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事实上仍未打破，农民工的工人身份是阶段性的，外出打工的年头或长或短，最终多数还是要回到家乡，尤其是那些文化程度较低、年龄较大且熟悉农事耕作的农民工（已婚、年纪较大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就近就地转移，大龄农民工不仅外出缺少竞争力，而且需要照顾家庭，这使得他们的外出积极性减弱。）。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家庭化迁移现象不断增多，这对增强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是有帮助的。但即便是那些为数较少的在城镇有了稳定职业、住所并且可以将户口落在工作所在城镇的农民工，包括那些“村改居”或“城中村”的村民，大多宁可不要城镇户口也不愿放弃家乡的土地。对土地感情日渐疏远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成长和生活，已经不懂农业生产，即便城里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愿再回农村了。然而对于他们来说，飞涨的房价、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是其在城里安家立业的最大障碍。

　　在中国，城镇化已是大势所趋，2011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下降到38.1%。近年来的流动人口规模已经高达两亿以上，未来30年还将有3亿多农村人口进入城镇。问题是，这两亿多流动人口中，八成左右还保留着农村户口（2010年的动态监测显示，当年流动人口总量为2.21亿人，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高达1.6亿人，占比接近73%。参见《“80后”流动人口达42.8%多数希望落户大城市》，《光明日报》2011年3月1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8月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80%。参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属于“被城市化”（也有人称之为“半城市化”、“伪城市化”。按现行人口统计方法，流动人口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即统计为城市人口。）人口。这部分农民如果失去家乡的土地就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土地已经归属他人或被征用，失去了赖以生存生活的基本资料；另一方面是成为所谓“城市人”后，在社会保障、就业、孩子入学等待遇上又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农民工的自我感觉和认知最能说明问题。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外出务工农民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占44.44%，认为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里人的占18.22%，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只占14.31%，认为经常被城里人歧视的占11.41%。［15］

　　以上三个方面，是根据大量的调查材料和笔者的实地走访作出的几点分析，实际情况可能远比上述分析复杂得多。有学者列举了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户兼业化迅猛发展的几条主要原因：“（1）个体所有的小农经济，经营规模的狭小，是形成农民兼业化的前提；（2）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农民有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3）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农业以外就业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4）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以农为本的思想根深蒂固；（5）农民从事兼业多以出卖体力为主，职业及收入不稳定，劳动制度不健全；（6）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不断扩大，农地被大量征用，地价不断上涨；（7）工厂、企业不断向农村扩散，农村迅速城市化，农民可就近找到工作。前三个原因促使农民外出兼业，后四个原因说明农民虽从事非农活动，但仍不完全脱离农业，而走工农兼顾的兼业化道路。因此，日本农民的兼业化经营越来越普遍，尤其是二兼农户在兼业户中占绝对优势。”［16］中国农户兼业化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也同样印证了日本的情况。1996年、2006年中国两次农业普查数据都表明，农村生产经营户中，东部地区的非农业生产经营户比重最高；中部地区因靠近东部兼业农户比重最高，而且越是靠近东部非农业兼业户的比重越高；西部地区的纯农户比重最高。从趋势上看，日本农业经营正朝着农户向“事实上的非农家”（非农业兼业户）和“企业型农家”（专业化的大农户）两个方向分化，中国也不会例外。但是在城镇化完成、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以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导致的农户家庭的空巢化、农村的空心化、农业劳动力的低质化和土地撂荒等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简短的结论

　　从国内外比较来看，农户兼业化是农业生产力提高和比较效益下降双重作用的结果，也是全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户获得择业自由和非农业需求劳动力是其兼业化发展的基本前提。中国农户兼业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从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构成上看（详情可以参见《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纯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到21世纪，在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上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已平分秋色、甚至已经超过了农业收入，显示现阶段农户的兼业化经营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

　　兼业化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农业发展的共同现象，中国显然也不例外。总体上看，农户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其对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的提升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突出的。从趋势上看，农户兼业经营是一个过渡形态，在城镇化的后期，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业保护政策力度加大的双重作用下，农业经营的吸引力会再次提升，一部分小规模兼业农户可发展成为专业农户或是专业大农户，大部分小规模兼业农户将由第一种兼业转为第二种兼业，进而成为完全的非农就业者。

　　显然易见的是，将大部分兼业化经营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让他们彻底离开土地，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比较效益——但是这同样需要条件，需要将承包地多方面的功能剥离后让农户获得足够的补偿，也需要土地制度不断创新。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这将是一段异常艰难的历程。问题不在如何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而在于如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统筹做好“农民工”这篇大文章。

　　［参引文献］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调查办公室：《1984～1988年粮食生产的微观探视——对155村13万农户粮食生产的调查》，《中国农村经济》1990年第3期。

　　［2］ 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从农村固定观察点看主要农产品生产意向——1995年主要农产品生产意向调查汇总分析》，《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8期。

　　［3］ 《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页。

　　［4］ 《农民工收入五年增一倍》，《人民日报》2011年2月14日。

　　［5］ 《新华视点——土地撂荒：“荒”了什么》，新华网。

　　［6］ 《极端天气致我国粮食减产粮价飞涨农民未受惠》，《广州日报》2011年2月14日。

　　［7］ 〔日〕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著，沈金虎等译校：《农业经济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8］ 金茂霞、赵肖燕：《对日本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分析思考》，《现代日本经济》1997年第4期。

　　［9］ 欧世健：《战后日本农民兼业化的形成及其原因初探》，《广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0］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页。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8页。

　　［12］ 《返乡农民工重拾土地梦》，《长沙晚报》2009年7月17日。

　　［13］ 黄振华：《农民工返乡和留乡的基本态势与特征分析——基于全国六省十村数据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7期。

　　［14］ 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4月28日。

　　［15］ 王春兰《我国农民工城市生活状况的社会调查》，百度文库。

　　［16］ 梅建明、何新民：《日本农户兼业经营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及启示》，《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