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历两个阶段的60年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因此，本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以30年为一个时段，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

　　这是两个有着不同特征的30年。不只是外交，它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两个时期。前30年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而苦心经营的30年;后30年，既然不能马上实现社会主义，不如制定迂回的改革开放路线，其中虽然有试验性的错误，但基本是按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在第一阶段，从对外政策方面看，中国一心一意追求社会主义，随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想法的改变，对外政策也受其影响。简而言之，这个阶段是重视设定“敌我方”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团结在它周围的人认为中国处在列强（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实现社会主义成为逃脱这种统治的出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将美国看作“主要敌人”。而社会主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之初就将其看作盟友、师长和特别的国家。［1］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斯大林理解、主张和建设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说起斯大林主义，通常认为应该将其作为意识形态来信奉，外界也多是这样理解的。其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的对外关系也被意识形态所主导。此处所谓的意识形态即“斯大林主义”的目标，是如何保卫苏联这一主权国家并使其生存下去。因此，和马克思以独特的世界观实现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不同，它只能是根植于一个主权国家国家利益的政策。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很多情况下也被要求服务于苏联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权力之前，这一点和中国共产党所考虑的国家利益及革命利益之间所产生的对立，中共党史的许多研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从民族主义思想出发，中国共产党当然会形成自己的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苏两党对立甚至是国家利益的对立越来越明显并持续发展着。不过，从权力的正统性上看，中苏两国都必须追求对于国际国内的“正确的想法及政策”，必须在现实政治的立场上强调意识形态。作为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毛泽东思想主张其“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而苏联也强调“社会主义祖国”的“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从双方的政治需要看，这些极为正常。反映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当然也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意识形态至少要拥有国际性的、带有普遍性的特征，至少要显示从“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性”。

　　在东西方对立的情况下，西方阵营要拥有“自由民主主义”的共性;而东方则要拥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性”乃至全世界的“普遍性”。对于要挑战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东方阵营，拥有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尤为重要。但因国情的不同，这种“共同性”的维持经常会显得非常困难。为确保自己的“正统性”，经常出现关于“意识形态正统性”的争论。因此，中苏意识形态的对立只能反映为因国情不同而产生的国家利益的不同与对立。［1］（pp.13～23）　

　　三、“敌我方”时代　

　　由中国的对外政策看，在中苏意识形态共性比较多的时候，美国是主要敌人。但随着意识形态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只能从“敌我方”的角度理解中苏对立，作为敌人的苏联的比重增大。尼克松访华之后，美中关系改善，事实上苏联成了主要敌人。

　　在“敌我方”时代，中国既有采取比较稳健政策的时期，也有采取激进政策的时期。这种变化与国内政治的激进与稳健程度密切相关。从国际上看，在内政稳定、国际印象良好的时期，中国可以将广大范围内的国家和力量看作朋友;而在国内采取激进政策的时期，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恶化，只与有限的国家与力量成为朋友。

　　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非常严格地限定朋友。要想被承认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就必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模范生，揭发隐藏在国内的敌人。不过，一旦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确定之后，就必须孤立主要敌人——美国，并增加友好国家以保障中国的安全。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与亚非国家的接近，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集体化造成了国内的紧张，而且也不能无原则地扩大友好国家。另外，中苏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中国必须确保意识形态的相同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因此也被分为“中国派”和“苏联派”。50年代后半期，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

　　一旦激进的经济政策增加了国内的经济困难，中国就必须采取缓和国际紧张关系的政策。60年代初期，中国以“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为代表的稳健政策开始发挥明显作用。但是，它和中国强化自己的社会主义正统性的尝试是矛盾的。在国内，这种矛盾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在国际上，随着赞同“文革”的国家数量的减少，中国的统一战线越发狭小，朋友也越来越少。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半期，中国继续处于被孤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