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政治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钱穆曾说过：“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①]当代学人中白寿彝和龚书铎均对政治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白寿彝曾指出：“历史主要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②]。我们可以从当今一些学者对历史研究的批评中发现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当代政治史[③]被称为是中国当代史上“难度最大、最容易‘触礁’”[④]的领域，然而鉴于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还是引起了广大历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随着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当代政治史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主要表现如下：

　　一、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政治史的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它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如果说以往关于政治史与政治学关系的讨论，还可从研究对象的时间属性上加以探讨的话，那么中国当代政治史与政治学在这一点上的区别愈益不明显。从学科属性上说，政治学则与历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以政治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实际生活中，政治关系具有多种外延形态，如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这些都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政治学目前大体上是按照政治学基本理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和国际政治五大类来划分其基本内容的。政治学的体系是随着政治理论的变化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当代政治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中国政治史的分支学科之一。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政治史是中国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和进步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权力、组织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健全、改革与发展的规律。在思想层面，它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阶层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阶层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在实践层面，主要包括社会变革时期新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相对稳定时期社会政治制度的运用，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政治决策的实施以及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等。”[⑤]这是迄今为止学界对中国当代政治史所作的最为完备的定义。

　　政治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宽泛，一般地讲，它包括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含政治学说史）、政治运动史（含农民战争史）、政党史、民族关系史、国际关系史、政治人物研究等。[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成为新的关注重点。[⑦]由此我们不难推出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基本内容。中国政治史研究的相关观点也值得我们关注：“在传统的政治斗争、政治制度等内容外，将治理国家的各项‘实政’，不仅有以往研究较多的政治、民族、文化方面的政策、行为，还应将经济政策等，如盐政、漕政、农政、粮政、矿政、财政等等均作为研究的重点既关注大政制定的背景、经过等内容，又要探索其实际运作的各个环节，如皇权与官僚在政策推行中的关系变化、地方高级官员与中下级官员的态度反应、政策推行的方式、政策与基层民众产生的摩擦与融合(政策推行的社会效应，或言政策的渗透性)等等，凸显社会事务中的政府角色与作用问题，并以此为依托，研究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阶段性或整体性特征。”[⑧]这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提供了参考。此外，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研究内容还应该包括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认同和政治意识。虽然政治史由于已经过去，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由于新中国历史的不断发展、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视野的不断拓展，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内涵和外延也将随之丰富和发展。

　　二、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历程

　　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研究状况很不平衡。“文革”前，由于“左”倾思潮影响学术界，中国当代政治史被认为风险很大的领域，除了民族关系史以及一小部分政治事件、部分政治人物的研究，得以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小心翼翼地开展以外，属于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主体的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则处于被冷落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作为新中国历史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逐渐发展起来。

　　这时期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件是，1981 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作出基本总结的重要文献。从政治史研究的视角看，《历史决议》的制定和通过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1）《历史决议》本身对中国当代政治史中的许多问题，诸如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和它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八大、整风运动、“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中具有开启风气的地位。（2）《历史决议》的通过，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达到了政治史研究“资政”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遭到过严重的挫折，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而且有条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32年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历史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这不仅起到廓清思想迷雾的作用，而且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3）《历史决议》的制定和通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全党，甚至全国范围内学习和研究当代政治史的思想解放运动，扫清了人们头脑中的思想障碍，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全面展开，树立了参照，指明了方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规定和制约着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理路和方法，形成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学术特点和学术风格，开启了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新阶段。

　　此后，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纷纷提上了史学家的研究日程。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率先进入了历史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这一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是成绩最大的领域之一。20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已经出现了综述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论著。郑谦、庞松、韩钢、张占斌：《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年版）。该书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划分为：国家的权力结构、政党、国家结构形式、国家行政管理、干部人事管理、司法、意识形态管理和社会群众组织等八个体制范畴，将30多年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⑨]

　　（二）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进入到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这一时候由于有了《历史决议》的指导，史学界开始对中国当代史产生重要影响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拓荒，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1982年5月，当代中国丛书，开始启动，至1998年基本完成。它的规模之宏伟庞大、档案资料之丰富确凿、内容之全面系统，在新中国出版史上都是空前的。“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规模最大的丛书。”[⑩]《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1993）、《当代中国的民政》（1994）、《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1993）、《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1996）、《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1997）、《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1999）以及《当代中国的公安》（1992）、《当代中国的检察工作》（1988）、《当代中国司法行政工作》（1995）、《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1993）等卷，第一次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开创意义。此外，丛书中30卷当代中国的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历史，也有相当的篇幅研究了当代中国的地方政治史的发展形态，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当代政治史提供了全面、详尽和权威的资料。

　　胡乔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其所论国史中的精彩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胡乔木就对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作了系统的总结。紧接着，胡乔木还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胡乔木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文章中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这些文章撰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是胡乔木面对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所作的总结和思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以产生的重要思想资源。胡乔木在中国当代政治思想所作的探索，已经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问题、如何看待新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关系等问题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的理论素养和历史意识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个人著作则有：梁荣迅著的《社会发展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对中国当代政治史中的社会系统、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及社会诸方面的协调等等问题进行了回顾和辨析。翁有为、席富群、赵金康：《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全书凡36万言，阐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然后，根据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内在的轨迹和特点，分八章即八个历史阶段全面论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和演变情况，总结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

　　（三）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在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和国外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成果后，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有更多研究专著问世，标志着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向更加深化的层面推进，出现了综合性研究专著。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浦兴祖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涉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元首制度、行政制度、公务员制度、各级政府、司法制度、军事制度、国家结构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各项内容，客观地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历程及其与时代变迁的关系。王义祥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结构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机构改革”、“人大制度建设”、“基层民主”、“干部制度改革”等角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陈明显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该书在阐述共和国政治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多党合作制度、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及国防、外交、司法、区域自治、人口、教育、干部等制度。时间上迄共和国建立，下至1997年实现“一国两制”，完整、科学地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及作用。全书内容丰富，论述充分，史实准确，是有关专家集体撰写的当前我国第一部共和国政治制度史。

　　在充分借鉴和吸收相关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考察基层政权运作，以及国家与社会权力互动关系为重点的新政治史。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和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以其研究视角的独特和叙述风格的新颖引起了相关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黄立新撰写的《共和国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 2008年）则对共和国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建设，作了深入系统的考察。中共基层政权的施政工作主要从如下开展：秩序建设、政权的常规工作与组织群众运动。中共城区基层政权非常重视政治文化的构建，中共建立基层政权的过程也是将自己的政治亚文化上升为主流政治文化的过程。共和国初期,北京市各区实行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基层政权的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江燕著《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建设的历史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该书系统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状况，试图在对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的基础上，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研究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11]上述论著从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中国当代基层政权均有尝试性的分析，丰富了新政治史的研究。

　　三、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

　　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新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过渡时期总路线、八大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对外开放、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研究等问题探讨最为深入。新拓展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一国两制”史、香港、澳门回归史、西藏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热点问题。此外，信访制度、行政建制、干部考核制度、领导体制、党政关系、民主政治、政治改革、阶级阶层、基层政权、基层村民自治、基层选举、经济特区、民族政策，以及“中国模式”、政府运作机制[12]等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21世纪以来，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新中国成立60年为契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著：《转折年代： 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王双梅、谭利平主编：《刘少奇与中共八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程中原等著：《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刘杰、徐绿山著：《邓小平和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徐文钦编著：《崛起之路——共和国风云6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丹珠昂奔主编：《西藏民主改革5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程中原等撰写的“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对于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史类著作的政治史研究和专题类政治史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中共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版）和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年版）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均有推进，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部门对当代政治史研究的水平。郑谦主编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用力颇多。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是中国当代政治史的专题研究领域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板块。李立华;、陶维兵：《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评》（《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6期）对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作了梳理。

　　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给予了重点关注，取得了不少成果。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强大，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与国内学者比，具有更大的困难和障碍，但也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如受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研究的视角比较新等。下面以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例加以说明。

　　[美]兰比尔·沃拉著靳海林译《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该书虽然在历史观方面固守西方中心论的窠臼，甚至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通过对19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梳理，向读者展示了中国政治制度演进的大致脉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路”、“从‘解放’到‘独立’（1949—1958）”、“从统一到斗争（1959—1966）”、“从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逝世（1966—1976）”、“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场新的革命’”等章，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中国学者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由美国学者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从该书研究的内容看，也可以认为是国外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成功之作。正如费正清本人在《总编辑序》中所说：“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13]“《剑桥中国史》已经扩充为15卷，而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文学史等专题史，经济学和工艺学的很多方面内容，以及地方史的所有宝贵资料。”[14]很显然，作者的这些努力正是为了充分展示该书的政治史研究格局。剑桥中国史的第15卷，就是后来增加的。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的重视。同样的研究理念也体现在费正清撰写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和《美国与中国》中。

　　美国学者李侃如著，胡国成、赵梅译：《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该书是作者近40年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的代表作。从中华帝国的遗产及其式微、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特殊发展道路、1949年以后的中国管理机构设置和结构、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变革、政府管理体系、经济发展及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李侃如还对中国在政治体制发展方面给予了种种预测：“在政治上，一个成功的中国到2020年时可能会实行有限的竞争性选举，但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仍将保持着一党统治的体制。中共的变种可能会越来越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墨西哥革命党、80年代末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或50年代以来日本的自民党。其结果将会出现一个更加自由和准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共还有可能发展成为精英权力主义的民族主义体制、软弱而腐败的权力主义体制、虚弱的民主体制以及持久的根本性不稳定（完全崩溃）等。[15]俄罗斯、日本、英国、韩国等国的学者也有中国当代政治史方面的著作问世。这充分说明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关注和研究是他们取得最为突出的成绩的领域之一。这是值得国内学者引起关注的。

　　美国学者傅高义撰写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版由三联书店2013年在大陆出版发行。该书从一个外国学者的视角展现了1969—1992年中国政坛的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政治史研究的新尝试。

　　四、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面临的困惑与挑战

　　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目前面临的形势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冲击与发展同在，成就与不足共生，加上相关反思、总结性研究的滞后，这就使它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困惑和难题。

　　首先，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中的跨学科整合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在借鉴西方政治史研究范式和模型，吸收相关学科的分析理论的同时，也面临如何保持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边界和领域的问题。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探讨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研究很多，政治学史的意味很浓，很多研究成果缺乏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容易从中窥出政治变迁、历史转折与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不少论著中对于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相关学科的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也存在着生吞活剥的情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新政治史的兴起，无疑是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其他研究取向交叉融合，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门类持续互动的产物。若非走科际整合的道路，政治史研究或许至今还躺在新史学的‘垃圾箱’里乏人问津。范围的扩展、视域的敞开给政治史研究带来了无限活力，却也意味着其界限的消融、面目的模糊。”[16]如何在跨学科研究的洪流中不迷失自我，且保持自身特色，是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而历史学者没有在新形势下将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研究提上日程，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因素。

　　其次，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学科建设起步时间晚，这影响了对相关理论理解的深度、学术史的梳理和观点的阐发，因而增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含量，显得尤为重要。当前的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多为政策性、对策性研究作铺垫，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短暂性，纯学理性的、长期性的研究较少。这与中国当代政治史学科刚刚兴起不久有关，与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均没有提上研究日程有关，也与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导向有关。中国当代历史发展变化的节奏日益加快，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发展也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千变万化，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也存在功利化、近视性的研究倾向。如何处理好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研究与为现实政策决策服务的关系，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再次，当前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整体上分布不平衡，在走两个极端，两者之间缺乏有机结合与融会贯通。中央层面、国家层面的整体性研究与基层和民间的政治史研究成果较多，但零散不成体系，中间层面，即中观的政治史研究很缺乏。近些年这一状况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中国当代政治史也越来越多地被置于社会史视野下进行研究，越来越多地从微观细致的范围内来考察。包括中国当代政治史在内的政治史研究，“把国家的宏观政治放置到一个区域（或叫地方）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通过各个地方这一视野，不但能够使我们窥探到的政体政治史这张地图，而且所看到的这张整体史的地图较之从前更为多姿多彩和真实可靠。”[17]这一研究路径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局面的打开，提供很好的思路，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活力。然而，中国政治史的其它研究领域，诸如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国近代政治史在这两种研究路径指导下的研究，较之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研究要成熟许多、积累得研究成果也要多很多。究竟该如何避免两个研究路径的学者自说自话，而是有机结合起来或许是中国政治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应该考虑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领域中差不多这两种研究路径仍是同步进行的，都表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借鉴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特色和实际，率先在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领域探索出新的研究范式，是有可能的。

　　最后，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还存在着碎化现象，更多地渗透在社会史、区域史、环境史，甚至政治学、经济学中，缺乏综合研究的自觉意识。这种碎化并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而且还体现在研究方式的单调和研究结论的重复方面。相关研究的个案之间，中国当代政治史的研究者很少能够联系起来研究，似乎这成为史学理论研究者的事情。应当承认，类似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以基层社会的视角透视政治史的内容”，推动了政治史研究，另一方面，“就根本而言，仍走了政治史的外围，只是提供了从外部窥视‘政治’的角度，并未深入到政治及政治事件的内部；只提供了认识政治史内容的条件和手段，并未将政治史探讨的‘政治’的真正内涵和灵魂阐发出来，充其量是从政策、事件等政治问题的反响层面作出了一定诠释，究竟国家政治运作呈何态势仍不得而知。”[18]这既是对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批评，也包含有对新政治史研究的反思。此外，国内学术界阶段性、区域性、专题性的研究较多，但缺乏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的综合研究。还表现在，“对政治事件的研究上，关注重大政治事件的多，挖掘事件背后潜藏的因素，把具体的政治事件当作透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窗口方面注意不够；在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政治机构设置及其沿革、制度条文规定及其演变的表层化描述的多，对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对影响制度形成、运作和变迁的社会历史背景关注得不够。”[19]这一点与国外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1、历史人物或特定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率先取得了突破，并且可能得到最为深入的发掘。

　　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研究，是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中最先关注的领域之一。孙力的《当代政治发展的新范式——邓小平对当代政治发展的三大贡献》（《天津社会科学》，1998/2）、陈建坤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政治思想发展论纲》（《东岳论丛》，1998/3）、李艳的《江泽民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继承发展论析》（《党的文献》，2004/4）、罗归国的《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散论》（《科学社会主义》，2004/4）、肖延中的《“身份的颠覆和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4）、陈文胜的《试析我国政党制度的演进与毛泽东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政党制度》，2009/6）等文章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其典型意义，反映了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和路径。

　　2、中国当代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认同、政治意识等研究领域的拓展，反映了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新气象。

　　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无疑是这门学科深具发展活力和成长动力的表现。中国当代政治史在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认同和政治意识等领域，均进行了值得关注的开拓。戴敏敏的《两种取向一个结局——略论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之困境》（《南京社会科学》，1999/1）、魏敦友：《中国政治史上的“黄炎培难题”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制度创新》（《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1）、戴长征的《中国当代政治社会化述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2）、罗建荣的《当代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延安大学学报》，2005/1）、史炳军的《文化学视野下的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社会科学战线》，2006/5）、施雪华的《1949～1956年中国政治发展的表现、动因和隐患》（《武汉大学学报》，2007/3）等文章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促进了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发展。王丽萍的《政治发展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构建——兼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学报》，2009/1）、阮清华：《中国共产党建立城市政治动员网络的初步尝试》（《中共党史研究》2010/4）彭正德：《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化中的政治动员和农民认同》（《中共党史研究》2010/5）等文指出，在政治文化结构即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等三重维度上，改革开放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政策文化的内容，在保持政治文化同质性的同时，也使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成为明显的政治文化特征。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该研究领域至为宽广，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也十分多样，诸如语言、心态、空间、建筑、仪式、节日、身体、服饰、音乐、影像、纪念物、象征物等传统政治史的相对盲点，皆可成为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对象。”[20]

　　3、区域、基层的当代政治史研究获得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广泛认可，并取得了大量成果，还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间。从选题难易程度、史料的占有、研究分析的把握、理路范式比较来看，这一研究理路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江燕：《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路径和基本经验》（《长白学刊》2009/5）、袁金辉：《中国乡村治理60年：回顾与展望》（《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5）、张祝平：《六十年来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进程及当代走向》（《浙江社会科学》2009/9）、谢迪斌：《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改造的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10/3）、张丽琴：《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建设及其职能演变——60年村级民主发展的历程考察与政策分析》（《长安大学学报》2010/1）、王晓荣、李斌：《建国以来农村社会整合模式的历史变迁及经验启示》（《东南学术》2010/1）。著作中江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黄立新的《共和国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吴淼的《乡村政治过程:生产经营与秩序建构：来自江汉平原曾镇的经验(1949-1978)》、廖周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乡级政府》、丁云的《农村基层政权变革：新时期中国乡镇政权改革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版）等为典型。

　　4、中国当代政治史问题的总结和梳理也开始逐渐为学者所关注，正成为相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领域的拓展、各种研究范式的交流碰撞，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适时加以总结，日渐受到学者的重视。刘杰的《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社会主义》，2008/3）、吴超的《“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08/3）、张荆红的《国外学界关于1949～1956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视角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8/4）、杜治洲的《中国行政体制纵向权力结构调整30年——经验、教训与趋势》（《学术界》，2008/5）、章念驰的《和平统一离不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对台政策回顾与总结》（《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5）、张兰芳、周晓阳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及辩证思考》（《南华大学学报》，2008/6）、刘洪记的《西藏宗教50年》（《中国藏学》，2009/1）、李凯的《中国式民主模式的历史反思——中国民主政治建设60年的的探索与展望》（《学术界》，2009/4）、王延中和蒋来用的《新中国60年的反腐倡廉建设：一个简要的评述》（《政治学研究》，2009/5）、张祝平的《六十年来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演进及当代走向》（《浙江社会科学》，2009/9）席文启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与发展》（《新视野》，2009/6）、许崇德的《祖国统一大业60年进程》（《新视野》，2009/6）等文章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析，反映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中日渐兴起的反省意识，这为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李文主编的《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年版）一书对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谈判及签订问题、“高饶事件”、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中共八大路线问题、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起源、20世纪60年代战备问题、林彪反革命集团、“九一三”事件历史影响、粉碎“四人帮”问题、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胡风事件、反右派斗争等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从这些作者对相关问题研究状况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窥见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总结意识。

　　5、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学科定位问题是其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问题。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研究模式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当代政治史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作为一门分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一直以来也备受争议。然而，随着各种研究范式发展的成熟和相互间的交融，学界对政治史研究也有了新的认识。“史学研究的进程仍应保持政治史的主帅角色，深入国家政治的内部，开展对国家大政及其国家治理等课题(即侧重政府治国理念、政策措施的实施及其实际反响与效果，用现代词汇讲就是国家治理与‘政府绩效’)的研究，探讨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理念及思想、现实的逻辑，学术路径上则以政治史向其他领域发散，而非单纯相反由其他领域向政治史集中。”[21]这对于中国当代政治史来说，或许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成为众多社会史研究者重新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22]建构一种既能还原历史真相，又能充分反映历史发展复杂性的新革命史框架，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史研究者正在思考的重要课题。从社会史的视角多方面地、自下而上地开展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必将进一步丰富对中国革命史的认识。[23]还有学者从“加强中共革命史与中国乡村史的连接”和“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来探讨中共党史的研究。[24]这种新革命史框架的建构无疑为中国当代政治史和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结合，应对来自文化史、社会史的挑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基于此，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政治史研究，深化中国当代政治史范式研究、编纂模式研究，进而推进当代政治史研究向着系统化、理论化发展，很可能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趋势之一。

　　就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学科建设问题来看，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即便对于研究相对充分的中国近代政治史来说，“还必须吸收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养分，并且参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界新思潮，从而使得历史学家的历史描写更接近事实”[25]，那么对于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来说，在这方面所要做的工作也就更多。与整个中国当代史研究所处的发展阶段基本相一致，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均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发表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