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冲突对南亚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利用中印之间的矛盾，美苏趁机在南亚进行冷战渗透，竞相拉拢印度。为了对抗中国，印度也调整了不结盟政策。因西方国家对印援助破坏了印巴力量平衡，巴基斯坦走上了对华友好的独立自主外交道路，并最终与中国建立事实上的战略合作关系。对于巴基斯坦转向对华友好政策，国外主流观点认为中巴两国因都与印度存在矛盾而走向联合，［1］但也有观点认为，影响巴基斯坦对华态度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中国的发展潜力特别是中国在维护亚洲和平中的重要作用。［2］国内大多数学者也认为中巴建立友好关系并不仅仅因为两国都与印度有矛盾，更多的是中巴关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巴基斯坦而言是巴基斯坦政府面对复杂国际局势的毅然选择。［3］其实，以上观点强调的都是现实利益的作用，没有关注到巴基斯坦对华认知的变化及作用，本文将立足于国内外文献特别是档案资料，揭示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巴基斯坦对华态度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中巴合作的影响。 

　　一、巴基斯坦的外交困境及阿尤布政府的早期对华政策选择 

　　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国内外局势十分严峻，国内出现了教派骚乱、难民安置、管理混乱与经济困难等众多问题，国际上是与印度、苏联、中国、阿富汗等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不太友好，与印度的关系尤为紧张。尽管巴基斯坦和印度是邻国，并有着共同的文明、历史、文化、语言以及种族联系，但历史上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矛盾很深，［4］印巴分治后，印巴在军备分配、移居者财产、印度河水分配、国库现金分割、克什米尔归属等方面存在众多的矛盾和纠纷，之后两国还因为争夺克什米尔发生武力冲突，战败后的巴基斯坦更加担忧印度对其生存发展的威胁。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关系发展一直深受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的困扰。这主要是由于“杜兰线”造成的，此线是1893年英国殖民政府与阿富汗王国签约划定的一条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这条线把阿富汗东南部帕坦人所居住的地区连同开伯尔隘口都划入英属印度范围。1947年印巴分治后，这一地区被划入巴基斯坦，但阿富汗不予承认。［5］因此“杜兰线”一直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源。 

　　尽管在印巴分治后，苏联承认了巴基斯坦并邀请巴基斯坦总理访问莫斯科，但巴基斯坦更为重视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6］在巴基斯坦接受西方国家援助后，巴基斯坦与苏联的关系日趋冷淡。为了维护国家安全，1954年巴基斯坦政府放弃不结盟政策，加入西方阵营，这更招致苏联的不满，苏联多次抗议和反对巴基斯坦帮助西方国家反对苏联，因而趋向与印度和阿富汗接近，甚至支持印度的克什米尔立场和阿富汗的边界主张。［7］ 

　　对于新中国的成立，巴基斯坦的心态比较矛盾，一方面认为新中国不是苏联的卫星国，更像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担心意识形态的潜在威胁，对中国与苏联的密切关系表示担忧。［2］（pp.6~7）在巴基斯坦与印度敌对且与苏联、阿富汗关系冷淡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无疑十分重要。经过观望，1951年巴基斯坦承认了新中国，并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尽管1954年和1955年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后又改称中央条约组织。）两个军事联盟，但巴基斯坦仍继续按照和平共处原则处理巴中关系并在万隆会议上与中国就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达成谅解。对于巴基斯坦的做法，中国政府有意保持克制，并没有公开指责。同时，中国与印度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于1954年还签署了中印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参见《签订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中印两国在北京举行签字仪式》，《人民日报》1954年4月30日。）。因担心得罪美国，巴基斯坦在1956年后一度不再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巴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 

　　对于巴基斯坦政府加入西方阵营的行为，巴基斯坦国内一直存在着反对意见。最初，大量美援的涌入压住了反对者的声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阵营的危害日益明显：一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政治影响在巴基斯坦同步增长，这损害了巴基斯坦的独立自主性，还使巴基斯坦的军费支出和外债同期增长，进而引发了经济问题。二是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阵营并在外交上追随美国，招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怀疑和不满。三是巴基斯坦并没有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核心利益的支持，西方国家的目的是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而巴基斯坦的目的则是应对印度的威胁，但在苏联表态支持印度的克什米尔立场后，巴基斯坦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对其克什米尔主张的支持。更让巴基斯坦民众不满的是，在1957年印度出现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为拉拢印度趁机加大对印度的援助。美国对印巴两国的援助分别是3.648亿美元和1.707亿美元，对印度援助的增长幅度较大并超过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5］（p.255）这一举动激起了巴基斯坦民众的极大不满，甚至出现了如果巴基斯坦放弃与西方结盟将会从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更多援助的说法。［8］ 

　　因国内舆论的反对，1958年10月上台的阿尤布·汗总统批评前任政府没有必要让巴基斯坦与苏联和中国等国关系紧张，他表示将根据巴基斯坦的利益和地理情况来制定政策。［1］（p.74）在其自传中，阿尤布·汗做了更为详细地说明，他认为，立足地缘政治，巴基斯坦不应与任何一个大国敌对，而应与主要大国特别是与印、苏、中等国建立正常关系，但由于印度对巴基斯坦充满敌意并且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威胁，两国难以建立正常关系。因此，巴基斯坦需要与苏联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9］但实际上，阿尤布政府推行的外交政策并不是积极发展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是寻求深化巴美合作来平衡美国的重印轻巴政策，至于其原因，除了巴基斯坦要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军事支持以及安全保护之外，还因为阿尤布·汗本人就是巴美联盟的主要缔造者。［5］（p.241）阿尤布政府致力于加深与美国的关系，一方面深化巴美同盟关系，1959年3月5日，巴基斯坦与美国签订新的军事协定，两国军事合作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阿尤布政府积极追随美国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行动。［1］（pp.76~77）在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同时，阿尤布·汗还对解决巴印纷争和达成两国和解十分积极，他表示，除非遭受攻击，巴基斯坦不会挑起武装冲突，一旦巴印根本分歧得到公正处理，巴基斯坦非常乐意与印度建立合作关系。［5］（p.231） 

　　总之，面对外交困境，阿尤布政府选择的是强化巴美关系和缓和巴印关系，为此不惜损害巴中关系。1959年中印关系因边界纷争恶化，正好给阿尤布政府提供了推进巴印和解的机会。 

　　二、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后阿尤布政府的反应 

　　1959年8月，中印在朗久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对于中印边界冲突，巴基斯坦政府极为不安，因为“中国与由巴基斯坦控制其防务的克什米尔地区有约599公里的接壤，边界线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10］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巴基斯坦才再次关注巴中边界问题。［2］（p.84） 

　　最初，巴基斯坦积极利用中印矛盾推进巴印的和解与合作。在中印边界冲突后，阿尤布·汗强调“中国威胁”，认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向印度洋进发是共产党寻求世界统治的一个主要目标”，［2］（p.70）“五年内印度次大陆将易受攻击”。中国和阿富汗将“从北方造成严重威胁”。［11］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1959年4 ~10月，阿尤布·汗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如果两国之间的基本争端得以解决，巴基斯坦愿意与印度联合保卫印度次大陆安全和应对外来威胁。［12］以不愿改变不结盟政策为由，尼赫鲁委婉地拒绝了阿尤布·汗的建议。［13］实际上，印度政府更不愿意接受的是巴基斯坦提出的处理克什米尔的前提条件，而且，印度也不想与中国作战。［14］对于中印边界谈判，巴基斯坦政府极为不安，它不满印度与中国谈判包括克什米尔地区的两国边界，更担心中印抛开巴基斯坦就中印边界西段达成一致。1959年12月3日，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指出巴基斯坦对中印涉及拉达克边界调整的任何协议都持保留态度。［15］实际上，对于克什米尔争议，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希望印巴双方和平解决，［16］中印边界谈判最终也没有达成协议，巴基斯坦的担忧得以缓解。 

　　因印度拒绝了巴基斯坦的提议，阿尤布政府不得不单独采取措施应对巴中边界问题：一方面，巴基斯坦政府在边界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可能的“入侵”，1959年10月，巴基斯坦高官还前往吉尔吉特地区视察边界防卫安排情况。［2］（p.85）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政府也竭力避免巴中冲突，如巴基斯坦政府低调处理两国边界纠纷，在1959年10月2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曼苏尔·卡德里否认中国进入巴基斯坦的领土领空。［17］ 

　　和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的边界立场、处理方式比较灵活现实。经过调查和研究，巴基斯坦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巴中边界没有划定，巴基斯坦应该通过外交谈判与中国划定边界。［9］（ p.162）1959年10月开始，巴方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希望与中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1961年3月，阿尤布·汗还亲自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提出希望谈判解决巴中边界问题。“为了促成谈判，巴方主动做出一些友好姿态”，如巴基斯坦各报不仅基本停止发表或者转载西方国家攻击、诬蔑中国的文章，而且不时出现要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言论，并大量转载中国的消息和报道。巴基斯坦政府还于1961 年 12 月对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投了弃权票，1962 年又进一步投票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上述都显示了巴基斯坦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决心。因此，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边观察边定政策”，国内相关部门决定开始同巴基斯坦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准备试着签订临时边界条约和航空协定。1962年2月，中国复照巴基斯坦，表示愿意谈判解决边界问题。［18］ 

　　三、阿尤布政府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与反应 

　　在中巴两国筹备边界谈判之时，中印边界形势日趋紧张并在1962年10月爆发了边界冲突。对于中印冲突，巴基斯坦国内舆论明显支持中国。如卡拉奇的《早晨新闻报》发表社论说，中印争端不是一个“侵略”或“反侵略”的问题，而是中国要求收复其原有领土的问题。［19］ 《黎明报》则更直接地说印度是地区的主要威胁，中国是友好邻国，因为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处理边界问题时显示出友好的宽容精神；而印度命令其军队将中国从边界地区赶走，但这些地区从未被证明属于印度，尼赫鲁在中印边界地区保持局势紧张的目的是从西方国家获取尽可能多的武器和经济援助。［20］在对中印边界争端进行详细考察后，巴基斯坦学者卡莉达·库雷希认为：中印边界西段争议区并未划定边界，中国明显实施了有效管辖；中印关于中段争议区的观点存在差异，印度的目的是获得缓冲区；关于东段争议区是中国的立场更为合理，印度的意图是将“麦克马洪线”变成其东北边界。［21］　

　　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爆发的原因与责任，巴基斯坦国内舆论也认为是印度挑起了冲突，如《黎明报》刊文指出，印度指责中国进行“侵略”看来是宣传而不是事实，是印度的前进政策使中国误会，迫使中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卫本国边界。［22］卡莉达·库雷希强调，1961年印度在印中边界西段和东段建立军事据点，1962年又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领土并导致新的边界冲突，同年6月又拒绝中国寻求改善关系的续签中印协定的提议，此后中印两国互相提出外交抗议并在10月份出现僵局。［23］ 

　　最初，巴基斯坦政府并不想卷入两大邻国之间的冲突。阿尤布·汗对英国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谈及对中国的看法时表示：他不再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但对中国的信任感仍然有限，他主要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印边界冲突。［24］然而，在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后，英美等国迅速对印度提供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25］巴基斯坦极为担忧印度实力增长后对其安全的威胁。巴基斯坦对英美给予印度经济援助早有不满，英美对印度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更是激起巴基斯坦全国民众的怒潮。1962年10月底11月初，巴基斯坦多次爆发游行示威和罢工抗议活动，提出反对西方国家援助印度，并要求阿尤布政府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主张，愤怒的民众还袭击了一些工厂（包括英资工厂）。在援印武器到达印度前，巴基斯坦政府就宣布，将视西方国家对印度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为不友好行为。此后，巴基斯坦政府在许多场合对西方国家大规模军事援印的行为表示反对，甚至还派出专门的代表团前往西方国家解释巴基斯坦的有关观点。［25］（ p.339） 

　　为了阻止西方国家对印度大规模的军事援助，1962年11月5日，阿尤布·汗还致信英国首相：中国的意图是获得属于本国的领土，并不是“军事侵略”印度；巴基斯坦希望冲突范围不要扩大，但对印度提供大量武器援助会导致印度扩大战争；他还表示，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将恶化巴印关系，目前印度大部队仍聚集在巴印边界，印度80%以上的军队是用来对付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最后呼吁，目前的问题不应是向印度提供武器和弹药，而应通过处理克什米尔问题让巴印不再成为彼此的威胁。［26］ 

　　在这场反对西方国家对印度大规模军事援助的舆论战中，巴基斯坦政府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中印边界冲突是印度挑起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阿里公开谴责印度挑起了战争，“我们感觉这次冲突源于印度不现实和不合理的外交政策。如果印度真诚地将其政策确立在和平与睦邻关系原则的基础上……目前的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2］（p.83）二是中国不会大规模“入侵”印度和南亚国家，1962年11月22日，阿尤布·汗召开了军政高级官员国务会议，讨论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的新形势及其对巴基斯坦安全的影响，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中印边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有限活动，将局限于两国争议地区。［2］（pp.81~82）阿尤布·汗也在众多场合反复强调，中国的行动目标有限，中国不会大规模“入侵”印度，在其自传中，他谴责美国认为中国会越过喜马拉雅山和阿萨姆东部边界袭击印度的结论非常荒唐。［9］（ p.160）三是英美向印度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将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全。早在1961年7月访美期间，阿尤布·汗就阐述了对西方国家军事援助印度的看法：“印度的武装力量是我们的三倍，其中不到15%是真正对付中国的，其余的则是用于反对巴基斯坦。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给予印度任何武器援助，巴基斯坦都将感到不安，巴基斯坦国内反对这一行动的舆论将急剧增长。这还将让我们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变得十分紧张。”［9］（ p.137）1963年3月22日，阿尤布·汗再次向英美驻巴基斯坦大使陈述西方国家军事援助印度的危害，主要包括：给予印度更多的军事援助将破坏巴印稳定；将破坏巴印军事力量平衡。［27］总之，巴基斯坦努力让西方国家相信，中印边界问题需要通过和平协商予以解决，中国不可能对印度发动大规模攻击，印度夸大中国的威胁以得到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在中国对印度不构成军事威胁的情况下，这只会对巴基斯坦构成威胁。［14］（pp. 42~43） 

　　在巴基斯坦舆论一致的反对声中，英美等国担心阿尤布·汗采取反西方措施甚至是转向与苏联和中国结盟，开始致力于安抚和拉拢巴基斯坦政府。1962年11月17日，英、美、加、澳四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紧急会晤，认为应该迅速安抚巴基斯坦，美国大使还建议肯尼迪在11月21日前公开宣布：如果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被用于攻击巴基斯坦，美国将援助巴基斯坦；美国仍是巴基斯坦的朋友并理解巴基斯坦在印度次大陆的核心利益。他还建议肯尼迪向阿尤布·汗保证：在继续给予印度任何军事援助前要与阿尤布·汗协商；美国政府将尽早施压，以促使印巴就克什米尔问题举行双边谈判。［28］在西方国家的督促下，尼赫鲁同意开启印巴会谈。然而，因印巴都坚持本国拥有对克什米尔的主权，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5月，印巴进行了6轮会谈却毫无结果。 

　　在与印度举行会谈的同时，巴基斯坦政府也积极推进巴中边界谈判和双边合作。1962年10月12日，中巴两国正式开启边界谈判，12月28日，两国发布联合公报，就实际存在于两国之间的边界的位置和走向，取得了原则协议。［29］西方国家认为，巴基斯坦接近中国主要是为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同时也意识到巴基斯坦有着与中国接近的众多动因，如避免中巴冲突、达成中巴边界协议、通过中巴接近打击印度和西方国家、扩展外交活动空间，等等。［30］实际上，中巴处理边界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两国互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而为两国合作扫除了障碍。 

　　四、中巴边界问题的解决与两国互信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与众多周边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中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处理，并与尼泊尔、缅甸等国达成边界条约。而印度政府拒绝与中国重新划分全部的边界，指责中国与缅甸和尼泊尔划分边界的目的是试图孤立印度和准备将一个以中国要求为基础的边界协议强加给印度。［31］ 

　　中国与邻国处理边界问题的诚意为巴基斯坦所接受，巴基斯坦国内的舆论强烈要求政府调整外交政策，改善巴中关系。阿尤布·汗也意识到，从地缘战略看，巴基斯坦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巴基斯坦需要让中国相信巴基斯坦是真诚和友好的。［9］（ p.118）此后，巴基斯坦政府积极促成巴中边界谈判，扩大两国合作。 

　　中巴边界谈判的顺利开展显示了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和处理方式比较相近，如都认为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同意，这段边界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并参照自然地形，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精神予以划定。［32］在接受巴基斯坦媒体访问时，周恩来总理高度肯定巴基斯坦的立场，“巴基斯坦政府没有坚持麦克马洪的领土主张。这显示巴基斯坦希望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巴基斯坦采取了平等和公正的态度”。［33］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巴基斯坦舆论和政府都表达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谴责印度挑起了边界冲突，认为印度有意夸大中国的威胁以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这进一步拉近了巴中两国的关系。此外，中印边界冲突在客观上使中巴两国有了共同立场，如增加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处理边界问题的紧迫感。更为重要的是，中印边界冲突后，阿尤布政府认定印度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威胁，在1962年11月5日阿尤布·汗写给肯尼迪的信中，他强调印度近15年来一直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军事威胁，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将自己装扮成 “受侵略”和“受压迫”的一方，事实上它却一直威胁和不同程度地恐吓周边小国。［9］（ pp.141~143）对于英美等国极为强调的意识形态威胁，阿尤布·汗认为：“巴基斯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种充满希望的思想——巴基斯坦人放弃这种意识形态并接受一些外来生活哲学是难以想象的。”［9］（ p.166） 

　　在1963年3月中巴签署边界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参见《中国巴基斯坦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人民日报》1963年3月3日。）后，两国间的互信大幅度提升，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说：“这个协定的签订，是中巴友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32］（p.174）阿尤布·汗也高度评价巴中边界协定，“关于边界划分的协定是巴中关系发展的第一步。它的唯一目的是消除未来冲突的可能原因。但协定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人开始信任我们，我们也感到可以放心地与他们打交道”。［9］（ p.164） 

　　在中印边界冲突前后，巴基斯坦的对华态度从怀疑到敌视再到信任的改变，也与中国的外交努力有关。中国一直希望与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对于巴基斯坦与西方结盟乃至一度追随美国推行反华政策，中国一直保持克制的态度，并未支持印度的克什米尔主张。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友好政策最终赢得了巴基斯坦舆论的支持，“中国不是巴基斯坦的敌人，特别是在对待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持不介入的公正立场，从不偏袒某一国，使巴基斯坦人民大加赞赏”。［18］正是在巴基斯坦国内舆论的推动下，巴基斯坦政府最终下定决心调整对华政策，主动对华示好，阿尤布·汗还亲自提出巴中边界谈判的要求。在巴基斯坦表达友好诚意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做出了积极回应，周恩来曾指示对巴基斯坦的工作“要通过反复耐心的工作，解除巴对我们的疑虑”，“交朋友要坦诚相见，讲心里话，说话算数，不搞虚伪的那一套，使人觉得我们是可以信赖的”，他还要求驻巴基斯坦大使向巴方领导人反复讲明，“虽然我们两国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不同，但我们完全可以和平共处，长期友好合作。我们不搞革命输出，决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各国走什么道路，靠本国人民自己选择”。［18］中国的真诚友好态度，终于消除了巴基斯坦的对华疑虑。 

　　在中巴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和走向合作的过程中，两国与印度的矛盾特别是中印边界冲突确实是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但只能算作是催化剂，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巴基斯坦继续将中国看作是主要威胁，阿尤布政府可以选择继续深化巴美合作以寻求美国的援助和保护，甚至可能为了应对“中国威胁”而与印度达成妥协。巴基斯坦对中印边界的冲突反应经历了从联印制华到联华反印的转变，这一变化是巴基斯坦在外交困境之下的现实主义选择，也体现了巴基斯坦对中国的认同和信任，而这种认同和信任正是巴基斯坦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 

　　［ 参 引 文 献 ］ 

　　［1］Anwar Hussain Syed, China & Pakistan : Diplomacy of An Entente Cordiale,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4, p.7. 

　　［2］B.N. Goswami, Pakistan and China: A Study of Their Relations,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71, p.113. 

　　［3］王琛：《试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巴关系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4］Aparna Pande, Explaining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Escaping Ind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2011, p.167. 

　　［5］S.M. Burke,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An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72. 

　　［6］Khalida Qureshi,The Soviet Union, Pakistan and India, Pakistan Horizon, Vol.16, No.4,1963, pp.350~351. 

　　［7］Werner Levi, Pakista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35, No.3, 1962, pp.215~217. 

　　［8］Pakistan: Foreign affairs, 14th March, 1958，DO 35/8925. 

　　［9］Mohammad Ayub Khan, Friends not masters: A Political Autobiography, London; New York;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15~118.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集（中阿·中巴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1］K. Arif(ed.), China Pakistan relations 1947~1980, Lahore: Vanguard Books Ltd., 1984, p.23. 

　　［12］P L. Bhola, Pakistan-China Relations: Search for Politico-Strategic Relations, S.M.S. Highway, Jaipur:R.B.S.A. Publishers, 1986, pp.79~80. 

　　［13］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Delhi, 6th November, 1959, DO 35/8997. 

　　［14］S. P. Seth, China as a Factor in Indo-Pakistani Politics, The World Today , Vol. 25, No. 1 , 1969, p.40. 

　　［15］A Letter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23rd December , 1959, DO 133/148.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6~1957）》第4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63页。 

　　［17］Inwa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Karachi, 22nd October, 1959, DO 35/8925. 

　　［18］丁国钰：《忆中巴关系的重大转变》，《世界知识》2011年第10期。 

　　［19］George L. Montagno, Peaceful Coexistence: Pakistan and Red China,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8, No. 2, 1965, pp. 314~315. 

　　［20］“A victory for peace”, Dawn, March 4,1963. 

　　［21］Khalida Qureshi, Pakistan and the Sino-Indian dispute-I, Pakistan horizon, Vol.15, No.4, 1962, pp.314~319. 

　　［22］“The wind of change”, Dawn, January 20, 1961. 

　　［23］Khalida Qureshi, Pakistan and the Sino-Indian dispute-II, Pakistan horizon, Vol.16, No.1, 1963, p.61. 

　　［24］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 Note of a Talk with President Mohammad Ayub Khan on Monday, 7th May 1962, DO 196/130. 

　　［25］Zubeida Hasan, Western arms aid to India, Pakistan Horizon, Vol. 16, No. 4, 1963, p.334. 

　　［26］A letter from Field Marshal Mohammad Ayub Khan, November 1962, PREM 11/3838. 

　　［27］A letter From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n Karachi, 22nd March ,1962, DO 196/131. 

　　［28］Inword Telegram to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from Karachi, 17th November,1962, PREM 11/3838.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2）》第9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421页。 

　　［30］Sino Pakistan relations, 14th November , 1961, DO 196/130. 

　　［31］Steben A. 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85~86.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3）》第10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71页。 

　　［33］R. K. Jain, China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Vol II, Basic Documents, 1950~1956,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77, p.75.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