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国家的追赶式发展往往被描述为“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经典理论也从不同角度分析这样一个过程：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建设大规模的制造基础；通过不断组织动员，实现企业、产业与国家创新系统的调整与转型；在持续加强本国创新能力的基础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技术变迁的机会窗口或创造新的技术轨道，从而局部地实现从模仿到前沿创新的转变。
但是，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一个国家要从以大规模制造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创新驱动为中心的新模式意味着系统性的变迁，需要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进。尽管发展中国家采用各种政策来促进发展转型，也积极地借鉴一些成功国家的具体做法，但各种政策受社会基础和具体工业实践的影响而存在巨大的绩效差异。成功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数量有限。
一个国家的创新系统如何实现转型？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原本边缘化的一些制度关系和行为会逐渐得到强调而引致了系统性的变迁。但另一些学者指出，系统之间会因为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发展理念、交易规则等的不同而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因而发展转型所需要的很可能不仅是某些具体政策措施的调整，而是整个涉及社会基础与发展思路的深刻变迁。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同样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从生产制造主导到技术创新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变。从工厂制的出现，到企业内的研发机构兴起，到产学研的广泛结合——每一轮工业革命的变迁，都使得技术和知识在领先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虽然从时间维度上，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式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有差别，但通过学习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必然能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发展转型的历史任务，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规律。
经济史学家莫基尔把几次工业革命发展解释为领先国家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不断加深互动与融合所推动的过程。正因为西方各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对这一互动融合过程支持程度不同，形成了在历次工业革命中主要工业国家之间交替领先的局面。
18世纪的英国之所以率先爆发工业革命，并不单单是源自科学理念或者科学知识的成功，也不单单是源自工匠卓越技能的成功，而是革命性地实现了这两者的结合。随着中间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壮大，其国内逐步形成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互动的社会基础。从1750年开始，英国的手工艺人、技师与企业家们开始用共同的技术词汇来讨论问题，手工艺人和技师中的佼佼者们开始无形地接受实证科学理念的指导，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化学、冶金或机械等知识，并初步懂得测量和数学等工具，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工程师。
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的互动并没有止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把这种互动融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而这种进步则是通过出现新的创新模式来推动的。工业实验室是这一转变的主角，它于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于19世纪80—90年代在德国的化工工业成为主导模式。工业实验室的繁荣，使得科学理论越来越多地走向前台，为工业发明提供理论框架和信息分析手段。尽管当时的工业实验室还很少能直接实现新产品的设计或者推出新的科学理论，但它依然成为此后整个工业世界的标杆模式。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由“中间群体”启动的情况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核心工业（化工工业与电力工业）的技术发展更多是由科学家与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工程师们主导的。除了科学引领的知识增长以及知识向越来越广泛的群体扩散的因素外，工程教育在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进步不再被看作是纯粹个别的知识披露过程，也逐渐不再只是被人们当作临时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越来越成为人们解决工业问题、开拓发展领域的一种常规性发展手段。而这个转变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似，即工业创新体系的转变离不开社会基础的深刻变化，社会对于知识在工业发展中的价值、对于科学知识如何跟工业实践相结合、对于如何通过打破社会阶层的障碍而大规模投资于正式的工程技术教育等等问题看法的变迁，为新的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石。落后者往往不是因为对具体技术选择的错误，而是因为对这些社会性和制度性问题看法的差异，而付出落后的代价。
如果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大学主要还是为工业培养人才、提供加工好的人才产品，大学生走出校门去为工业界服务的话，那么在1945年之后美国的现代科研体制下，大学则是打开校门把与工业应用有关的研究直接带到了实验桌上。而这样一个平台则是由科研机构、大学、工业界和军方共同搭建的，并由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及对一支庞大的科研人才队伍的培养与维持作为基础。这种融合使工业技术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前沿创新越来越具有科学的特性，大量的科学家与受过高等科学训练的工程师被以各种形式在大学、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内集中起来，成为工业研发的主力军。工业内的研发强度与规模越来越大，受雇于工业的电子工业科学家们从基础物理杂志上引用的近期文献数目甚至超过了他们在大学内的同行。
英国、德国与美国之所以分别成为几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的时期创新性地发展出新的、更有效的“知识—技能”互动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是领先国家在面临转型时采取了新的发展策略，选择了特定的领先技术，还不如说是它们在制度环境和工业实践的互动中主动求变，在回应发展转型的挑战中，实现了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科学、技术等）在新的生态上的协同，催生了新的创新系统。同样，昔日的领先国家，尤其是英国，也可能会因为僵化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使得它们在变革来临时固守已有的产业和创新模式，从而错失发展转型的时机。
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在18世纪初已经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世俗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原有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僵化结构被打破，个人的价值以及差异化的发展逐渐为社会所接纳，这使得各式的工厂和作坊得以出现，使得来自于个人、个别作坊或者个别工厂的稀奇古怪的发明都能为社会接受——只要它们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人们或者企业能够自由地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这种转变为各社会阶层的人提供了舞台，即从僵化的封建社会走出的人们可以通过在技术、产品、生产手段和运营等领域的创新来谋取利益。事实上，18—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对社会各阶层的动员是异常广泛的，在从事农业生产方法改革、建设运河等基础设施、发明新的织布炼钢或者化学方法等领域的知名人士中，包括了从贵族到牧师、医生、教师、理发师、学徒等多元而广泛的社会阶层。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接受了实证主义的思想、部分掌握了科学方法、同时又与生产经营实践密切关联的“中间阶层”崛起并扮演了重要角色，就顺理成章了。
在一个环境中促进创新的社会基础，在另一种环境中很有可能并不促进创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相比欧洲大陆国家更早地实现了社会系统的转型，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却相对落后了。源于已有成功经验的系统僵化，使英国的社会基础不再适应新的技术发展、新的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互动融合的需要，因此英国未能在19世纪中后期发展出特大型的工业企业，而特大型的工业企业是实现连续性、标准化、科学化大规模生产的组织条件。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工业家和地方政府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存在着反对更新的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潜在动机。教育体系的发展滞后也拖了后腿，拒绝在教学上向实用的工业需要靠拢。英国依赖于熟练工人的工业体系阻碍了大规模生产方式中的标准化。
从工业革命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的互动融合，无疑是推动各个时期工业国家转型升级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研不仅在用已有范式和已有基础知识来研发工业应用，而且甚至开始以工业的需要来引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对新范式的开拓。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转型而言，鼓励自主创新无疑是促进我国本土知识基础与技能基础融合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原题《发展转型与自主创新：基于工业革命历史经验的讨论》，张文齐摘）
原文刊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