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至195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但是受能源、钢铁、机械、化学等基础工业制约，已有的轻工企业设备不能充分运转。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防工业的需求。为了不再重演国家和民族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借鉴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中，进一步明确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国际环境制约，建设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内部积累，为了集中物力、财力、人力实施这一方针，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一化三改”方针，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建设与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针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在工业化建设中，把工业基本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充分发挥已有工业企业的潜力；重点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发展轻工业、农业、运输及其他行业；重点建设内地工业，同时注意发展沿海工业；重点建设大型工业，同时注意发展中小型工业；将工业高速增长与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兼顾；重视引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设备、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

　　二是通过农业互助合作，解决土地改革后部分农户生产资料不足、劳力、资金短缺的困难，采取互助合作办法，在保障农民生活水平有限提高、城乡社会稳定的同时实现以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为主的工业化早期的工农、城乡关系；采取合作化的办法，改造与发展个体手工业；实行赎买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6年基本实现公私合营。通过“三大改造”，政府以低成本获取农产品与劳动力实现了初期积累，解决工业化最困难的资本匮乏问题，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体系，保证了工业化方针的实施。

　　中国的计划经济既学习了苏联东欧等国经验，也有其特殊性：计划没有苏联完善，也没有那样僵化和刚性。从一开始就针对不同对象提出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参考性计划；即使在计划体制内也有20-30%的缺口，要由企业通过市场自筹；对于地方政府和农村，计划指令远远不能覆盖。[15]　　

　　中国工业化初期，政府投资与国有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主观计划的建设规模和速度如何适应客观国力发展水平，数十年中经历了反复实践和曲折探索，导致经济大幅度波动。

　　面对需求巨大而国家财力、物力有限的矛盾，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反复出现考虑需求多，研究可能不足的急躁冒进倾向。1953年和1956年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两次“冒进”后，陈云于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薄一波将其具体化为“二、三、四比例”思想，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16]。

　　1956年反对急躁冒进，使1957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导致1958-60年工业生产建设搞“大跃进”。不切实际地追求工业生产高速度增长，片面强调大炼钢铁。这不仅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且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虽然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工业项目，主要工业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但是难以为继。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饥荒。1961年起调整各项计划指标，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关停并转部分工业企业，加强设备维修和生产能力配套，积极引进新技术，到1965年工业生产能力恢复，当年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1040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2倍。石油、化工和电子、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1965年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确定“三线”建设为战略重点，要求各协作区自成体系。“三线”建设投资接近或超过同期工业建设总投资的1/2，许多沿海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迁往“三线”。至1970年又重复了高指标、瞎指挥的作法。1973年借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时机，改变备战优先的方针，在三、五年内引进了51.4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重点解决吃穿用、支农和基础工业的问题，引进的70多个项目大部分取得成功。但受“文革”影响，1966-76年间3年经济负增长，工业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下滑。1976年“文革”宣布结束，放手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装备，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

　  （三）企业生机与活力不足的问题愈益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