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推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农户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政府鼓励农民多种经营，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随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经济结构迅速转变。伴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地矛盾日益凸显，农户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以后，劳动力逐步向收入更高的就业领域转移，先是在农业多种经营领域、在家庭工副业生产，接着是在乡镇企业，然后是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部分农民举家迁往城镇，部分农民身份转换成为产业工人或市民，但是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并未完全脱离土地和农业生产，而是亦农亦工亦商。在这部分亦农亦工亦商的农户中，农业收入为主的称农业兼业户（亦称一兼户或Ⅰ兼户），非农业收入为主的称非农业兼业户（亦称二兼户或Ⅱ兼户）。其他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称纯农户，完全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称非农业生产经营户（这部分农户的名下也可能拥有承包地），完全脱离生产经营领域的农户称非经营户。本文拟对新时期农户的兼业化发展趋势做一梳理，并对农户选择兼业的原因展开分析。

　　一、新时期农户兼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

　　中国自古就有牛郎织女发展小农经济的传统，“牛郎们”耕作间隙兼从他业弥补家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很快，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动，特别是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显性化（判定劳动力剩余程度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公开失业率，一个是隐性失业率。在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以外还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未能列入政府统计范围，农村的隐性失业状况尤为严重（即赵冈、黄宗智等人所谓“过密化”）。随着体制的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隐性的失业会逐步演变为公开的失业。参见李文：《中国新时期劳动力供求形势分析》，《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6月23日）。受人均占有可耕地数量的限制，男耕女织的传统逐步被农户兼业经营所取代。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粮食大丰收以后，从1985年开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农民开始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或者跑运输、当小商小贩、外出打工。在人多地少、地块细碎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兼业户来说，粮食生产逐步沦为“口粮农业”，投入减少，种下的粮食够一家人吃就行。农民手头的资金宽裕了，对自家承包地的粮食生产也可能会选择资本替代（或者购置机械、施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或者雇工经营，或者将承包地转给他人自己从市场购买粮食）于是，随着工商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多，兼业户经营的农业会逐步成为副业。据调查，早在1988年，以出售粮食收入为家庭现金收入主要来源的农户就已经降到37.5%，比1984年下降12.1个百分点，有多达82.6%的农户在回答种粮目的时将“满足自家口粮需要”放在第一位，完成国家定购任务放在第二位。越来越多的农户已不再把改善生计寄希望于种粮、卖粮，而是寄希望于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因而粮食生产投入减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更多投入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粮食生产在农户家庭生产中的地位下降，其中，粮食作物收入所占比重降为29.2%，比1984年减少14.9个百分点；粮食作物生产费用所占比重降为25.3%，比1984年减少8个百分点；粮食生产投工量所占比重降为35.7%，比1984年减少10.7个百分点。以粮食生产为主业的被调查户由1984年的79.5%下降为1988年的62.9%，以非粮食生产为主业的农户其粮食生产不同程度地出现投入减少、经营粗放现象。［1］

　　鉴于农户种粮积极性下降和兼业化发展倾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先是在山东平度、然后推及全国1/3以上的农村，试行过一段时期的“两田制”，即将耕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口粮田按家庭人口平均分配，这部分耕地只负担农业税，其他收入归农民；责任田用来招标，能者经营，除了承担农业税外，还需缴纳承包费（提留统筹）。这种方式旨在保障农民吃饭用地的同时克服地块细碎问题、提高土地经营质量，逐步走向规模经营。但是后来，“两田制”被强制推行，许多地方不顾实际“一刀切”，违反了当地农民意愿，不利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1997年被中央叫停。还有少数地方采取“反租倒包”形式，集中农民不愿经营的土地，连片后再向社会招标。土地流转历来就是中央文件提倡和鼓励的，但只要农户不愿意彻底让渡手中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兼业化经营的倾向就不会被遏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兼业化现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1996年底，在全部农村住户中，农业户数所占比重为90.47%，非农业户数占9.53%。在全部农业户中纯农业户数占62.81%，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的户数占30.57%，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的户数占6.62%。如果以农村生产经营住户数为100，那么纯农业户数为56.82，农业兼业户数为27.66，非农业兼业户数为5.99，非农业生产经营户数为9.53。相关调查表明，这一时期与80年代下半期一样，随着农业专业化程度的降低，农户播种意向和增产意向在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生产经营户中递次下降，而且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农业增产的意向越弱，离农倾向越强。［2］进入新世纪以来，2008年公布的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年底，全国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20015.9万户，比1996年增加3.7%；在农业生产经营户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数占58.4%，比10年前减少7.2个百分点；住户中农业从业人员为34246.4万人，比10年前减少了19.4%。显然，农村住户中兼业户和非农户不断增加是不争的事实。（关于两次农业普查的主要数据公报，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