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 

读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感到非常亲切。不仅因为他写的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而且因为他揭示了这个时代形成的过程及其本质。他的这本书不仅使外国人，而且也使身在其中的中国人识得“庐山真面目”，获得清醒、自觉的认识。读罢此书，中国的读者也不由得感叹：啊，原来我们的路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本人来说，感到特别亲切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曾与闻其事。我和我的同事写的两本书有幸引起傅教授的注意；傅教授为写此书作准备，曾于2005年10月邀请我们赴哈佛大学进行了半个来月比较深入的研讨；2009年6月我趁《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出版之机，首次向中国读者通告了傅高义“正在撰写《邓小平的时代》”的信息；此书中文本译出以后，我们又作为第一读者先睹为快。他对人物传记写作的理念和做法，同我们有许多相通与一致之处，更有不少胜人一筹的高明的地方。从书里书外，我向他学到很多。

我以为傅教授的《邓小平时代》有三个突出的好处。

第一，立意高远，纵横比较。

傅教授在退休以后，集中精力研究自1978以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目的非常明确，立意十分高远。他是要帮助外国人，首先是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好地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以便作好准备，同中国友好相处，合作共赢。他认为，“要想了解今日之中国，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历史，特别是自1978年邓小平开始领导造就了当下中国的一系列进程之后的历史。”这种对中国友好，对美国负责的态度，这种对世界发展的远见卓识，是令人钦佩的。正如他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使美国人认识未来发展的趋势，作好了应对的准备，他的这部《邓小平时代》也将使世界和美国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正确认识中国，看到中国的发展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有助于美国和世界各国确定同中国相处的合适的战略、策略，有助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向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傅教授做了一件大好事。

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作者毫不掩饰对邓小平的钦佩和崇敬，他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分析，通过日本、欧美发展历史同中国在新道路上开拓前进的发展历程进行对比，通过中国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同邓小平的对比，对邓小平的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①]邓小平的贡献为“世界第一”！这种评价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通过高点俯瞰、多角度审视并进行纵横比较作出的，显示了作者视野的开阔和目光的深邃。

第二，结构匀称，分析精细。

傅教授此书写的是邓小平的传记，却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全传、正传。作者是要写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写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从而历史具体地认识和理解步入新时期的中国。从这个主题、以这条主线来衡量，《邓小平时代》这部书结构匀称，剪裁得宜，重点突出而又顾及全面。在繁简、详略、取舍之间，尽显作者独运的匠心。全书23章，以“开创邓小平时代”六章（第7-12章）、“邓小平时代”七章（第13-19章）、“邓小平时代的挑战”三章（20-22）共十六章三分之二强的篇幅，全面深刻地进行叙述和分析。全书以“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简述邓小平的一生经历和“邓小平时代”的背景；以“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一章略叙邓小平作为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自1904年至1969年的历程，作为“邓小平时代”的远铺垫；以“曲折的登顶之路”一章叙述邓小平1969年至1977年间起伏跌宕的两次起落，作为“邓小平时代”的近铺垫。通过导言和前两章，使读者了解邓小平的全人，从而理解“开创邓小平时代”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是邓小平性格与才华铸就的人生轨迹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自然的延伸，而由此开始的“邓小平时代”使他登上了作为世纪伟人的辉煌顶点。最后一篇“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在全书翔实叙述和精辟分析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对邓小平及其时代作出历史评价：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实现了中国的根本转型。这是过去一百五十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是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②]在这里，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同“中国大陆版序”中对邓小平世界影响的评价，相互呼应、相互生发，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

同全书结构的宏观把握值得称道一样，傅教授在对人物具体分析的细致绵密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传记是写人的。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刻划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③]孔夫子说过，观察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④]《邓小平时代》刻划邓小平，不仅写邓小平做什么、怎样做，而且写出他活动的环境，分析他的思考和心态，联系相关的人和事，写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作出应对时是怎么考虑的。这样刻划出来的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读者不仅看到人物的言行，而且可以触摸到人物的内心。第五章写邓小平婉拒毛泽东要他为“文革”作结论，不单写了邓怎样找托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且分析了邓小平为什么婉拒为“文革”作结论的深层思考。傅书指出，“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第155页）“尽管邓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时，他在1975年与毛泽东划清界限、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第155页）在这里，傅高义还分析了毛邓“都划出了自己的底线”的情况下，两人态度的互动。讲毛泽东为何仍然有所节制（第155-156），为何“仍然不想开足马力批邓”（第156页）；讲即使在撤了邓小平的职、准备公开批邓后，毛泽东为何“对批邓仍是有节制的”（第168页），“没有完全抛弃邓小平”（第169页）；到《人民日报》1976年3月21日社论号召深入批邓时，毛泽东仍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然而，“邓小平没有任何软化立场的表示”。（第170页）这样具体精细而富有动态的人物描写和分析，发人之未发，在傅书中比比皆是。这大约是该书发人深思的原因。

对于围绕邓小平活动的众多人物，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对立面，作者也都不惜笔墨。在这部书里，傅教授写了一大批同邓小平一起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从周恩来、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宋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到胡耀邦、华国锋、江泽民、李鹏、汪东兴等等领导人，对所有出场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身世、经历、业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和矛盾冲突，都加以很有见地的评述，还尽可能地写出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性格特征。这同样是该书引人入胜的地方。

第三，既转益多师，广征博采，又独立思考，新见迭出。

傅教授是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的。他在着手准备撰写《邓小平时代》的时候，已经是知名的东亚问题专家了。可贵的是，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为搜集材料，了解情况，遍访各种知情人。他在前言中用十多页的篇幅记录下他访问的各种人士和他阅读的主要文献，从中可见用力之勤，功夫之深。他的人脉很广，是一般学者所无法企及的。

可贵的是，作者对史料不仅广征博采，而且注意鉴别、梳理，使之系统、全面，在叙述事实的背景和经过时，把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是非曲直，讲得有根有攀，清清楚楚。第九章谈中越关系的演变，第十章写邓小平在日本一路观光、访问，都是很见功力的好例子。

更重要的是他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同时又有历史滤膜般的头脑，能够从纷繁复杂以至互相矛盾的材料中跳出来，形成自己新颖独到的见解。真可说是应了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对作品的要求：“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成书之后，他又广泛征求意见，尽可能避免缺失、偏颇与不妥不当，他的严谨的学风，着实令人感佩。

在研讨过程中，我从傅教授提出的问题就感受到他的睿智和深思。他不放过细节，更注重要害和关节点。他特别注重领导人之间关系变化及其影响。例如：毛泽东逝世前和逝世后，邓小平的思想和言行有什么变化？邓小平这样有本事，1975年整顿为何中断？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何时居于党中央领导地位？原来同胡乔木合作的一个人，后来为什么到处说胡乔木的坏话？[⑤]对思索的问题，他都研究得比较透彻，在书中力求作出恰如其分的叙述和评论。如关于毛逝世前后邓的变化问题，在第九章邓与毛、周外交风格比较中，我们就看到了傅教授独到的分析，充分的阐述。（第265-266页）

我曾写过几本关于历史转折时期的书，但从傅教授的书中还是看到了不少前所未闻的史实。如：1973年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傅高义是其中惟一的一位社会科学家）访问过北大后作出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第143页）1974年邓小平接见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时，同意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存在严重问题的看法。（第145页）还有，1975年12月初，邓小平与美国总统福特第一次会谈时讲《三国演义》中曹操、吕布故事来劝诫美国对苏联让步有太多的危险；（第156页）当时邓小平虽已受批判，但“美方一直无人察觉”，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乔治 · 布什甚至感到邓为他举行的告别午宴“气氛轻松愉快”。（第160页）还有，1978年5月，华国锋访问朝鲜回国时将在东北停留，海军司令员为欢迎华国锋的到来，准备在大连举行一次有120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邓小平获悉后利用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取消了这次检阅。（第230页）如此等等，可见《邓小平时代》确实披露了不少新材料。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本事是对史实进行概括和提炼。傅教授书中的许多观点，独到，新颖，令人瞩目。

例如，第七章写在邓小平、华国锋出国访问带动下，1978年“这一年里有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由此，邓小平在年底总结说：去国外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承认自己落后，才知道需要加以改变。作者概括出国考察的历史作用：“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第220页）

再如，对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政治态势的分析：“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手中仍握有大权，他能收紧缰绳，能撤掉邓小平或让他受批判。然而，毛已经没有精力或势力去控制他手下干部的思想了。从短期看，邓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1975年底对自己所支持的事业拒不认错，使他在1977年复出时拥有了一个牢固的起点。”（第162页）对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形势的分析：“毛主席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第163页）

三如，关于对外开放政策始于何时的问题，傅书指出：“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不少做法始于1977年华国锋领导时期，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华国锋和邓小平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第194页）当然，我们还可以把对外开放政策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批准、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支持的“四三方案”。

四如，对“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争论的评论：“双方的争论暴露和加剧了华国锋支持者和邓小平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前者担心正统思想松动的后果，后者则要竭力摆脱顽固僵化的教条。辩论使用的是意识形态语言，其热情却是源于政治背景。”（第215页）并指出，在此后几个月里，“日益成为双方的一场政治斗争”，“摊牌似乎无可避免”。（第216页）对现象与本质、学术与政治的关联看得很透彻，分析得很深刻。同我们对这场争论的分析是一致的。我们在《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述略》一文中写道：“华国锋用‘两个凡是’来抵制、拖延这两个问题（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复出）的解决，这就违背了党心、军心、民心。就这样，‘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对立，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斗争的一个焦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的轩然大波，激起了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于是，政治方向和领导权力的分歧，通过哲学层面上的论争而充分表现，谱写出了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它的最大的影响，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⑥]

在众多新观点中，认为邓小平“是总经理而不是总设计师”这一观点，在中国读者中引起的震动最为强烈。傅教授的书中写道：“我认为，邓小平也不是手持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第641页）总设计师也好，总经理也好，都是一种比喻，而如列宁所说，比喻总是跛足的。我以为说邓小平是“总经理”是不错的，傅教授书中讲了邓小平在这方面的业绩，论证也是有力量的。但我以为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也是可以的。他首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接着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开创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和途径。经过探讨，他又逐步明确规定了达到人均国民收入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的目标，设计了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这些都是对中国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设计。邓小平确实堪称中国道路的总设计师。我以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进行，两说以至多说，只要不是对立的，不是相互排斥的，就可以并存；不必为肯定一说而非否定另一说。可以用“是……也是……”的格式，不一定用“是……不是……”的格式。事实上，傅教授书中有一处就说邓小平“更像一个总司令”（第371页）。

傅高义教授的书，在材料与观点的统一上，还有一个令人赞赏之处，是夹叙夹议运用得很好。由于作者对于这段历史，对活动其间的人物，对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透彻的研究，独到的见解，因此，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在书中可以说运用得炉火纯青，发挥得淋漓尽致。叙述与议论浑成一体，作者的观点自然而然地沁人肺腑。全书中“邓小平时代的挑战”当是最为读者关注的一篇。作者对事件的经过，形成的原因，中外各种势力的反应，主事者的应对处置及各色人等的活动，在夹叙夹议中将事实的真相以及如何认识和评价，扼要而具体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是相当全面、客观和有说服力的。

在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邓小平时代》在通俗化、大众化方面的努力。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的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感到“自己对教育美国公众有着特殊的责任”。他自觉地担负起“为公众撰文著书之责”。他告诉我，他的书是写给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老百姓看的。在他的书里，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刻划，如行云流水，论断和观点的表述，也明白晓畅。在通俗化、大众化方面，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傅高义教授的认识和做法，同我们的“让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公众共享”的理念和写作《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的实践是一致的。

由于此书涉及的人和事繁多、复杂，书中记叙难免在时间、地点、细节上有出入。造成这些出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出入是由于权威部门提供的史料或对史实的解释存在问题，并非作者的误读或误判。我们有责任向傅教授提供材料作出说明。《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1期选载的第四、五两章，叙述1975、1976两年历史，其中存在若干差错，大体有三种情况，现举一些例子来说一下。

一、有些重要史实讲错了。

毛泽东对电影《创业》批示是不是看过电影后作出的？

傅书第142页说：“毛泽东看了电影，心情不错。他因口齿不清，便写了几行潦草的大字”。这一说法是不对的。为毛主席做手术的唐由之医师告诉我们：用金针拨障术为毛主席左眼白内障做手术是1975年7月23日，毛主席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是25日。手术后第二天，把蒙着的纱布取下，毛主席重见光明，很高兴，即看文件，眼睛痛，赶快又蒙上，怎么可能允许他看电影呢？批示是毛主席听身边工作人员念张天民的信以后作出的。毛主席请我们看电影是后来的事，看的电影是《战火中的青春》。事实的这个出入源自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对《创业》批示所加的题注。后来，该书编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予以改正。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是不是胡乔木加进去的？

傅书第139页说，毛泽东的怒火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是胡乔木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最后一稿加进去的。”事实并非如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胡耀邦主持起草后于1975年8月17日上报稿的第三部分“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中就引用了。胡耀邦的根据是，在1973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出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用黑体字印刷；在《毛主席论科学技术》这类内部资料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也用黑体字排印。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不是在西山叶剑英家中召开的？

傅书第183页说：“叶剑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开了一次没有‘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此说不确。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在玉泉山9号楼叶的住地召开的。当时叶的家也不是在西山。西山有军委的疗养地，西山15号楼是叶剑英的住地。后来，王洪文住到15号楼旁边的25号楼监视叶，叶就搬到玉泉山9号楼。叶的家是在北京城内后海边上的小翔凤5号。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持人是华国锋，可以说华、叶召开政治局会议，只说叶召开政治局会议不很确切。

二、引用毛泽东、邓小平讲话有些地方不准确，有些重要文献的标题、指称错了。

《文艺界的小百花齐放》一节第二段引用毛泽东1975年7月初同邓小平谈话中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四句话48个字，错了六处。（第140页）把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说成是“毛的信”。（第142页）把邓小平在政研室负责人会议上念过《创业》批示后讲的话（“文化部太粗暴……”）说成是“毛在信中说”。（第142页）

在《文艺界的小百花齐放》一节中，把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进了“工作”二字，成为《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42 页）。在《政治研究室》一节中把1962至1963年钓鱼台写作班子起草的九篇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简称“九评”），说成“九评苏共的著名公开信”。（第130页）

这些差错，恐怕是译者不仔细造成的。

三、有些史实没有讲清楚，具体时间、细节有出入。

关于1975年铁路整顿前后有关史实，有些说得不够准确、不够清楚。

傅书第111页至119页讲铁路整顿及徐州经验的推广，多有误差。说派头头顾炳华担任徐州铁路分局局长，不确，他是徐州市物资局技术员；说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是“会议结束后”“出台”，也不准确，应是3月5日会议结束这一天下发；说“万里得到支持从铁路转向对江苏全省进行整顿”云云，也不确，应是江苏省委。写得有些乱的是关于3月25日邓小平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事实是：徐州铁路整顿见效后，邓小平立即抓住徐州这个典型，以点带面，推动整个铁路的整顿和工交系统的整顿。3月22日，万里回到北京。25日，邓小平即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对解决徐州铁路问题的汇报，检查工交系统传达贯彻9号文件的情况。万里汇报时，邓小平随时插话，对铁路和各方面的整顿作出指示。傅书三次提到3月25日这次会议，用了三个不同的名称：国务院的全体干部大会（第116页）、国务院会议（第118页）、5月份的国务院座谈会（第119页）。5月份开的会同3月25日这次会议是两回事。5月份会议的名称是“钢铁工业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有两次讲话，一次是5月21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一次是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傅书在这里引用的邓小平说“铁路一通，就会暴露出……各行各业的问题，……下一步的中心要解决钢的问题”那段话，是在3月25日会上讲的，不是在5月钢铁座谈会上讲的。接着引用的关于“老虎屁股都得摸”（第119页第3段）等话，是邓小平5月19日上午中央军委第13次常委会议上听取张爱萍汇报时说的。5月21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也讲了相似的话。中间有一句“闹派性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是5月21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上邓小平讲到铁路整顿的经验时与张春桥对驳时说的。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公安部负责同志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时追述了1975年5月21日会上的对驳。[⑦]第119页第4段说的5月29日钢铁工业会议，与同页第2段说的5月份国务院座谈会，是同一个会议，即钢铁工业座谈会。从3月至5月，三个月，从铁路整顿到钢铁整顿，开的几次会傅书说得不是很清楚。

事实说得不够清楚甚至有混淆的地方还有一些。如第135页把《科学院汇报提纲》同《工业二十条》相混了；第137页讲到的《十年科学规划》又同《科学院汇报提纲》混为一谈了。书中所说8月11日完成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即后来统称《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最初稿，同《十年科学规划》不是一回事。说“新规划的第一稿于8月11日完成”欠准确。“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只是8月11日完成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的第五部分。还有，第139页，讲到恢复哲学社会科学部时，把它同粉碎“四人帮”后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搞混了。

类似时间、细节没有讲清楚讲准确的地方还有一些。

傅书说，1975年革委会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正规的政府机构。（第页）不是一些地方，应是在全国所有省、市、区（除台湾省外）。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同时宣布成立，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委会已经成为地方最高权力机构。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通过修改的《宪法》把革委会写入。1979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将革委会改为人民政府。

傅书说：“1975年5月5日，毛泽东主持了他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第128页）准确地说应是：“毛泽东1975年5月3日深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 时间应为5月3日。

傅书《政治研究室》一节说：“1月组成的小理论班子在7月扩充为政治研究室”。（第129页）事实上1月只是酝酿而并没有组成。应是“1月拟组织的写作班子在7月正式成立了。”说它“1976年”，因为对三株大毒草的炮制发挥了作用而受到批判。（第131页）时间应是“1975年。

傅书在《中国科学院》一节第1段说：“邓小平、华国锋派出胡耀邦、李昌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负责人”，（第135页）少说了一个王光伟。又说：“9月26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了……”（第137页）应是“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向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会议汇报”，汇报的内容除工作进展外还有“拟定的文件，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关于科学院汇报提纲的修改，傅书说：“胡乔木在8月26日给起草人写了一份有关邓小平的意见的说明，然后监督了修订工作”。实际并无“写说明”其事，也不是“监督修订”。事实是：邓小平看过8月17日的《科学院汇报提纲》稿后，不很满意。于8月26日找胡乔木商谈修改问题。邓小平说：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邓小平要乔木同耀邦等一起议论一下，并要乔木亲自动手修改。胡乔木即约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商量修改方案。他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谈了自己的三点设想。商量后胡乔木即亲自动手，于9月2日改好。9月3日面交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比较满意，并说：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汇报，讨论《汇报提纲》。

还有，如：毛泽东斥责江青在大寨胡闹，讲《水浒》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等是“放屁，文不对题”，并不是傅书所说“唐闻生把江青讲话稿交给毛泽东过目时”（第147页），而是在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向毛汇报江青的大寨讲话后。芦荻记下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日期是8月13日而不是傅书所说的8月14日（第146页）；“伍豪事件”发生在1932年而非傅书所写1931年（第147页）；江青阻挠周扬参加的是国庆招待会而不是傅书所说“国庆庆典”（第141页）；说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是“包括注释在内的16卷《鲁迅全集》”（第143页）也没有说到点子上，应是“包括书信、日记在内的加了注释的16卷《鲁迅全集》；周荣鑫“文革”期间曾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傅书第144页说他“过去与周恩来没有什么关系”是不对的。

此外，还有若干重要史实的遗漏。如：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12月2日下午，毛泽东、邓小平同福特会谈，达成中国和美国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君子协定”。第二天，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确认履行“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在1976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重要史实是应该写上的。

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存在一些瑕疵是难免的，也是不难修正的。至于有些看法难以认同，如对毛泽东时代的概括评价（第245页），无妨存异。

说明：本文以《一部杰作和它的瑕疵》为题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15日。该报编者加了小标题，文字稍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