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众多的人口，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海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对新中国粮食安全研究的视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研究范畴基本局限在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粮食安全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梳理海外新中国粮食安全的研究成果：
一、新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关注的开端
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败退台湾，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把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归因于中国人口太多，使其未能有效地解决人民吃饭的基本生活问题。因此，美国援助南京国民政府未能成功，不是美国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原因，而是中国人口太多了，“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是海外研究新中国粮食安全的起点。
毛泽东对美国政府的上述观点进行了驳斥。他明确指出，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实际根源是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反动统治。而美国政府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只有依靠美国的面粉，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才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承诺：“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1］毛泽东的这一结论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努力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注重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历史经验。
二、对统购统销政策和“三定”政策的研究
对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动机，海外学者的研究较早，成果也较多。他们的分析主要采用经济学方法，突出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
德怀特·珀金斯从农业缺乏投资、意识形态、政治控制等方面，分析了对粮食等消费品实行统购的必要性，并较早地注意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对粮食市场产生的压力。［2］与德怀特·珀金斯持基本相同观点的是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该书认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下，工业化被置于最优先的位置。因此，1953年秋出现粮食危机时，政府不是依靠价格调节机制，而是采取按不变价格实行粮食统购制度，并适当加快合作化步伐，因为它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对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投资的增减、对农民的消费品供应等方面。［3］
肯尼斯·沃克回顾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1953～1962年期间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发展历程，对各省内部、省与省之间、城乡之间粮食统购与统销数字进行了评估，并试图估量统销制度对粮食消费造成的影响。［4］中国台湾学者李福钟则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早在1953年粮食危机出现之前，就已是中共高层（很可能由毛亲自策划）不断在思索尝试的一项粮食政策”，并进而提出了“统购统销目的在保证粮食出口”的观点。［5］ 对1955年粮食“三定”政策出台的背景与目的，托马斯·伯恩斯坦的研究突出了基层干部在整个政治体制运作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基层干部作为高层权威和群众之间的纽带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剖析了1955年春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并分析了中国乡村开展群众运动的运作机制。［6］黄宗智的实证研究认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三定政策不仅把整个小农家庭农场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实际上还强有力地把农民推向集体化的道路”。［7］而休斯和罗德则认为，是农民存粮和1954年的洪涝灾害造成了1955年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三定”政策是为了强化统购制度，而不是为了使统购制度变得更富有弹性和放松政府的统购配额制度。因为1954年中国政府并没有过多统购粮食。［8］维维恩·舒不同意这一观点，他比照了“三定”政策出台前后国家统购数量的变化，认为“三定”政策表现了国家对粮食需求量的减轻，而不是试图变得更为严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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