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之际，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共同纲领》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一选择首先来自一百年来中国追求近代化、现代化的足迹。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中国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创建新式工业。当时，西方拼命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是如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矿”主要指煤矿，“路”指铁路。为了制造“机”、“船”，修筑铁路，钢铁的生产也突出出来。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是追赶时代的。然而，它们是一些投资高昂的产业，其中除了铁路以外，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出的项目。因此外国资本不肯在中国设置机械制造、钢铁冶炼等厂矿；中国的私人资本则功力不足；官办企业又管理混乱，风气腐败，不能正常生产；及至二十世纪初叶，“机船矿路”建设归于失败。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本土战乱不断。虽有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但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近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5]。工厂规模很小，纺织和饮食烟草业的产值占了工业产值的58.4%，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重工业）产值比重很低，1933年仅占工业产值的23%左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工业受到摧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轻工业和农业更为严重。1949年重工业产值约比战前降低70%[6]，明显成为“比较劣势”。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大后方开办了一些兵器制造、修理厂，规模和技术水平有限。成渝铁路则自清末筹建至国民党时代终结近50年没有建成。

　　由于基础工业和设施对于近现代化十分要紧，而发展起来又屡遭挫折，以至无数志士奋斗不息，矢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攻克这一难题。代表人物如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立志修5万公里铁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等决心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运航空。在这个曾经起过“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中，把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奋斗目标，把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作为建设重点。这与近百年前的“机船矿路”追求何其相似！这种选择来自对国情和对中国工业化途径的一种共识，其中有继承也有发展。

　　对于历史的延续或继承，我国学术界在很长时间注重不足。五十年代学习和宣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时，学术界在论证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积极的工业化方针”中，曾用斯大林的一些片面观点解释我国的经济方针，归结为“只有通过内部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7]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有的学者把20世纪50年代前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笼统归咎于“照搬苏联模式”，以至把一些本来在当时具有客观趋势的作法也斥之“照搬”而加以否定了。事实上，一个国家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而要适应它所处时代环境，走自己的道路。我国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是由于这一方针基本适应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

　　由于兴建这些基础工业投资多、周期长、资金回流慢，建设起来困难重重。外国资本不肯建，中国私人资本建不起。1952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按1952年底总人口数5.7亿计算，人均仅119元，按当时的比价，约合30多美元[8]。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单户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之后很少剩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金也很分散，在私营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市，工业企业1950年户均流动资产10.7万元；商业企业户均自有资金户均2.38万元[9]。要建设平均投资约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企业，私人财力可谓杯水车薪。在物资与技术力量匮乏的背景下，国际环境又相当恶劣。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即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10]并将中国列入了“巴统”管制的国家之中。[11]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进一步全面升级对华经济封锁。

　　面对国内外巨大压力，中国选择了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选择得以实施，一方面由于40年代末民国垄断资本高度集中。[12]以战前法币计算，战后国民党官营资本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资产额508118万元，[13]占国民党统治区资本总额的53.85%。[14]1949年以后，以这些企业为主体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外经济关系的上述背景使中国的外贸方向从西方迅速转向苏联、东欧。在通过“以货易货”方式大规模引进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学习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20世纪50-80年代的工业化建设有从以下特点：

　  （一）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优先发展重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