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把这些改革称作民主的改革　　

　　斯拉文：您如何评价叶利钦改革的民主性?

　　戈尔巴乔夫：我不能把这些改革称作民主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所有制关系改变了，政治制度改变了。但是，这些进程不具有民主性。

　　斯拉文：为什么?

　　戈尔巴乔夫：因为通过这些改革，只有10~15%的人得到了好处。其余的人都遭受了损失，不少人还失去了财产和权利。我们在改革时期说过：必须消除人与财产分离的现象。这一点做到了吗?我们说过要进行自由选举，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使人民能够参与并影响政治决策。这些根本没有做到。不仅如此，宪法还赋予了叶利钦绝对的权力。再来看看报刊，没有自由的报刊，也没有自由的电视。既然刑事犯罪和贪污腐败到处猖獗，既然官僚机构成了为所欲为的衙门，又怎么能说我们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呢?我们曾说，苏联的官僚主义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而现在，俄罗斯的官僚主义者要比苏联多。

　　斯拉文：首先，炮轰俄罗斯议会和车臣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顺便问一下，1993年十月事件发生时您在哪里，在做什么?

　　戈尔巴乔夫：当时我正在意大利。得知此事后，我中断了访问，因为不能在那里再呆下去了。我当即致信克里姆林宫：停止屠杀，撤走军队。有些人真行，您猜得出我指的是谁，他们写了一封又一封呼吁书，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在面临许许多多的人的生死问题的关头，他们突然没了下文。他们躲在一边袖手旁观。实际上，1日以前一切已基本恢复正常，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4日发生了当着全体人民的面炮轰议会的事件?

　　斯拉文：我不明白"恢复正常"是怎么回事?

　　戈尔巴乔夫：就是恢复秩序，一切都得到控制。无论怎样也没有必要炮轰议会。这是俄罗斯千年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而它在那个晴朗的早上遭受炮轰也同样是头一回。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那些好看热闹的莫斯科人竟站在一旁观看炮轰。我坚决反对这一炮轰议会的行径。

　　斯拉文：所以，您认为叶利钦是想给反对派一个教训?

　　戈尔巴乔夫：是想镇压他们。您知道死了多少人吗?谁也不知道。

　　斯拉文：有人说大概有400人。

　　戈尔巴乔夫：是这个数字的4倍。

　　此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进行了选举，并通过全民公决推出了宪法草案。后来又对叛乱者实行大赦，却停止了对1993年事件的调查。只要我们还是这样通过国家的急剧变革来发展，我们就不会是一个民主国家。

　　斯拉文：不过，人们常常把您与他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不是相提并论，是区别而论，我与他毫无共同之处。 　　

改革的教训和错误　　

　　斯拉文：那么，您现在是如何看待改革的?这场改革对今天来说有哪些主要教训?

　　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当代的最重要的教训在于，不能指望通过飞跃或剧变获得成功。当然，我们头脑中产生这种指望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一直习惯于自我发泄、自我保护、自我激励。为了民族大计而在许多方面放弃或限制自我。人们今后还会如此，这是他们的优点……不过，还是不要指望所有问题可以一下子得到解决。不要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斯拉文：但有时客观情况会迫使人民起来反抗。现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很困难。最终他们不免会对叶利钦的改革做出强烈反应。

　　戈尔巴乔夫：当然，也许会采取革命行动，我不排除这种可能。

　　斯拉文：用列宁的话说，事实证明，"上层"已经明显腐烂。

　　戈尔巴乔夫：说得对，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腐烂。不过，最好还是沿着宪法的轨道前进。我个人赞成这样做。国家也应如此。我们经历过那么多次战争、国内冲突、民族分裂、工业化、劳改营的磨难，死了那么多人，该停止了。

　　斯拉文：您认为那些年改革的主要错误是什么?从今天的观点看，在那场改革中本可以有哪些改变?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我们没有利用人民群众的巨大的支持。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政权得到过如此巨大的支持。然而，我们从1990年春天开始逐渐失去这一支持。我们也没有利用解决市场问题的时机。人民一直在等待，可我们却没能抛弃陈旧的观点，把资金——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都花费到那些已经过时的大项目上。应当使人们的需求、收入与市场保持平衡，让一部分国防工业企业生产优质民用品。这样的话，人民就会理解叶利钦以及激进民主派的做法，也就不会发生叛乱了。可是当时人们认为：也许叛乱分子是对的，也许他们想使国家保持现状而不致变得更差。但没过多久他们就明白了，这不是他们要走的路。

　　（摘自《尚未结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