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时期，中共中央制定的“一五”计划主要内容为：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以694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这“156项工程”（实际施工150个项目）中，有6个项目落户洛阳，洛阳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洛阳工业基地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的具体见证，同时它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一、“一拖”落户与洛阳工业基地的形成 

　　“一五”期间，洛阳工业基地的建立与第一拖拉机厂（以下简称“一拖”）有直接的关系。“一拖”选址洛阳，奠定了洛阳工业基地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新疆、东北等地的国营农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斥资4亿元进口了2.8万台拖拉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涧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编：《涧西文史资料》第1辑， 1995年，第17页。）拖拉机承载了农业现代化的梦想。为此，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中央决定由苏联帮助我国设计和建设“一拖”。1953年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汽车工业管理局拖拉机厂筹备处（实际上就是“一拖”筹备处，以下简称筹备处）成立，厂址的选择与筹建工作随之展开。拖拉机作为农用工具，适宜在华北、东北平原的旱地和西北地区的军垦农场使用，根据消费地就近原则，同时考虑到国防安全和运输条件，初步选定哈尔滨、石家庄、郑州及西安为拟建厂地。筹备处认为，哈尔滨的条件最好，该区域工业基础好，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行得早，有大量荒地，宜于建立国营农场，拖拉机需求量大，但该区域气候寒冷、建设施工季节短，尤其不符合“改变国家工业布局不平衡，兼顾落后地区的发展”的基本原则。石家庄地处华北地区的中心，既接近东北、西北等产品消费地，又邻近天津、上海、太原工业区，附件生产配合较方便，电力供应和增加设备也较其他地区为便利。郑州的经济条件和石家庄相似，但电力供应较为困难，国防安全条件则优于石家庄。西安除国防安全条件外均为不利因素。综上，筹备处向中央建议，“经济条件上以哈尔滨为最上”，综合考虑 “则以石家庄设厂最为恰当”、“最为有利”，但“惟国防条件应加考虑”。［1］ 

　　从国防安全考虑，中央没有采纳筹备处的建议，而是决定在中原地区的河南选择厂址。1953年7月，筹备处即在郑州、洛阳、偃师、新安、陕州五地搜集资料，相继在洛阳西郊、东郊（白马寺一带）和洛河以南等地进行踏勘，由于上述地方古城遗址和古墓太多等因素而放弃。10月，筹备处踏勘的重点转到郑州，“11 月下旬开始，又将力量逐步集中在洛阳涧河以西”，［2］因为这个地区没有古城遗址和古墓的困扰。1953年12月，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到洛阳考察了建厂条件，并于1954年1月8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经毛泽东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54年2月20日正式决定在洛阳市涧河西部建设拖拉机制造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厂志总编辑室编：《一拖厂志》，1985年，第5页。）1955年10月1日举行了开工典礼。 

　　拖拉机制造离不开临近附件工业的配合，因此，拖拉机厂落户洛阳后，相关企业随之而来。洛阳矿山机器厂最初在武汉选择厂址，后转到河南同拖拉机厂共同选址。故“一拖”的选址过程，基本上也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的选址过程。［3］生产汽车、拖拉机重要部件的洛阳轴承厂，原初步准备在西安设厂，厂址拟定在东郊王家坟一带，并开始了建厂设计基础资料的搜集工作。“一拖”选址洛阳后，经苏联专家建议，中央于1953年12月11 日批准，与“一拖”和洛阳矿山机器厂共同选址。［4］ 

　　为解决“一拖”等企业工业用电，1954年1月27日，一机部致函燃料工业部，“提请燃料工业部予以配合供电供热工作”。（洛阳热电厂编：《洛阳热电厂志》，1987年，第15页。）4月，洛阳热电厂筹建处正式成立。 

　　1953年，“156项工程”之一的有色金属铜铅锌加工厂在兰州建设，但由于苏联专家担心兰州的气候影响产品质量，而洛阳正在筹建拖拉机厂、轴承厂和矿山机器厂，在洛阳建厂有利于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并可节省水电、民用工程投资及交通运输费用。“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将厂址移到洛阳。”［5］ 

　　1953年，根据中苏之间的协定，由苏联向我国转让制造舰艇柴油机的产品图纸和技术资料，提供样机，并派专家帮助仿制。1955年8月2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了建厂的设计任务书，厂址设在侯马，厂名为高速柴油机厂。“1957年9月,工厂迁洛阳”，（河南柴油机厂厂史办公室编：《河南柴油机厂志》，1988年，第3页。）更名为河南柴油机厂。 

　　包括“一拖”在内的6个“156项工程”落户洛阳，使洛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基地。 

　　二、洛阳工业基地建设的历史意义 

　　洛阳工业基地的建设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挑战的过程。十几万人的建筑队伍云集洛阳，落户洛阳的上述企业也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他们采取了边建设、边调试、边生产的方针。1956年7月，洛阳轴承厂开始安装第一台设备，1957年7月生产出第一批2191套汽车变速箱轴承。［6］1958年4月30日，洛阳矿山机器厂试制出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10月31日，洛阳矿山机器厂提前14个月、节省211万元完成建设，交付验收。（洛阳矿山机器厂志总编辑室编：《洛阳矿山机器厂志》，1986年，第9页。）1958年7月，洛阳轴承厂正式建成投产，交付使用，1959年生产轴承378种，提前两年达到国家设计生产要求。1958年7月20日，“一拖”装配出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54型履带拖拉机。1959年9月8日，“一拖”交付验收。当年即生产54马力拖拉机1724台。［6］（pp.8,11）1964年达到设计生产能力，这标志着洛阳工业基地的基本建成。洛阳工业基地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改变了国家机械工业的布局，加速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作为“初步建立起国家工业化基础”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洛阳工业基地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生产建设布局，尤其是机械制造业布局不平衡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部地区的落后面貌，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机械工业素有“工业的心脏”之称，它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旧中国的机械工业大多是一些规模小、设备简陋、生产能力低的机器装配、修理与零件制造业，不仅技术水平落后，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和太原、重庆、武汉等少数内陆城市。中原腹地仅有一些简陋的修理业。洛阳工业基地的建立改变了这一状况。“156项工程”中，机械工业占24项，其中4项落户洛阳。“一拖”等相关企业的建成使洛阳同兰州、西安、太原、武汉、湘潭、株洲等城市一起成为新中国中西部地区机械制造业的核心基地。 

　　洛阳工业基地的建立，推动了国家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由河南柴油机厂生产的12V-180型柴油机装备的护卫艇和鱼雷快艇在1965年的“八·六”海战中经受了考验。洛阳铜加工厂生产的产品满足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军工部门、国防尖端科学的需要。［7］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国40%以上的大中型拖拉机来自“一拖”；全国120家矿务局和170座大型洗煤厂使用的洗煤选煤设备几乎全部来自洛阳矿山机器厂；全国各矿务局81%的卷扬机、大型提升机，全国钢厂80%的冷轧管机也来自洛阳矿山机器厂；洛阳轴承厂的产品广泛用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70多个国家、地区的各行各业，葛洲坝、核反应堆工程、高精密机床、新型运输机、海洋石油钻井船、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发射设备等重点项目也使用该厂产品。 

　　(二)带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和商业服务业的繁荣 

　　为配合重点项目的建设，国家从1959年起先后成立了农机部工厂设计院、一机部轴承工厂设计院、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洛阳轴承研究所、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所、洛阳矿山机械研究所等国家级研究院所，使河南及中部地区的科技实力大幅度提升。 

　　6项重点工业项目的落户，使洛阳市涧西和西工区一带的工业预留地成为工业企业的热土。1956~1958年，洛阳耐火厂、洛阳玻璃厂、洛阳水泥厂、洛阳棉纺织厂4家大型国营工厂落户洛阳。洛阳玻璃厂的建立，缘于洛阳附近发现有丰富的砂岩石。［8］洛阳棉纺织厂的建立，一因河南有丰富的纺织原料；二为保持轻重工业的平衡；三要兼顾男女职工平衡，解决“青年男女的生活问题”，［9］因此，洛阳棉纺织厂作为“二五”国家重点项目提前在“一五”期间建设。1956开始筹建，1957年停建，1958年复建。（洛阳棉纺织厂厂志编辑室编：《洛阳棉纺织厂志》，1984年，第12页。） 

　　6项重点工业项目以及上述4家国营工厂的建立，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加大了对基础建设的需求，国家建筑二局二公司、河南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河南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等大型建筑企业进驻洛阳。此后，洛阳单晶硅厂、洛阳机车工厂、洛阳制冷机械厂等工厂及一些军工企业也相继进入洛阳。大型企业云集带动了中小企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1960年，原生产小型农用机械的地方国营偃师县机械厂发展为偃师拖拉机厂，生产25马力的拖拉机。随着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投产，洛阳起重机厂、洛阳风动工具厂等10家冶金矿山企业应运而生。为加强轴承行业的配套，洛阳东风轴承厂、向阳轴承厂、洛阳轴承保持器厂、洛阳钢球厂等多家企业也相继建成。与此同时，为配合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截至1957年8月，还从上海、广州等地迁入17家工厂，［10］形成了以国家重点项目为中心，大、中、小企业相配套的工业体系。 

　　为服务重点项目建设，除工业企业外，一批商业企业和商业职工也随之迁往洛阳。1956年8月从上海、广州等地迁入商店88家。［11］这些商店组成的上海市场、广州市场等商业市场对洛阳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三友理发店、大新酒楼、广州酒家、万氏照相馆等成为当地行业的领头羊。 

　　（三）成为产品和人才的双重基地 

　　早在建厂之初，周恩来到厂视察时就指出，“一拖”要既出产品又出人才。（1959年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一拖”，对“一拖”的工人说：“要记住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中国第一的产品，培养中国第一的人才，创造中国第一的业绩。”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省“一五”计划和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在发展过程中，“一拖”等企业在生产的同时，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这些企业既是工业基地，也是人才基地。例如，“一拖”厂长杨立功后来成为商业部部长，多届洛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以及包括河南在内的全国一些省地市县的许多领导也出自上述企业。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曾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的生产科长、车间主任。此外，上述企业还培养、输送了大批基层管理和技术人才。从1957年至1985年，“一拖”共输送3574名干部支持国家机关和各地事业单位的建设，其中，处级干部151名、专业技术人员1817名；为支援各地建设还输送了11120名工人，为全国大专院校代为培养实习生2.34万名，为各类厂矿培训职工5755人。［6］（p.25）1958年，洛阳轴承厂为19个省市的54个厂矿机关、学校培训各类人员1199名；1959年又为7省22 家厂矿培训人员584名（其中，行政干部13人、技术干部99人、学徒工472人），为大专院校培训实习生629人。（洛阳轴承厂志总编辑室编：《洛阳轴承厂志：1953~1983》， 1984年，第245页。） 

　　在工业落后、工业人才奇缺的中西部地区，洛阳工业基地是工业人才的摇篮，为改革开放和此后中西部的开发建构了牢固的基础，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四）促进洛阳城市转型和城市化的发展 

　　工业基地建设促进了洛阳城市跨越式的发展。1953年，洛阳城市人口有11万人，到相关重点项目投产的1959年，市区非农业人口已达到34.96万人。（洛阳市统计局编：《洛阳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1989年，第237页。）在增加的人口中，年轻、男性、有文化的人居多，（1959年全市男女性别比为129.3∶100，1964年人口普查，重点企业集中的涧西区男女人口比为146.88∶100，这反映出工业建设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参见《洛阳市志·人口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551页。）呈现出重工业城市人口的特征，人口结构具有增长型的特点。从城市化的方面看，“解放前，洛阳只有16个设备简陋的、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小型工厂，职工总数为160人，其中最大的工厂不过30个工人，最小的工厂只有3个人”。［12］1954年四厂一站（指最初落户洛阳的“156项工程”中的“一拖”、洛阳矿山机器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和洛阳热电站（厂）。）筹备初期，洛阳从事工业生产的职工仅有1010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职工却有1374人，商店店员2773人，而市区菜农、农民则达到31293人。此外，还有家庭妇女、失业人员，共计18663人。［13］由此，可以看出洛阳传统消费城市的特色。到“一五”重点项目投产的1959年，洛阳的产业工人已达到93711人（洛阳市统计局编：《洛阳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第263页。），1962年达到12.06万人，（洛阳市统计局编：《洛阳五十年》，1999年，第93页。）成为洛阳最有影响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 

　

　　资料来源：《洛阳市涧西区城市规划说明（1954）》，洛阳市第一档案馆：4-10。 

　　人口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密切关联，在产业工人成为城市主流人口的同时，洛阳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9.6%上升到1959年的74.9%，洛阳由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转变成一个工业城市（详见表2），城市化水平呈现出跨越式的发展。 

　

　　资料来源：《洛阳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年）》，第233页。 

　　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政、道路、绿化、第三产业也随之加速发展。直到今日，洛阳仍然是中西部地区除省会以外发展最好的城市。 

　　三、洛阳工业基地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中央主导下的经济开发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事业成功的保障 

　　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落后地区的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市场在合理分配资源的同时亦导致人、财、物流向投入产出比较高的发达地区，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因此，落后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在其发展的起步阶段需要国家的政策与措施的扶持，以缩小差别，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洛阳工业基地同“一五”期间国家建设的其他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基地一样，是国家改变中西部落后面貌的举措。而洛阳工业基地的建成与发展，是中央政府支持的结果。首先，建设资金来源于国家，重点项目的一期投资53297万元来源于国家。［6］（p.8）其次，重点项目建设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均为国家调配。再次，土地的征用、基本建设也由中央政府解决。洛阳工业基地一期建设所征用的36000亩土地涉及17个自然村的1235户、12150人。［14］由于国家的宣传和动员，这些村民像当年支援前线一样，支援工业建设。“政府一个号令，全家搬迁，全村搬迁，献出耕地，报名当工人，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11］（p.304）其中，2737人被招工进厂，其余村民和家庭也都得到妥善安置。［15］由于国家的动员，全国14个省份的“140多个厂矿给一拖培训干部工人”。（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厂志总编辑室编：《一拖厂志》，第554页。）此外，洛阳矿山机器厂得到上海、辽宁、广东、江苏、湖南、湖北等12个省市厂矿的大力支持。 

　　（二）党员干部和工人的团结与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是事业成功之本 

　　尽管国家调配的干部大多来自部队和农村，他们有丰富的对敌斗争与农村工作经验，对管理现代工厂，他们既无经验，亦缺乏相关科学知识，更无现代工业的体验与理念，但是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建功立业的热情与责任心和科学的态度，造就了这些干部不怕困难、不懂就学、学了就干、勇于实践、讲究实效的品质。首先，他们非常团结。这源于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与目标，因此，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他们互相帮助和支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涧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编：《涧西文史资料》第2辑，1997年，第108页。）其次，他们谦虚勤奋。他们清楚自己没有建设与管理工厂的经验，因此非常认真地学习，既勤奋又努力。再次，他们作风扎实。那时，干部在一线跟班生产，“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涧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编：《涧西文史资料》第1辑，第119页。）不断地听、看、问、学，直接参加产品的组装。干部的努力和良好的工作作风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风清气正的干部队伍直接影响了工人队伍，而工人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更是值得总结。这种主人翁精神体现在：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情感使他们从发达城市来到经济落后、生活不习惯的中部地区；虽然衣食住行都存在困难，但工作热情丝毫不减。“虽然生活艰苦，却总是笑声不断，歌声飞扬。”其次，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使他们融入工厂中，以厂为家，把工厂的发展与自己的人生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白天干工作，晚上学文化”，互相比贡献、比进步。再次，为国家多做贡献的主人翁责任感造就了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时人口不过10万人的洛阳一下涌入几万人的施工队伍，“从吃到住都发生了严重困难”。住房露风，吃饭露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但大家毫无怨言。“谁也不计较组织上叫干什么，谁也不考虑那儿艰苦不艰苦……人人争先恐后奔向工地、村庄、荒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涧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编：《涧西文史资料》第2辑，第52页。）没有干部与工人的团结信任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没有洛阳工业基地的成就。 

　　（三）学习模仿、消化吸收是自力更生和改革创新的基础 

　　引进、学习与模仿无疑是一条历史经验。旧中国的工业落后，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讲，根本不具备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工业基础、工业环境和工业理念。对于从未见过先进机器的工人来说，学习与模仿是摆脱落后、迅速跨入机器时代的捷径。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能够借鉴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苏联的援助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拖”等企业的建设过程中，苏联不仅提供了全套图纸和成套设备，还派出专家直接指导和参与了从规划设计、选址勘探、设备安装调试到生产的全过程。“先后来洛阳援助建设的苏联专家累计达168人。”［10］(p.135)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厂房由苏联煤矿部和乌克兰煤矿设计院共同设计。“一拖”的厂门建筑使用的是苏联最大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厂门的设计图纸。苏联专家对上述企业的干部培训与工业理念的培育、企业文化的培养以及企业管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此期间，我国的管理干部与科技人员虚心求教，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学习。20世纪60年代，当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工厂的建设者们能够继续工厂建设，进而完成改建、扩建工作，这与他们在建厂初期认真的学习有直接关系。引进、学习模仿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差距，而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就必须在学习模仿、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改革创新，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重点项目建设的经验。 

　　（四）干部、科技人员的培养和职工培训是工业建设的必要因素 

　　现代化的工厂建设离不开认真负责的管理干部、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训练有素的工人，尤其是干部队伍的素质决定了企业的成败。重点项目筹备与建设初期，虽然国家调配了很多干部和技术人员，招收了一批有文化的学徒工，但无论是干部、技术人员还是工人都还不能适应现代工厂建设的需要，尤其是业务管理干部大部分是地方转业或军转干部，缺乏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为此，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干部职工的素质。首先，重点抓干部、技术人员的培训。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达洛阳后，基本上都送他们到苏联（或到国内沿海各大工厂）进行学习培训。在此期间，“一拖”共选拔2323名干部到国外及国内相关企业进行实习（其中在国内实习的有2165人，送到苏联学习的有158人）；送入大学进行学习的有52人，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有83人。（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厂志总编辑室编：《一拖厂志》，第221页。）1956年底，洛阳矿山机器厂派出53名职工，“其中有技术人员，科室和车间的领导干部，还有技术工人，到苏联乌克兰斯大林诺城矿山机器厂对口学习”。（洛阳矿山机器厂志总编辑室编：《洛阳矿山机器厂志》，第13页。） 1956年洛阳热电厂将新招收和从外单位调来的627名职工分别送往苏联和国内十余个兄弟厂参加培训学习。（洛阳热电厂编：《洛阳热电厂志》，第167页。） 1955~1956年，洛阳轴承厂也选派关键性技术骨干99名赴苏联莫斯科第一轴承厂进行学习。到1955年底，共培训各类干部481人，占设计指标806人的59.68% 。（洛阳轴承厂志总编辑室编：《洛阳轴承厂志：1953~1983》，第244页。）其次，对工人进行不同等级的培训。“一拖”到验收时，已培训技术工人4910人，培训工人9707人。［11］(p.325)1955~1956年，洛阳轴承厂先后派出1530名工人到哈尔滨、瓦房店轴承厂和其他工厂进行实习。培训技术工人1354名，占当时全厂职工3223名的42%；培训调整工176名，占全部调整工199名的84.4%。（洛阳轴承厂志总编辑室编：《洛阳轴承厂志：1953~1983》，第244页。）1956年9月，洛阳铜加工厂招收第一批工人，11月就送往沈阳、哈尔滨等地进行实习培训。1958年招收第二批工人，部分送往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学习，部分留厂培训。（洛阳铜加工厂志编撰办公室编：《洛阳铜加工厂志》，1986年，第125页。）留厂筹建的职工也边工作，边按不同文化程度进行分班学习。对各种技术人员则按专业组织了工艺、设计、动力等十多个专业小组，同时还开办了技工学校，“这样，建设的全过程，工厂实际上就成了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培养人才的大学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涧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编：《涧西文史资料》第1辑，第117页。） 

　　由于上述企业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和技术人员的培养，以及重视技术工人的培训，使得重点项目在投产后迅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也成为工业建设一条成功的经验。 

　　（五）重视生态文明与社会和谐才能造福当代、赢得未来 

　　工业建设与环境保护历来是一对矛盾。洛阳工业基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自然环境的保护方面，考虑到重工业对城市的影响，在选址初期，建厂筹备处接受卫生部门的建议，尽可能将工厂选址定在旧城区的下风下水处。但个别厂矿选在了旧城区和居住区的上风上水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在污水排放方面舍近求远，通过兴建污水管道和大明沟、中州渠，将污水排到旧城区下游洛河的支流湹河，减小了对城区的污染。为防止企业生产过程中烟囱排出的有害物质对居民的影响，在各厂区之间规划了500米宽的林带，而在厂区与生活区之间则规划了长5600米、宽200米的林带，通过高大密集的林木使工厂与住宅区隔离。生活区内则规划了充足的绿地，人均定额10平方米，［13］道路两侧亦种植有高大林木，至今仍为城市的特色景观，也使工业区成为环境优美的绿城。 

　　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亦有经验值得总结。洛阳是千年古都，地上地下有丰富的文物遗存。在筹建时，出于成本考虑，筹备处希望在旧城周边选址，但城东有汉魏都城遗址，城西有周王城遗址和隋唐皇城遗址，城南则有隋唐都城遗址，这些遗址在当时并未勘探清楚，因此，文化部否定了这些选址。最终厂址选在了距离旧城中心8公里处，即从未有都城建设的涧河西，形成“撇开老城建新城”的“洛阳模式”，既保留了传统旧城，也保护了地下都城遗址，同时，新城建设可以完全按照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规划建设。“洛阳模式”成为文物古迹保护和城市规划的典型案例之一。 

　　［ 参 引 文 献 ］ 

　　［1］拖拉机厂筹备处：《拖拉机厂厂区选择意见报告（1953年2月20日）》，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档案馆：53-4。 

　　［2］拖拉机厂筹备处：《洛阳拖拉机厂筹建处1954年基本建设工作总结（1954年12月）》，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档案馆：54-15。 

　　［3］《拖拉机厂、矿山厂初步勘探简要报告(1953年7月13日）》,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档案馆：53-4。 

　　［4］《汽车局关于放弃西安厂、确定建厂洛阳（1953年12月11 日）》，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档案馆：1-3。 

　　［5］洛阳市总甲方办公室：《国家对有色金属加工厂厂址的意见（1954年4月）》，洛阳市第一档案馆：69-14。 

　　［6］《洛阳市志·工业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7］丁一平：《工业移民与洛阳城市的社会变迁（1953~1966）》，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234页。 

　　［8］李绍唐、程荣柱主编：《浮法之光：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发展史》，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9］洛阳市建委：《洛阳市建设和规划草案（1956~1962）》，洛阳市第一档案馆：4-10。 

　　［10］中共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洛阳党史专题》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11］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省“一五”计划和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12］《洛阳今昔（1956年）》，洛阳市第一档案馆：47-79。 

　　［13］《洛阳市涧西区城市规划说明（1954）》，洛阳市第一档案馆：4-10。 

　　［14］《河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函（1954）》，洛阳市第一档案馆：3-196。 

　　［15］《洛阳市涧西区志》，海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8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简介］ 丁一平，历史学博士，副教授，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475003。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