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地产生两大争论

　  厦门是中央和邓小平确定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1984年2月7～10日，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特区之后，来到厦门视察，看望部队官兵，接见部分领导同志和英模代表。在厦门迎接邓小平并陪同他视察的领导同志有：福州军区政委傅奎清，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以及作为厦门驻军领导的王照堃军长和我。邓小平首先查看了当时设在市内的经济特区，又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厦门全岛。视察期间，邓小平先后讲道：厦门特区现在划的这个地方太小了嘛，应该扩大。把全岛都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更多的华侨和港台的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他还关切地询问王军长和我，军部驻在哪里，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战士们生活怎么样。最后他还欣然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邓小平视察厦门特区，使军队和地方的同志都受到很大鼓舞，特别是对他关于特区要扩大的重要指示，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拥护。他的重要谈话发表之后，福建省委、厦门市委立即着手研究和规划特区扩大之后的发展建设问题。特区原来只有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之后面积将达到100多平方公里，而且辐射周围，范围和规模都扩大了许多，的确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大好事。我们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的重要谈话，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实际行动贯彻好党中央的指示。

　  随着厦门特区扩大各项工作的展开，地方有的同志在讨论和规划继续搞好改革开放的时候，对如何继续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如何继续加强东南沿海的海防建设、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有所忽略，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与军队有直接关系的是两个：一个是部队的营产、营区要不要为开发特区让出来；二是整个厦门都划为特区之后，岛上还要不要驻军。围绕这两个问题，军地双方产生了分歧和争执。

　  首先遇到的是军队的营区、营产问题。从解放战争后期起，由于厦门长期与号称驻有10万国民党大军的金门岛正面对峙，一度驻军数量较多，因而营区、营产比较多。这些营区和营产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来的，其中有不少军事设施还是日本鬼子占领时期修筑的。后来随着岛内驻军的逐步撤出，许多营区和营产已经交给了地方政府。厦门被确定为第一批特区之后，由于开发建设和旅游的需要，经过协商，军队退出了不少设在景点上的营区。厦门还有很多旅游景点，这些景点大多是军事上的制高点，如胡里山炮台、云顶岩、日光岩等，历代都是兵家据守的沿海要点，现在仍有我们的部队驻守。由于特区要扩大、搞开放、搞旅游，吸引外商、华侨、港澳台同胞多投资，地方有些同志要求部队把这些地方让出来。这些意见反映到军里，我们感到很难办，请示军区也感到很难处理。在地方同志的一再要求下，我们逐级上报，经总参批准，我们又从几个点上撤出了一些部队。如让出了胡里山炮台等。胡里山炮台从清朝的时候就驻扎军队，从炮台能清楚地观察到对面大担、二担岛上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它又是一个著名的旅游点，国内外许多游人都想到此一览古炮台的雄姿，在炮台上俯瞰一下美丽壮观的厦门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让出了包括胡里山炮台在内的几个旅游景点，完全是从开放的大局考虑的。但这仍然达不到地方规划的要求，他们计划开放的景点包括部队设在厦门岛四周的大部分哨所，甚至提出连云顶岩观察所也要撤出来。这就引起了军队同志的忧虑和不安，迫使我们不得不从海防建设和国家稳定的大局上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引起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特区扩大到全岛之后，还要不要再有军队驻守。这个现在看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在许多政策法规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成了引起激烈争论的大问题。当时地方上有人提出，整个厦门都划成了特区，岛上就不应该再驻部队了。他们的理由不光是因为部队占据着一些景点影响了开放，还认为有部队在那里，华侨和外商就不敢来投资。有的甚至提出，军车不能上街，不能开进厦门岛，因为它看上去像“囚车”一样难看，会把外国人吓跑。虽然持这种观点的只是个别人，但由于当时大家对究竟开放到什么程度还把握不准，故而疑惑不定。这些议论传播开来，影响了部队的思想稳定，也引起驻地群众的不安。地方有的老同志找到我忧虑地说，听说有人要求部队撤出厦门，那么对面的台湾国民党军上来怎么办？一些群众也反映，没有部队在这里，我们的安全谁来保卫？

　  面对地方同志的这些意见和越来越多的议论，我不得不认真思考，多次和军里的其他同志交换看法。我们觉得，开放后的厦门到底要不要驻军，我们要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听从上级的命令。但作为当地驻军领导，我们有责任向上级反映厦门地区的实际情况，有责任为维护我国海防建设的长远利益而直言，更有责任教育部队牢记职能，常备不懈。

 邓小平一锤定音

 　  厦门岛自1949年金门作战失利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着国民党10万大军的压力，是中央军委确定的坚固设防地区。早期，军所属各师和一些特种兵部队全都驻在岛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8·23”炮战开始，从岛上撤出了两个师；60年代，又由于搞“山”、“散”、“隐”，又把军部和另外一个师撤到了岛外。厦门作为闽南与闽中的结合部、作为福建抗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方向，特别是和当时眼皮底下的五六万国民党军队相比，驻军不但不能撤，而且还应该加强。虽然当时两岸关系正在趋于缓和，和平统一大业也早晚会变为现实，但这必须是建立在强大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基础之上。

　  1984年6月上旬，在厦门市白鹭宾馆，即福州军区厦门招待所，福建军地领导同志就厦门特区扩大之后涉及驻军的有关问题召开了一次协商座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福州军区江拥辉司令员、傅奎清政委，福建省委项南书记、胡平省长，厦门市委陆自奋书记。当时王照堃军长正在出访朝鲜，军的领导就只有我参加了会议。

　  当商谈到厦门岛上部队要不要让出现有的位置时，双方的意见发生了尖锐对立。地方有的同志的意见是，部队现在的驻地大都要辟为旅游点，应该让出来或者干脆全部从岛上撤出来。有部队驻在岛上，外商不敢来投资。军队同志的意见是，现在岛上的驻军并不多，而且厦门地区守备任务非常繁重，部队绝不能撤出去。现在岛上部队赖以观察据守的一些制高点已经交给了地方，所剩这些哨位住所，只能勉强构成预警防卫体系，原则上不能再动了。会开到这里，双方都互不相让，争论非常激烈。记得当时有人对我说：你们现在的那些营区、营产本来就是地方的嘛，难道你们解放军来福建的时候，还带着房子带着地来的吗？我也没客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敬他：是啊，那些营房都是日本鬼子建的，以后是国民党军队住的，你那时候怎么不跟他们要过来呢？还有现在你们提出来要的那个“白公馆”(即白崇禧公馆)，当年我们攻打它的时候，牺牲了近1个排的战士，那个时候你叫他们让出来多好，我们还用得着流血牺牲去打吗?

　  由于军地双方的意见尖锐对立，无法调和统一，最后商定，各自向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听从中央的决定。后来，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厦门驻军任务和部署不变。另外还听说，厦门特区驻军问题的争论反映到中央以后，邓小平说：香港回归以后我们还要驻军嘛，厦门面对金门重兵，能不驻军吗？就这样，这场争论很快就平息下去了。

在那场现在看来本不应该出现的争论中，我作为厦门驻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是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论证的。在那次军地双方的协商会上，我引证了掌握的大量事实材料，充分陈述了厦门地区的边海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理由。直到事隔12年之后的1996年10月7日，我在北京参加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时，福建省的领导同志来看我，还提起那场争论。他对我说：宋政委，那一次的争论和你的发言我们都听说了。

 角屿岛遭炮击证明驻军的必要 

　  厦门特区要不要驻军的那场争论发生在1984年6月上旬，到了6月27日，就发生了金门国民党驻军突然炮击厦门海域角屿岛守备连队的事件。

　  那天我担任军里的值班首长。早饭后我在作战值班室交完班，就到了离办公楼300来米的招待所，准备和部队来的几个同志研究一下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刚推门坐下，值班参谋的紧急电话就追过来了，向我报告说：政委，有敌情，请您马上到作战室来。我放下电话，一路小跑来到办公大楼的军作战室。陈明端参谋长、作训处周满华处长、姜勤宏副处长正围在墙上的地图前面，听到我进来，陈参谋长转身对我说，金门那边有情况，我们赶快研究一下吧。

　  接着，周满华报告了刚刚发生的情况：上午8点40分左右，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向我守备某团二连驻守的角屿岛实施炮击，并有不明船只借着大雾向该岛驶近。当时连队刚刚吃过早饭，正在操场上训练队列，具体伤亡情况不明。我和参谋长分析情况后决定：(1)迅速将上述情况报告军区；(2)通知守备某师，要某团加强戒备，搞好防护，严密观察敌情变化，迅速查明敌人企图和海上目标的性质、去向；(3)驻角屿岛西海岸守备部队立即进入工事，炮兵做好反击准备；(4)命令有关部队迅速做好增援角屿岛的战斗准备。

　  处置完毕之后，我就一边要值班员向其他军首长报告并向所属部队通报情况，一边在作战室召集机关人员继续研究敌情。我们分析判断，对方炮击是挑衅性行为，海上目标可能是驶向我方的小船。应当进一步请示上级要不要进行炮火反击；同时把情况通报角屿岛西海岸地方政府，请他们协助查明海上船只的情况。

　  9点50分，又接到守备某师报告：对方炮击已经停止；海上目标为一小竹排，现已消失。初步查明我角屿岛二连的伤亡情况是：1名助理军医牺牲，2名战士受伤。

　  后来查明：那天上午8点40分，从大金门的草屿方向有1人乘竹排向我角屿岛驶来，当竹排驶近我角屿岛时，驻金门的国民党军以405榴弹炮及106、107迫击炮向竹排进行炮击，同时炮击我角屿岛。从8点45分到9点47分，共发射炮弹150多发，有40多发落在我角屿岛上。正在岛上进行队列训练的2名战士负伤，前去抢救伤员的助理军医被炮弹击中身亡。说起这名军医的牺牲，令人十分痛心。打炮的前一天，他的妻子从湖南老家来队探亲，随运粮菜的船上了角屿岛，因为规定家属不准在岛上住，军医又把妻子送到岛外的莲河部队家属接待站。按说他可以在接待站陪妻子住几天再回岛，可他想起有什么事还要办，安排妻子住下以后，又乘船回了岛。结果刚回到岛上，就赶上了这次炮击。一个守岛干部的家属，千里迢迢来到海防前线探望自己的亲人，万万没有想到却经历了一场生死别离的悲剧，而这就发生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和平年代。看着部队的作战情况报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对那次国民党军队的炮击，我们军和福州军区均逐级报告到总参谋部，请求实施炮火反击。党中央从维护两岸统一的大局出发，没有批准。新华社于6月29日发了一则消息，对国民党军队的炮击给予揭露，向台湾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严惩凶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向我方实施了炮击，但说那是组织实弹射击时，下级军官无组织无纪律而造成的误射。对这次炮击事件，我们从大局出发，从长远考虑作出处理，事实证明这种处理也是正确的、有远见的，同时对一些身处“太平盛世”、只“居安思富”而不居安思危的人敲了警钟。而对我们官兵则是一次深刻的战备教育。作为祖国安全的捍卫者，永远不可淡忘根本职责。越是太平盛世越要常备不懈，为了保卫人民的安全与和平劳动，必须随时准备付出鲜血和生命。（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7期，全文约5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