进》，《人民日报》1979年6月7日。

　　［33］《这场讨论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河南日报》1979年7月22日。

　　［34］《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山西日报》1979年10月23日。

　　［35］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

　　［36］《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理论动态》第132期。

　　［37］《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解放军报》1979年5月21日。

　　［38］《把党内外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39］《李德生同志在沈阳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  在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同心同德搞四化》，《人民日报》1979年5月29日。

　　［40］《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反对“左”右干扰》，《人民日报》1979年6月2日。

　　［41］《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三级干部会上强调发展大好形势必须排除“左”右干扰 坚定不移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1979年6月11日。

　　［42］《基层联系实际讨论真理标准大有好处》，《人民日报》1979年7月12日。

　　［43］《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打开思想解放大门》，《人民日报》1979年7月19日。

　　［4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45］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7页。

　　［46］李捷：《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启航》，《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6期。

　　［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