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英国档案的考察 

　　1962年5月3日，中国和巴基斯坦对外宣布同意进行边界谈判。1963年3月2日，两国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以下简称《中巴边界协定》）。（参见《确保两国边境安谧和发展睦邻关系 中国巴基斯坦同意进行边界谈判》，《人民日报》1962年5月4日；《中国巴基斯坦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人民日报》1963年3月3日。）对于中巴边界谈判，国内学术界关注了中巴两国外交决策过程以及美国和印度两国的外交干预情况，但对其他西方国家对于中巴边界谈判及协定的具体看法和反应尚未展开讨论。英国是巴基斯坦的前宗主国，虽然1947年退出了印度次大陆，但仍保持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本文主要根据英国档案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探讨英国对中巴边界谈判的干涉及其失败原因。 

一、英国对中巴边界谈判的最初反应 

　　中国与由巴基斯坦控制其防务的克什米尔地区有约599公里的接壤，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边界线。［1］1959年8月，中印在朗久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巴基斯坦开始关注巴中边界情况。为了避免巴中边界冲突，1959年10月23日，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对外宣布，可能在适当时候邀请中国讨论和平划分未确定的北部边界，他还说，中国没有理由不同意划界，中国也没有对巴基斯坦领土提出任何要求。［2］ 

　　在阿尤布·汗公开巴中边界谈判意向后，英国政府开始密切关注和跟踪事态的发展。［3］如当英国外交官员通过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得知，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在公开讲话中说，中国原则上同意与巴基斯坦划分边界后，1961年1月21日，英国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即向巴基斯坦代理外交秘书询问此事。［4］实际上，巴基斯坦主动提议巴中边界谈判是试图通过发展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来平衡日益升温的美印关系。对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调整，英国的态度可以概括为“谨慎赞同和默认”，因为巴基斯坦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系是为了其自身利益，英国无法提出质疑。［5］还有英国官员认为：“从长远看，我们也应记住，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更大灵活性可能对西方有着积极作用。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更为独立，可以获得更大的声望并对其他亚非国家有着更大影响。从我们的观点看，在此基础上巴基斯坦能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盟友。”［6］ 

　　尽管如此，英国对涉及政治安全问题的中巴边界谈判并不放心。1961年2月10日，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一份文件指出，中巴边界谈判对印巴关系的危险性十分明显，巴基斯坦愿意和中国谈判边界问题，甚至可能放弃印巴存在纠纷的某些领土，这会让印度的大众和媒体再次反对巴基斯坦，并最终破坏尼赫鲁和阿尤布·汗过去18个月以来所做的工作。而中国则是尽可能地在印度与其邻国之间制造矛盾，印巴克什米尔之争能给中国提供最好的机会。［7］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还建议，英方人员在外交会晤中可以向阿尤布·汗施加压力，指出中国对巴基斯坦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与印度激烈争吵，很明显是想利用涉及克什米尔的边界问题孤立印度。如果巴基斯坦卷入这场“游戏”，他们将有失去所有朋友的危险。［8］ 

　　但是，英国对中巴边界谈判的关注和担忧并不意味着英国愿意介入此事，因为中巴边界问题涉及克什米尔，而英国的立场一直是尽量避免卷入复杂难解的印巴克什米尔之争。1962年2月27日，英国外交部明确指示驻英联邦国家的高级专员，不要主动讨论中巴边界问题，如被问起就强调这个问题仅涉及印、巴、中三国，并可私下补充说明英国政府密切关注由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继承的边界。［9］此外，英国政府对于巴基斯坦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看法是，巴基斯坦企图利用巴中边界谈判对西方施加压力，但并不会改变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如1962年11月14日一份来自澳大利亚的报告指出，巴基斯坦在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的同时又强调中国的威胁，可能是希望西方国家因担心巴中关系缓和而对印度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达成一个有关克什米尔的协议。［10］对于阿尤布·汗迫于国内压力与不结盟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外交往来，英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员的看法是：“如同我们在关于外交政策的11号文件所说，我确信他们找不到任何可能的方式来代替西方盟友……当然也就不存在任何政策转向的迹象”。［11］1961年印度武力接管果阿后，巴基斯坦国内再次掀起如何应对印度威胁和调整对外政策的激辩，英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员仍坚持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决策者正在考虑对巴基斯坦外交政策进行任何大的调整。美国大使说，阿尤布·汗告诉基辛格博士，在巴基斯坦有些人想与中国结盟，但只要他是总统就不会与苏联或中国结盟……当然巴基斯坦没有理由仅因中印争吵就与中国关系紧张，他们很高兴地在一旁观望，目前这种调整的、但不是完全不友好的巴中关系十分适合他们。但任何密切的巴中关系将面临许多障碍，不仅有两国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还因为将有对美国政策尤其是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发生反作用的风险。”［12］ 

二、英国加大对中巴边界谈判的外交干涉力度 

　　在英国对中巴边界谈判感到不安和观望之时，1962年10月12日，中巴边界谈判正式开启。10月20日，中国开始对印度实施自卫反击作战，南亚局势更加复杂。英美等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这使巴基斯坦舆论强烈要求调整与西方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发展关系。为了拉拢巴基斯坦和阻止中巴联合对付印度，英国加大了对中巴边界谈判的介入力度。 

　　（一）推动印巴和谈 

　　英国认为，巴基斯坦接近中国主要是为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为了应对中巴边界谈判的不利影响，英国改变之前不愿介入印巴克什米尔之争的政策，积极推动印巴和谈。1962年11月，英联邦关系部（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确认英国和各自治领都是英帝国的平等自治实体，是对英王共同效忠的英联邦成员，这标志着英联邦正式形成。在英国政府内部，还设有负责处理英国与英联邦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常设机构——英联邦关系部，其前身是自治领事务部，1966年8月，殖民地事务部与英联邦关系部合并为联邦事务部。）指示驻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大使馆，英美两国共同的目标是“制造条件让印巴走向解决包括克什米尔在内争端的道路，最终在反对外来威胁和保卫次大陆安全方面合作，并避免两国关系恶化”。［13］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主张对巴基斯坦实施强硬政策的印度国防部部长梅农被迫辞职，国大党内部要求结束印巴长期争执的舆论增强，这有利于印巴关系的改善。但是，英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一份文件显示，尼赫鲁并不愿意立即走上印巴和解之路，因为他不愿意马上改变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他对任何有关克什米尔的提议都持怀疑态度，认为巴基斯坦是企图利用印度的困境以实现曾被印度否定的要求。［14］英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文件还指出，印巴谈判的主要障碍是印度的立场和态度，美国政府要求巴基斯坦向印度公开表明和解姿态，这导致巴基斯坦国内极大的不满。因此，巴基斯坦不可能接受这一要求。而且，期待巴基斯坦做出所有让步是不可能的，印度也应该采取措施走向印巴和解之路。［15］为了促成印巴谈判，英联邦关系部大臣邓肯·桑兹出访南亚，最终成功劝说尼赫鲁和阿尤布·汗在1962年11月发表开启谈判的联合声明。 

　　尽管英国推动印巴和谈，但还是不愿过多地介入印巴克什米尔之争。当巴方提出期待英国在巴印接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时，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表示将会尽力帮忙的同时，又说英国能做的事情很有限。［16］1962年12月印巴和谈再次开启后，英国还是刻意避免卷入。如1963年1月10日的一份外交文件提到，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认为，任何外部压力在印度都将起反作用，英国应该避免卷入现阶段印巴有关克什米尔谈判的细节以及充当“诚实的掮客”。［17］至1963年5月，印巴进行了6轮会谈却毫无结果。为了避免谈判失败，英国一度加大介入力度，并联合美国促使印巴同意派遣调停人。然而，印巴并没有认真对待英美的提议，尼赫鲁表示：“只要巴基斯坦继续联合中国反对印度，印巴友好合作关系就难以取得进展”，阿尤布·汗则怀疑印度是否存在寻求公正合理解决方案的意愿。［18］最终，英国的介入政策未能阻止印巴谈判趋于失败。 

　　（二）在援助印度的同时竭力安抚巴基斯坦 

　　在巴基斯坦看来，巴印谈判进展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的援助使印度不愿意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出让步。实际上，英国一直努力在印巴间保持平衡，在对印度实施援助的同时也尽量避免刺激巴基斯坦。如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英国应印度要求准备实行军事援助，英国首相以个人名义告诉阿尤布·汗英国政府的上述决定。［19］尽管如此，1962年11月5日，阿尤布·汗致信英国首相，反对英国军事援助印度。巴基斯坦国内的民众更是反应强烈，多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英美援助印度，抗议群众还袭击了在巴基斯坦的英国工厂。11月7日，英国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莫里斯·詹姆斯紧急致电英联邦关系部，指出西方国家对印度大量的军事援助必然会使英巴关系面临巨大风险，他赞成西方国家应该快速援助印度，但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应将巴基斯坦抛在一边或不考虑巴基斯坦的想法。他主张应该告知巴基斯坦英国援助印度的情况及标准，以免巴基斯坦对英国的援助形成错误和夸大的看法。他还强调，如果巴基斯坦认为西方国家的援助破坏了南亚力量的平衡，将可能做出极端暴力的反应，这会使英国失去巴基斯坦的信任，同时在印度又没有得到任何长期的好处。［15］11月15日，英联邦关系部很快做出回应，指示驻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大使馆，在对印度援助时应该避免刺激巴基斯坦，并应“坦率地向巴基斯坦解释我们的政策；致力于劝说他们相信来自中国的威胁以及我们帮助印度应对是为了整个次大陆的利益；继续显示我们对巴基斯坦国家完整和进步的强烈兴趣，并鼓励他们对处理印巴争端做出贡献。”［13］ 

　　然而，巴基斯坦并不认为中国是印度乃至次大陆安全的真正威胁，如1962年11月初阿尤布·汗在给英国首相的回信中说：“我们不相信中国企图军事入侵印度，因为如果有此意图，中国明显的行动方式将是从缅甸挫败印度。这将更为简单和成本低廉。”［20］最终，英国对巴基斯坦的安抚政策没有奏效，阿尤布·汗在反对西方国家援助印度受挫后，更为积极地推进巴中边界谈判。 

　　（三）阻碍巴基斯坦政府签署《中巴边界协定》 

　　1962年10月，中巴边界谈判正式开启，并于12月26日宣布达成原则性协议。中巴两国快速达成一致意见出乎英国的意料，因为英国的外交报告曾断定中巴双方都难以让步，这将使两国边界谈判长期化。［10］因12月27日印巴谈判正式开始，英方认为，中巴两国于26日对外宣布达成原则性协议并非偶然，要求巴基斯坦向印度政府和媒体澄清立场，并指出即使这样也可能将在西方国家中造成误解。［21］12月29日，莫里斯·詹姆斯会晤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督促巴方耐心进行巴印谈判，并再次指出：“中巴声明宣布的时机肯定动摇了西方国家对巴基斯坦的信任感，并给予了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力量一个要求我们反对巴基斯坦的有力证据。”［22］ 

　　为了保障印巴谈判的顺利进行，英国试图延迟甚至是阻止《中巴边界协定》的签署。1963年1月22日，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向美国总统肯尼迪谈及他对中巴关系的看法，他说他赞同阿尤布·汗的对华政策存在长期危险的说法，他认为英美必须清楚地告诉阿尤布·汗，从长远来看，其对华政策有损于巴基斯坦的利益，英美非常希望阿尤布·汗放弃与中国的边界协定，如果必须在某个时候签署协定则宜迟不宜早。［23］莫里斯·詹姆斯则是不断向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以阻止《中巴边界协定》的签署，如1963年2月6日，他面告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布托，在印巴谈判正在进行之时签署《中巴边界协定》将是令人遗憾的。［24］然而，英国的外交压力未能奏效，2月22日，巴基斯坦通知英国驻巴基斯坦副高级专员R.C.C.亨特，巴方将于次日宣布布托于24日前往北京签约。R.C.C.亨特愤怒地说，近一段时间他一直向布托强调在印巴谈判之时访问北京的危害，而巴方的回答则给人以近期不会访华的假象。他还说，印巴谈判正在进行之时，如果布托此时访华将对印巴关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如果公布布托前往北京签约的消息将会使十分期待印巴谈判获得成功的英国政府和公共舆论感到震惊与失望。［25］同一天，英联邦关系部指示R.C.C.亨特：“现在让布托改变计划可能为时已晚，根据您的观点及与麦康瑙希（麦康瑙希（McConaughy），时任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商议，如果您也会晤布托并让他知道我们对他在印巴谈判进行之时采取的这一行动深表遗憾，将十分感谢。”［26］按照指示，R.C.C.亨特连夜约见布托，再次表示对巴基斯坦突然告知布托访华感到震惊，强调巴基斯坦的行为将危害印巴谈判。［27］在巴基斯坦即将与中国签署协定的情况下，英国及其盟友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显然已无济于事。 

三、英国外交干涉行动的失败及其原因 

　　在《中巴边界协定》签署前后，英国对巴基斯坦加大了干涉力度，巴基斯坦也进行了较为灵活的反干涉斗争。在中巴边界谈判前期，巴基斯坦通过向英国通告有关情况以寻求英国的谅解。在中巴对外宣布开启边界谈判后不久，巴基斯坦外交部外交秘书德拉维即向莫里斯·詹姆斯说明，近两年来巴基斯坦一直寻求与中国达成划分边界的协定，巴基斯坦与中国划分边界的动机是减少巴中可能的冲突，在不利的地缘政治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善对外关系是唯一的明智选择，毫无疑问，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是巴基斯坦的最大利益所在。［28］1962年5月7日，阿尤布·汗向前来拜访的英国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等人说明，巴中边界谈判出现什么结果将有待观察，巴基斯坦将立足于三条可能的边界线来进行谈判。［29］阿尤布·汗政府的外交协调政策获得了英国的信任与理解，英国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还对印度外交部部长、印度谈判代表团团长斯瓦兰·辛格说，阿尤布·汗像其他人一样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对印度次大陆的长远“威胁”的程度，他还向英美驻巴基斯坦大使保证，《巴中边界协定》只涉及边界问题，巴基斯坦不打算进一步与中国发展关系。［30］ 

　　在中巴边界谈判后期，巴基斯坦政府则是有意隐瞒谈判进展情况。在中巴边界谈判达成原则性协议后，英国多次向巴基斯坦施加外交压力，企图让巴基斯坦延迟签署正式协定的时间，巴基斯坦政府的回应则是两国达成正式协定尚需时日。而实际上，中巴边界谈判进展得十分顺利，但为了规避西方国家的压力，巴基斯坦政府有意隐瞒了谈判的进展情况，在布托前往北京签约前夕才通知英美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麦康瑙希和R.C.C.亨特紧急约见布托，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并指责布托背信弃义突然访华。布托则表示，因外交工作程序要求由巴中两国外交部部长签署协定，他将率领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这可以弱化宣传效果，但如果让中国人来巴基斯坦，他们会派出不少于200人的代表团，可能还会与巴基斯坦政府进行广泛地讨论。［31］ 

　　当然，面对英国的不满和指责，巴基斯坦政府也没有一味避让，而是谴责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援助，并强调《巴中边界协定》符合巴基斯坦的利益。例如布托向R.C.C.亨特强调，巴基斯坦有权做符合自身利益之事，《巴中边界协定》的许多有利条款还超出巴基斯坦原来的期望。［27］1963年3月22日，阿尤布·汗还专门与英美驻巴基斯坦外交人员谈及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他再次强调，西方国家给予印度更多的援助并不能处理中印问题，还会危害印度次大陆的稳定，并将严重损害印度所有非社会主义邻国的利益。他同时还指出：“如果西方国家鼓励印度的不妥协态度，这只会招致印度邻国（包括巴基斯坦）为保险起见寻求快速加强力量，而在目前情况下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32］ 

　　巴基斯坦的反干涉斗争无疑取得了成效，巴基斯坦政府不断向西方国家做出解释或提出抗议，一方面让英国谅解巴基斯坦接近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另一方面还使英美等国倾向于限制对印度的援助并许诺维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以便将巴基斯坦留在西方阵营。1963年5月20日，英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提交了一份全面评价《中巴边界协定》和贸易协定（在签署《中巴边界协定》时，中巴两国还签署了贸易协定和航空运输协定。参见《庆祝中巴边界协定签订一周年》，《人民日报》1964年3月2日。）的报告，认为这两个协定并不意味着巴基斯坦外交政策有多大的变化，报告最后建议：“我们的最佳政策是继续避免公开批评目前的中巴关系。这种批评极有可能导致遭受更大压力的巴基斯坦政府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来显示其对西方的‘独立性’。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机会向巴基斯坦政府解释其政策的可能结果，强调尽管我们理解其困难……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我们的对印度军事援助政策时，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满足巴基斯坦的合理要求和保护其战略地位。”［33］最终，鉴于中巴已经签署边界协定和巴基斯坦强烈反对西方国家援助印度，英国放弃了对巴基斯坦的外交干涉行动。 

　　英国对中巴边界谈判外交干涉行动的失败，首先是由于英国不能满足巴基斯坦的安全需求。1954年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阵营的主要目的是应对印度的威胁，但在英国看来，巴基斯坦的要求太高，如1962年5月24日英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电报指出：“作为英联邦特别是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巴基斯坦难以取悦并提出了过高要求。目前他们对我们和美国都不满，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和我们坚持给予中立主义的印度以不断地和无条件地支持，而印度是巴基斯坦的强大竞争对手和主要潜在敌人。巴基斯坦希望我们告诉印度，如果印度不同意一个关于克什米尔的公正协议，我们将收回支持。他们也希望美国和我们帮其获得中央条约组织的一个集体的、成文的安全许诺，保护其领土免遭可能的来自印度的攻击。”［34］在中印爆发冲突后，英美等国更为重视的是通过援助将印度拉入西方阵营，不可能因巴基斯坦接近中国而对其让步，甚至是帮助巴基斯坦对付印度。 

　　其次，达成《中巴边界协定》符合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英国对巴基斯坦仅仅进行安抚和拉拢，难以阻止中巴边界谈判。英国认为，中国愿意达成一个让巴基斯坦如此满意的协定，这可以看作是逐渐孤立印度过程的一部分，中巴谈判开启、达成原则性协议以及最后签署协定时间的安排，都是经过计算的，目的是为了让印度难堪和使印巴关系最大程度的紧张化。［35］但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成员，英国唯有通过媒体和舆论加以指责，对华影响力有限，英国主要采取的是向巴基斯坦解释对印度的援助情况以及促成印巴谈判等手段进行外交干涉，阻止巴基斯坦与中国接近。与此同时，英国期望美国利用巴基斯坦对美援的依赖性来施加强大压力。不过，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强硬措施未能奏效，英国的拉拢手段同样收效甚微。 

　　最后，英国对中巴边界谈判外交干涉行动的失败，还与其干涉能力不够、干涉意愿不足有关。退出印度次大陆后，英国在南亚的地位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利益诉求收缩为重点维护在南亚的经济利益。因实力有限，英国主要是配合和支持美国在南亚的行动，并不愿过多地插手南亚事务，特别是注意避免介入复杂难解的印巴克什米尔之争。英国竭力在印巴间维持平衡，因巴基斯坦对西方国家援助印度和更为重视印度不满，英联邦关系部大臣很早就强调英国应与印巴都发展友好关系，不应对另一个国家不公正。［36］尽管英国外交部坚持对印度的援助，但同时也指示驻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大使馆，要避免刺激巴基斯坦，同时要督促印度认识到就印巴关系达成协议并采取主动措施的重要性。［13］英国还认为，巴基斯坦不会因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援助而退出西方阵营。如英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直十分关注巴基斯坦国内反对与西方国家结盟的舆论及影响，1961年3月3日，大使馆的一份报告重申原有立场，即“巴基斯坦的基本政策是反对共产主义，保持与盟友和英联邦的联系，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发展友好关系”。［37］在巴基斯坦与中国签署了边界协定后，英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报告还是坚持认为，巴基斯坦优先重视的是西方国家，“我们相信阿尤布·汗并没有特别喜爱中国。我们也不认为他相信中国或者是对中国怀有某种程度的好印象，对巴基斯坦来说重要的是中国在亚洲的野心”。［32］既然英国认为巴基斯坦没有背离西方阵营之虞，自然也就欠缺对巴基斯坦进行大规模外交干涉的意愿。 

　　1947年退出印度次大陆后，英国在巴基斯坦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和众多的经济利益。然而，英国在巴基斯坦的优势地位越来越难以保持，特别是1954年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导致英国在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大为削弱。立足于冷战和自身实力的现实情况，英国接受美国在巴基斯坦影响力的增长，并企图联合和利用美国，阻止巴基斯坦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以阻止苏联和中国的影响力进入南亚。为此，1959~1963年，英国密切关注并一度积极阻止中巴边界谈判。英国对中巴边界谈判的介入及其失败的历程显示，中巴边界谈判有利于南亚和巴基斯坦的和平与稳定，英国的外交干涉合法性不足，并招致巴基斯坦日益激烈的反干涉斗争。与此同时，英国进行的外交干涉活动导致英国和巴基斯坦关系恶化，并进而损害英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这也是英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英国对中巴边界谈判的外交干涉必然会失败。 

［参引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集（中阿·中巴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2］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Karachi, October 28, 1959, DO 35/8925. 

　　［3］Sino-Pakistan border discussions, February 8, 1961, DO 196/130. 

　　［4］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Karachi, January 23, 1961, DO 196/130. 

　　［5］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karachi, February 22, 1961, FO 371/159703. 

　　［6］A letter from V.C.Martin to Mr. Pritehard on agreement between Pakistan and the U.S.S.R. On oil exploration,　March 9, 1961, DO196 /128. 

　　［7］A letter from Office of H.B.M. Chargé d’Affairs, Peking, February 10, 1961, DO 196/130.　

　　［8］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Delhi, March 19, 1961, DO 196/130. 

　　［9］From Foreign Office to certain of Her Majesty’s Representatives, February 27, 1962, DO 196/130. 

　　［10］Sino Pakistan relations, November 14, 1962, DO 196/130. 

　　［11］A letter from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 in Karachi, October 7, 1960, DO 196/128. 

　　［12］A letter from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 in Karachi, February 14, 1962, DO 196/128. 

　　［13］Outward telegram from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to Delhi and Karachi, November 15, 1962, PREM 11/3838. 

　　［14］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Delhi, November 9, 1962, PREM 11/3838. 

　　［15］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Karachi, November 7,1962, PREM 11/3838. 

　　［16］Record of a talk in the Prime Minister’s room at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Thursday, November 15, 1962, PREM 11/3838. 

　　［17］Secretary of State’s meeting with Mr. Dehlavi, Janu ary 8 , 1963, FO 371/170639. 

　　［18］Visit of Pakistan Minister of External Affairs, Brief No.6, October 15~19, 1963, FO 371/170639. 

　　［19］Fro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November 1, 1962, PREM 11/3838. 

　　［20］A letter from Field Marshal Muhammad Ayub Khan, N.PK., H.J., November 1962, PREM 11/3838. 

　　［21］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Peshawar, December 27, 1962, DO 196/130. 

　　［22］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Karachi, December 30, 1962, DO 196/130. 

　　［23］Text of message of 22nd January from Prime Minister to President Kennedy, January 29, 1963, DO 196/130. 

　　［24］A letter from R.C.C.Hunt of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n Karachi to E.J.Emery, February 11, 1963, DO 196/130. 

　　［25］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Karachi, February 22, 1963, DO 196/130. 

　　［26］Outward telegram from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to Karachi, February 22, 1963, DO 196/130. 

　　［27］Record of interview, March 1, 1963, DO 196/130. 

　　［28］Note of a talk with the Foreign Secretary in Rawalpindi on May 6 , 1962 , May 15 , 1962, DO 196/130. 

　　［29］Note of a talk with President Mohammed Ayub Khan on Monday, May 15, 1962, DO 196/130. 

　　［30］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Peshawar, December 29, 1962, DO 196/130. 

　　［31］A letter from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n Karachi, March 1, 1963, DO 196/130. 

　　［32］A letter from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n Karachi, March 22, 1963, DO 196/131. 

　　［33］A letter from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 in Karachi, May 20, 1963, DO 196/131. 

　　［34］A letter from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 in Karachi, May 24,1962, DO 196/128. 

　　［35］Outward telegram from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March 6, 1963, DO 196/130. 

　　［36］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s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Pakistan, January 23, 1956, DO 35/6649. 

　　［37］A letter from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 in Karachi, March 3, 1961, FO 371/159703. 

　　［作者简介］邓红英，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政治学系，43007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印度周边外交政策变化及我国对策研究”（16BGJ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