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后，国外学界给予了密切关注，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在关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原因和目的、作用、意义，以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研究。
一、原因和目的
关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原因，国外学界多是从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贫富差距以及环境污染等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角度来分析的。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从中国社会分化、失衡的角度来分析，认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不仅表明“胡锦涛（和温家宝总理）重视当今中国社会分化过程中日益扩大和严重的差距，而且反映出他们认识到内陆地区对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日益加剧的不满”。［1］
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海克·霍尔比格从国际国内的视角来分析，认为从国际来看，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社会和生态方面，是适应国际的“可持续”发展语言，从而回应中国发展模式长期遭到的批评。从国内来看，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中共要制定和实施战略来解决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日益加剧等问题。通过“五个统筹”，中国会积极进行社会经济的再分配，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解决基于政绩的合法性的公开危机。［2］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郭苏建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分析，认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已认识到以往高消耗、高投入、高速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并积极解决因此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3］
美国银行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外国人要理解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就必须把握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收入不平衡、环境污染、发展难以持续以及政治改革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统领一切的指导原则。［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政策主导的社会和生态平衡还不能使单纯的增长渴望得到趋缓的话，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创造的繁荣就会逐渐失去。这清楚地体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以及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5］
国外学者对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目的的分析也都是指向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是减少区域和社会不平等，消除环境污染，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提出‘科学发展观’目的还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一个投资主导的方式转变为一个更多地由消费主导的，能够确保更公平地获取财富的方式，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6］“与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财富及消费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不同，和谐社会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社会公正的、安全的社会，一个社会与政治和睦的社会。”［7］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目的在于重构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帮助共产党成为一个平衡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同面向的执政党，这包括平衡经济成长与资源公平分配以改进人民的生活、平衡城市与农村成长、平衡沿海与内陆经济成长以及平衡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8］
二、地位和关系
关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与之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国外学者较为关注的。
（一）“一脉相承论”还是“重新阐释论”
1.“一脉相承论”
“一脉相承论”肯定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连续性。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外国的‘中国观察家’经常过于强调或夸大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差异，往往拼命找出领导人的不同提法，由此做出这样那样的推论。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即中国已经经历了快速发展，在不同阶段上有不同需求。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思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使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赢得了国家的独立；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则极大地振兴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而现在胡锦涛则要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调整、优化发展、持续推进。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他还以中国一位高层领导人所做的比喻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邓小平以前有的只是一条满布石块与泥泞的羊肠小道，人们甚至没有想过需要修一条路。邓小平改变了人们对路的看法，他努力挖开了一条泥路；江泽民把这条泥路铺成了公路，有些人甚至一开始仍然不相信这条路会有什么用；现在胡锦涛把这条公路建成了高速路，并且美化了路周围的环境。”由此，库恩得出结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其一，它的方法论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历史条件，因此是‘科学的’；其二，它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一个生活富足、没有阶级甚或没有国家的社会”。［4］（pp.143~144）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也持这一观点，他主张，“我们不应该夸大两届政府之间的差异，因为其中一些反映了不同的领导风格，而另一些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烙印”。比如，胡锦涛和温家宝曾在中国内陆地区有长期的生活经历，因而他们对地区发展不平衡、人民收入不均有着深刻体会，所以在他们任期内的政策也会反映这种生活背景。事实上，江泽民和朱镕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越来越重视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均问题，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当前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总体稳定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奠定了今天发展的基础”。［9］
在美国密歇根州大峡谷州立大学助理教授约瑟夫·格利高里·迈哈内看来，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这两种观念的意图是“解决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同时又以一种响应准经典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方式坚持‘小康’社会的进步性质。除了对可持续性的新强调外，科学发展概念实际上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的新阐述。进一步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解放后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因此，和谐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内所包含的一个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因此，很容易看出胡锦涛的措辞与列宁是多么地相似”。［10］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辛迪·范与约瑟夫·格利高里·迈哈内的看法极为相似，他认为，虽然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但有其历史渊源。邓小平在理论上虽然重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也强调缩小贫富差距。江泽民在任内后期也已经开始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并实施计划以试图改善这种状况。因此，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江泽民时代思想的继承。［11］
2.“重新阐释论”
“重新阐释论”认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变化所进行的新的阐释和创新。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迪克森是这一论点的代表。他在多篇文章中都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三个代表”思想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其主要关注的是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的精英阶层。胡锦涛和温家宝则努力树立平民形象，他们逐渐关注“三个代表”的第三点，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转向的原因在于：第一，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主要政治生涯都在中国比较贫困的省份中度过，因而对一些地区为何发展持续落后有着更深入的理解。第二，作为政权继承战略的一部分，胡锦涛和温家宝需要使自己有别于江泽民，但在中国政治的大传统下，胡锦涛和温家宝不会抛弃“三个代表”思想，但会对其进行重新阐释。［12］
海克·霍尔比格认为当时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意识形态困境：既不能公开地反对以前的思想遗产，又不能任由各种异议继续发展。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他们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为了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三个代表”思想从2002年到现在仍然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之中，官方媒体也一再强调“三个代表”思想的创新和科学性质。另一方面，他们用平民主义对以前的“精英主义”思想进行了微妙的再阐释。一是把重点从“第一个代表”转向“第三个代表”。二是把“三个代表”转变为“三个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3］三是把“三个代表”思想解释为“建设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2］
还有一些学者也认同这一论断，如郑永年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领导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既承继邓（小平）江（泽民），又有自身特色的新政策话语，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社会正义与和谐社会等成了这个新政策话语的主要概念”。［14］他还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新潮，“说它是新潮，是因为它不是对旧式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1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两个核心因素“以人为本”和“综合发展”，沈大伟认为，“前者与过去重视商业和社会精英形成了对比，后者则隐晦地批评了偏重沿海省份、忽视内陆地区和农业以及破坏环境的不平衡发展。胡锦涛以这种方式巧妙而又实质性地改变了党的改革议程，同时表明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胡锦涛自2002年上台以来就把‘三个代表’的重点明显转向‘第三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意识形态方向的转向在政治上是非常精明的……通过强调‘第三个代表’，胡锦涛在没有放弃‘三个代表’的情况下灵活地改变了它的重点。”［1］（pp.171,165）
（二）一个硬币的两面？
关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众说纷纭。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和谐社会是目标，科学发展是实现的途径。［16］“这种新的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要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3］
第二种观点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是一码事。“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人们所知的和谐社会。”［17］
第三种观点是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涵义范围来讲的，其中一种看法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涵义比科学发展观的涵义更为宽泛：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核心之一，或许是其唯一的核心。［1］（p.171）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的概念进一步扩展为内涵更为丰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8］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涵义要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涵义宽泛，胡锦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提炼了在科学发展观中党对社会预期的管理。［2］
第四种观点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地位”来讲的，其中一种看法认为科学发展观在概念上高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例如，“胡锦涛希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达到实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目标”。［4］（p.150）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概念上高于科学发展观，例如，“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执政开始，就把建设和谐社会提到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相继提出了各种围绕着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概念，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新三民主义等”。［19］
三、作用和意义
关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国外学者大多给予肯定评价：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中国领导集体“以人为本”思想的创新体现，而且反映出党和国家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中特定的再分配角色——这反过来又支持了对党的领导地位的规范性证明。［2］新的指导方针以及配套政策将引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四个转移，即发展的工作重心从追求数量转移到追求质量；经济发展的重点从城市和沿海转移到乡村和内陆；社会工作重点从创造财富转移到财富分配；生产模式由资源粗放型、以制造加工为主转移为低耗节能的、以自主开发为中心的生产模式。［20］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勾画国家蓝图的理论，它也能催生行动，尤其是在省级区域内。在过去，省级领导会为本省的高GDP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感到高兴。现在，他们当然也会谈GDP增长，但肯定同时也要谈到能耗效率、环境污染及收入调整方面的统计数据。［4］（p.145）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吴永泰看来，胡锦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甚至可以与邓小平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相媲美，因为其意义超出了经济方面，它还涉及了社会和政治方面。［21］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意义和作用持不同看法。比如，郑永年认为，虽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日益多元化，和谐社会这一理念较中共之前的理论更具争议性。“左”和右的力量都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阐释，这就很难在国内形成一致的政策话语体系。因而，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政策理念的作用仍然不确定。［22］沈大伟则认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目标是令人钦佩的，“明显不同于过去不计后果追求发展的议程……这是一项令人关注的正确议程，并且无疑在老百姓中引起了共鸣。这些目标大多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但一些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问题恐怕不容易解决”。［1］（pp.170~171）
［参引文献］
［1］〔美〕沈大伟著，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2］〔德〕海克·霍尔比格著，吕增奎译：《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重构：决定因素、进展和局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
［3］郭苏建、艾芸：《一位海外华裔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专访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郭苏建》，《人民论坛》2008年第24期。
［4］〔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吕鹏等译：《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42页。
［5］YouJi，The17thPartyCongressandtheCCP’〖KG-*2/3〗sChangingElitePolitics，DaliYang，LitaoZhao，China’〖KG-*2/3〗sReformsat30：ChallengesandProspects，SeriesonContemporaryChina，Vol.15，WorldScientificPublishingCo.Pte.Ltd.2009，p.72.
［6］GangChen，LiangFookLye，DaliYang，ZhengxuWang,China’〖KG-*2/3〗sPoliticalin2007：PowerConsolidation，PersonnelChangandPolicyReorientation,ChinaPolicyInstitute，UniversityofNottingham，BriefingSeriesIssue33，January2008.
［7］〔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8］〔美〕赵穗生：《中国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绿叶》2009年第3期。
［9］孔博：《对中国新领导集体的几个“想不到”，美国学者的观察与评估》，《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31日。
［10］〔美〕约瑟夫·格利高里·迈哈内著，铁庵摘译：《通往和谐之路：马克思主义、儒家与和谐概念》，《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
［11］C.CindyFan，China’〖KG-*2/3〗sEleventhFiveYearPlan(2006~2010)：From“GettingRichFirst”to“CommonProsperity”,EurasianGeographyandEconomics,2006，No.6.
［12］BruceJ.Dickson，WealthintoPower:TheCommunistParty’〖KG-*2/3〗sEmbraceofChina’〖KG-*2/3〗sPrivateSector，Cambridg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pp.40~41;BruceJ.Dickson，PopulistAuthoritarianism：TheFuture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Presentationto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Conference，“BehindtheBambooCurtain：ChineseLeadership，Politics，andPolicy”，Washington，November2，2005.
［13］《胡锦涛:领导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n/2003-02-18/26/273898.html。
［14］郑永年：《回到邓小平？》，〔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3月6日。
［15］郑永年：《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1月27日。
［16］Naughton，Barry，TheNewCommonEconomicProgram：China’〖KG-*2/3〗sEleventhFiveYearPlanandWhatItMeans,ChinaLeadershipMonitor,No.16，2005.
［17］JohnP.GeisIIandBlaineHolt，“HarmoniousSociety”RiseoftheNewChina，StrategicStudiesQuarterly，Winter2009.
［18］HongyiLai，ZhengxuWangandSowKeatTok,China’〖KG-*2/3〗sPoliticsin2006：HarmonyontheRoadtothe17thPartyCongress,TheUniversityofNottingham，ChinaHouse,ChinaPolicyInstitute，BriefingSeriesIssue17，January2007.
［19］郑永年：《中国和谐社会有待进一步制度创新》，〔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10月3日。
［20］《美国智库专家黄靖：十七大将深刻影响中国发展进程》，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0/11/content_6861426.htm。
［21］WingThyeWoo，A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orBust：China’〖KG-*2/3〗sQuest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Carnegie’〖KG-*2/3〗ChinaDebateSeries，RefrainingChinaPolicy;TheCarnegieDebates，Debate2:China’〖KG-*2/3〗sEconomy，December1,2006.
［22］YongnianZheng,SowKeatTok，“HarmoniousSociety”and“HarmoniousWorld”：China’〖KG-*2/3〗sPolicyDiscourseunderHuJintao，ChinaPolicyInstitute，UniversityofNottingham，October2007.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