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作者如此敝帚自珍，毋宁显现的是忠实于史料的严谨态度，因为在当时日本，关于毛泽东的道听途说并不少。另一方面，竹内好开创了结合日本的社会现实评价毛泽东的学术风尚。细读这篇评传最后第七、八节，竹内好以篇幅不多的文字，言简意赅描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纯粹毛泽东”或“原始毛泽东”形象。
竹内实先生回国后，与来往较多、眼下在大阪教书的中国青年学者刘燕子等人商谈多次，选目屡经斟酌和改动，最终确定由刘燕子和另两位在日中国人蒋海波、刘全胜，分别选译竹内好、中西功和新岛淳良三位日本学者的论著，再由我统一编校，作为《毛泽东的诗词、生涯与思想》一书的姊妹卷，文集名定为“日本人心中的毛泽东”。
选译这本《日本人心中的毛泽东》，初衷主要是向中国研究者与读者介绍，除竹内实之外日本研究毛泽东的代表性论著。而所谓代表性，受丛书卷数的限制，因此只能选译几位曾影响较大、不可遗漏的学者的论著，在反映日本研究毛泽东的宽度的同时，也应力求显现他们理解和剖析毛泽东的深度。文集中选译的竹内好、中西功和新岛淳良三位的著作，大体上可说是符合这种要求的。
首先是竹内好，前些年由于国内几位译介者的努力，其名字和论著已渐为中国学术界熟知。竹内实先生坚持认为《日本人心中的毛泽东》不该漏选竹内好的《毛泽东评传》，主要着眼于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最早，也是最热情、客观介绍毛泽东的文字，其既有筚路蓝缕的难处，也有开创战后日本毛泽东研究之功。但据译者蒋海波的印象，竹内好这篇评传的态度似乎“不太诚实”，因为其内容“基本上是斯诺《西行漫记》中《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诞生》的摘录，并抄录了不少原文”，而竹内好对此绝口不提，却始终对这篇论文情有独钟，称其为自己的“代表性论文”。
实际上，作者如此敝帚自珍，毋宁显现的是忠实于史料的严谨态度，因为在当时日本，关于毛泽东的道听途说并不少。另一方面，竹内好开创了结合日本的社会现实评价毛泽东的学术风尚。细读这篇评传最后第七、八节，竹内好以篇幅不多的文字，言简意赅描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纯粹毛泽东”或“原始毛泽东”形象。他认为，这一毛泽东的形象形成于井冈山时代，即“当他的一切内外生活都归结为无的时候，他已没有了再可失去的东西时，可能的一切成了他所有的时候，这个思想的原型创造出来了。至此为止，一切的外在知识、经验，从离心力变成了向心力，凝聚在他的身上。因此，原来是党的一部分的他，变成了党本身。党不再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而成了全部。世界的形式变了，也就是说毛泽东改变了形式。主观与客观合为一体，从这里开始了新的分化。毛泽东再生了。在此以前，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他合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成了同义词。他本身成了创造的本元。这就是纯粹毛泽东，或者是原始毛泽东。”对这种日本式的语言表达，也许中国人不怎么习惯，但在短短的一篇评传里就把毛泽东思想本源追溯到这一地步，不能不让人佩服作者竹内好深刻与独到的眼力。如果知道竹内实曾与竹内好在东京同一个研究所共事过，还因对毛泽东《矛盾论》的不同理解发生过争论，就像中国所谓“小王”和“老王”拌嘴吵架似的，而竹内实到老年仍念念不忘竹内好当年对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带动，则其决非只是对前辈敬重或谦恭，而是真诚钦佩他的真知灼见。
日本学术界至今并不将竹内好归为毛泽东研究者，而称其为社会批评家或评论家，但毕竟属于学者身份。与之相比，中西功和新岛淳良两位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色彩更为强烈。参与社会活动或者革命又谈论甚至批评毛泽东，这似乎映衬出日本毛泽东研究与欧美区别的另一种特色。这自然并不是说，日本完全没有像欧美那种学院派式的毛泽东研究，而日本学者却又常被中国学界视为理论意识远不如欧美学者那么突出，为此，日本毛泽东研究总被说成欠缺深度。如今事过境迁，东方文化圈对西方理论意识过分迷信的风气有些淡化了，不少人已开始怀疑，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情结是否也有走火入魔式的偏颇？如此，再回头反观中西功和新岛淳良，他们身兼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与毛泽东研究者身份于一身，倒给人以生动鲜活甚至传奇色彩的印象。究其实，与枯燥和单调相比较，生动鲜活甚至传奇色彩不也意味着一种深刻么？正如学界常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信哉斯言。
中西功传奇色彩之深刻，在于他曾是老日本共产党人，不仅以中国革命为己任，亲赴中国红军占据的中央苏区，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向中共和八路军传递太平洋战争之类的情报，曾被日本战时政府判过死刑。像这样由衷地热情欢呼过新中国成立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到“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却在日本一片随声附和的声浪中，同竹内实等少数派一样，鹤立鸡群地反对起“毛泽东思想”来。如本文集选译的《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一书，中西功不仅认为“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出现了混乱与危机，而且致力于寻觅形成如此混乱与危机的历史根源。他通过回忆自己了解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历程，认为毛泽东并没有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时转换思想习惯，仍旧信奉与推崇曾在革命战争年代获得过巨大成功的那种“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与“军事组织”的思维方式，用以指导和左右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进程，其实质只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中西功在书中似乎没有创新出什么“概念”或“理论”，但他的如此结论与欧美学者相比，其尖锐、深刻称得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中西功亲身参加中国革命的经历与感受，似乎比西方的抽象理论更实用，如今看来也更具生命力。
至于新岛淳良，虽然也与中西功一样持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却是从相反的角度着眼的。读其《我的毛泽东》，会觉得新岛是一个单纯、真诚得近乎可爱甚至有点可怜的日本人，尽管大约不会有中国人同意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与办法。新岛淳良参与过的“山岸会”，与日本曾有的“新村”等组织一样，成员们深信人类本性善良，痛恨阶级社会的以权谋私与贪得无厌，从而反对政府强权，主张人人奉献全部资产并共同生产，倡导平均主义生活方式。显然，如此观念与设计，其动机可贵，但实行很难。关键是新岛们不仅限于小组织的自满自足，他曾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旨、尝试巴黎公社式领导等获得过灵感，仿佛看到了希望。因此，当他后来逐渐看到“文化大革命”并非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发展，比如“上海公社”半途而废，不得不重新恢复政府权威时，便转而对毛泽东失去了信心，站到了批评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毋庸讳言，新岛书中的议论大都是感受、即兴的表达，很少归纳、抽象或升华到理论的层次，但他对后来退出山岸会的反思，不也可以视为一种对毛泽东的空想与诗人气质的忏悔么？这种出自灵魂深处的自责并未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但其上下求索而未果的焦虑，也许正象征着中外毛泽东思想信奉者或研究者的韧性精神。这种精神比那种看似精辟实则简单、草率的正反结论，更能给人以启示，引人以向上。这也是中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永不枯竭、深追不弃的动力之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