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知名网站键入“傅高义”，马上就显示有33.8万条相关词条。日前，这位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日本第一》的哈佛大学退休教授，受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作报告。

　　“傅先生”的英文名为Ezra F.Vogel。作为精通中文、日文的日本和中国问题学者，他到了中国更愿用其中文名字，而到了日本研究所，自然以他“最得意之作”作为第下个话题：

　　为什么写《日本第一》？

　　傅先生195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是《美国家庭情况》。他说，当我快完成博士论文时，有位教授建议，“为了真正了解美国社会，你需要到外国去，了解外国的社会，做比较研究。不跟外国作比较怎么能写好自己的国家？”于是，教授为他申请到了去国外学习的奖学金，并为他找了一个比较现代化但有着不同于美国文化的国家。就这样，他到了日本，并在那学习了两年。他第一年以学日语为主，第二年集中作家庭调查。他去了一个小学，请学校给他介绍六个家庭，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走访这六个家庭。这六个家庭都对他非常好，“不是那种客客气气的‘好’，而是很真诚的好，从上世纪50年代末认识他们至今，我们一直是朋友，而且彼此的孩子、孙子也交了朋友”。

　　当时日本人很穷，但傅先生觉得他们很有人情味，容易做朋友，“我们不谈政治，主要就是同日本人做朋友”。傅高义特别强调说，美国人看日本人就是通过这种日常接触，而中国人看日本人则是通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非常残酷的“接触”。所以美国人与中国人在看日本人时是很不一样的。

　　谈到为什么要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日本第一》？他一语道破：“为了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当时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这么大成绩。”接着，傅先生举了例子，如，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很快；等等。他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从该书原文版的书名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也可看出，作者赞扬战后日本发展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其吸取“对美国的启示”，让“美国人一看书名吓一跳，认真去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让那些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的美国人警醒，亚洲文化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傅先生的这种研究视角给了我们一重要启示：在看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不应当只看它已取得的成果，更应看人民大众是如何参与和享受这个发展过程的。

　　傅先生的《日本第一》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在日本几乎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外国人写的畅销书，他诙谐地说，“我在日本‘出了风头’”。其实，在美国也有许多企业领导人让下属读这本书，要大家注意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很快。“不过，赖肖尔对我说‘日本人读了你的书会变骄傲。’”

　　在笔者看来，不管傅先生写《日本第一》是否在客观上起到了忽悠日本人的作用，日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确实变得洋洋得意，变得十分骄傲，日本财界的一些人借着日元升值势头狂妄地声称“要把美国买下来！”而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度过了“失去的二十年”。

　　但是，傅先生对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虽然他也认为日本亟须改革，但日本经济发展的水平、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会比美国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或改进，但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因为这种制度能给员工一种安定感和进取心。傅先生认为中国也需学习日本，特别是学习它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不要“学美国不好的地方”。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

　　早在1985年，笔者曾三次受邀去傅先生家里访问，每次去，他都会让自己的中国学生到中国餐馆去买吃的招待大家。当时我曾经问他：“什么时候您或许会写一本‘中国第一’？”当时他哈哈大笑，开玩笑说：“那得等我的孙子来写了。”

　　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GDP世界第二的今天，笔者在傅先生此次来访并作讲演的场合，再次问他是否有意写一本“中国第一”。他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也谈了中国在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却有意回避是否写“中国第一”的话题。这是出于他那种“更加重视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结果”的研究态度，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表现不够“第一”？还是出于他吸取《日本第一》可能在客观上和一定程度上已经忽悠了日本，从而产生不想再来忽悠中国的想法？笔者不得而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