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保持产业链安全稳定显得尤其重要。新中国产业链从无到有，实现了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质的飞跃，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其中承担着特殊使命和功能，发挥着主要作用，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可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历程始终与党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主要任务、战略目标相适应。

　　进入新时代，地缘政治、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等各类因素不但影响全球产业分工，也不断增加中国产业链不确定性风险，威胁中国经济安全。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大国重器、压舱石、稳定器和顶梁柱的作用更加凸显。截至目前，学术界已有大量关于中国产业链韧性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探索历程和历史成就尚没有进行充分讨论，也缺乏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对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与规律性的认识。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将产业链韧性定义为面对自然灾害、系统性风险、国际竞争等外部风险时产业链展现的抵御能力、恢复能力和发现新路径的创造能力，具体表现为技术水平提升、基础产品自给自足、资源可持续利用、产业链条延伸、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完善产业链空间布局等，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国有企业承担国家使命、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演进脉络与内在作用机制，以期能够更加深刻理解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国营企业的诞生与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工业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有极大差距，直接关系国防工业的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产品多数依赖进口。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扼杀新生人民政权，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和后勤水平上的巨大劣势也暴露无遗。在多重危机压力下，党和国家对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形成高度共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为尽快发展工业，中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主导的工业管理体制，国营企业成为这一体制的主要载体。国家通过各级政府行使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集中动员资源并有选择性地进行建设，重点发展重工业和资本品工业。从1952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的头三年（1976—197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率中重工业的比重从来没有低于85%。国营企业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天然耦合性，与特殊国情下新中国实施追赶和跨越式发展战略相匹配，为提升产业链韧性积累了物质力量和生产能力。

　　以“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核心，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国营企业开启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探索，建设成了大庆油田、鞍钢、“一汽”等一大批被誉为“国之栋梁”的国营企业。“156项”工程实际施工的150项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中心，具体构成是：能源工业52项，其中煤炭工业25项、电力工业25项、石油工业2项；军事相关工业44项，其中航空工业12项、电子工业10项、兵器工业16项、航天工业2项、船舶工业4项；机械类工业24项；冶金工业20项，其中有色金属工业13项、钢铁工业7项；化学工业7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项。工程建设集中于东北及中西部地区以适应国防安全条件下的国家长期建设需要，其中布局于辽宁省24项、黑龙江省22项、陕西省24项、山西省14项、河南省11项。经过“一五”计划，国营企业已经在煤炭、电力、机械等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占据绝对优势，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得到有力保证。在产业链空间布局上，既充分考虑了国防安全、现有工业基础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等多种因素，也充分利用了东北及上海的工业基地，并继续培养与利用这些基地的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

　　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发动攻势，我国开始进行三线建设以应对新的外部危机。在此背景下，国营企业，尤其是中央部署国营企业产业链布局进入集中实施阶段。毛泽东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三线建设的实质是将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迁移至中西部地区，或在三线地区建设新工业促进地理范畴上的工业扩散，以保证出现战争时国家基本工业体系可以正常运转。这种工业迁移不能简单以经济效益来衡量，更多是出于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考量，正如邓小平所言：“一、二、三线建设，是战略问题”。

　　国营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努力还显著表现为通过自力更生解决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和设备供给问题。在技术创新上，虽然苏联援助对国营企业和产业链建设有重要影响，但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原则仍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引进新技术不是一味摹仿，照抄照搬。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结合起来。引进新技术必须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在工业设备供给上，中央政府领导国营企业在20多个基础性和共用性技术领域发起“大会战”来攻坚克难，以解决“生产机器的机器”缺乏的问题。这些大会战包括1961—1964年国产晶体管计算机大会战、1960—1970年高精度精密机床大会战、1961—1965年成套石油炼化工艺大会战、1964—1972年攀枝花钢铁基地大会战、1964—1970年成昆铁路大会战以及1962—1964年火车车轮和轮毂大会战等。以机械工业为例，中央政府在1961—1969年启动“九大装备”重大任务专项。该专项的根本目标是解决“工业母机”问题，即用以生产机器设备的巨型机器。这些机器具有规模大、工作压强大、精度高等特点，反映了整个工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性能力，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和战略意义。当时世界上仅有美、苏等少数国家拥有与“九大装备”相关的全套生产能力。9年间，该专项共动员了国务院的10个部委，100多个国营大型工厂，1000多名工程师和超过10000名工人，共设立了100多项重大项目。工程师们通过“土办法”创新，利用精巧的系统设计和生产流程创新，使得能工巧匠的技艺得以替代部分环节中对大型加工设备的需求。到1969年，该项目建成了9套大型成套设备，包括840类，1400多台复杂、精密的重大机器设备，基本解决了中国在工业机械上对外依赖的问题。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为维护新中国国家安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国营企业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要发展方向，不断调整资源和空间布局，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有利于战备的工业区域布局。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由国家动员并集中有限资源，打破国外对我国关键生产设备、关键技术环节的封锁，使中国在当时得以创造新工业并实现生产规模持续扩张。同时，为推动工业体系建设，国营企业将国家利益、国家需求和国家荣誉放在第一位，发扬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埋头骨干、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为改革开放后快速开启的工业化进程积累了技术经验、物质基础和宝贵的人才资源。

国有企业改革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经过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时期，我国产业链韧性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是这也只能够保证产业链在战争等极端外部冲击下的独立自主与低水平运转。如何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全面嵌入全球产业链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成为下一阶段的新目标和新任务。

　　自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国营企业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并始终处于中心环节。1993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国营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更加明确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客观需求和决心。随着各种体制障碍逐一破除，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路径发生根本性转变，即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嵌入全球产业链，以企业竞争力提升支撑产业链更高水平的发展。1978—2012年，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政企分离、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改组等阶段。在问题导向的改革逻辑、宁慢勿乱的改革路径和底线思维的改革准则指导下，国有企业有效提升了中国产业链韧性，成功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涌入带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轨背景下，不同时期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侧重点不同，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路径和措施也不同。但从总的趋势来讲，国有企业是朝着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性领域，向自然垄断和社会公益领域集中。二是同过去相比，在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过程中，计划的力量越来越小，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国有企业逐步摆脱政府机关附属物的角色，成为独立市场主体，通过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落实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新要求。

　　在产业链布局方面，国有企业针对行业分布过宽、资源配置不合理、主业不突出、核心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求，逐步减少企业数量，优化结构布局。2004年，国务院进一步强调国有企业要集中有限资源投入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交通运输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到2011年，国有企业数量从1998年的64737个下降到17052个，已经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纺织业占比4.97%、家具制造业占比2.41%、塑料制品业占比5.08%）；在支柱产业和战略性资源产业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占较高比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比53.19%、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比54.50%、专用设备制造业占比32.20%）；在自然垄断、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领域仍然占主导和控制地位（电力和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占比90.65%、烟草制品业占比99.3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占比94.73%、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占比72.04%）。

　　随着中国深入参与国际分工，改革开放初期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路线使中国在一些关键产业中丧失自主技术、自主产品和自主品牌，引发社会对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担忧。为此，国有企业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围绕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第四代移动通信等重点领域进行技术突破。在引领产业链技术创新上承担了突破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构架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使命。

　　以汽车工业为例，哈飞汽车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其母公司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由于生产经营困难，不得不通过“保军转民”战略调整，分离出子公司进入汽车行业。自成立之初起，哈飞汽车就对引进的日本汽车制造技术进行逆向开发，利用前期积累的航空技术和生产经验，自主研发松花江双排货车和加长型单排货车，完成国内汽车行业一大创举。通过与国际专业汽车车身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哈飞汽车逐渐掌握汽车开发的整体流程，并有效地为原来服务于飞机设计及制造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转入汽车开发行业提供平台。同时，哈飞汽车也带动吉利汽车等民营汽车品牌进行自主创新活动，培养大批自主设计产品工程师进入民营企业。其他国有大型骨干汽车企业如一汽、东风、上汽、广汽和北汽也通过收购国外技术资产、开展中外技术合作推出本土品牌车辆，为我国汽车产业链参与国际竞争赢得主动权。

　　在通信设备制造领域，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是由国有企业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时代奠定的。2000年，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移动公司）作为高科技国有企业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共同推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技术标准TD—SCDMA。该技术成本高昂，并且产业化推广有限（除中国外，其他国家对TD—SCDMA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并不多）。但是大唐移动公司的这一投入对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产业链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孕育培养了一批产业链上下游相关研发制造企业，包括系统、终端、核心芯片、测试仪表等，使我国构建起完整的移动通信产业链；另一方面，它使中国厂商从设备制造商成为国际标准制定者，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后续国有和民营企业从4G开始在国际标准制定中扮演国际主流企业角色奠定了基础。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已经全面嵌入全球产业链，全球经济增长对于“中国制造”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经过实质性改革，实现了规模扩张和实力增强，在保证国有经济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维护产业链安全的同时，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为下一阶段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提升产业链韧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有企业新定位与增强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产业链建设，到2019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基本实现产业链全覆盖。但同时，我国产业链韧性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与严峻挑战。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引发了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链韧性提升也由依靠劳动密集型和工程密集型产业活动规模扩张，转变为促进国内科研与产业活动结相合，通过自主创新来解决基础问题和重大问题，以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角度看，经过40多年改革，特别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一批现代化新型国有企业脱颖而出。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国有企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得到提升，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日益成熟定型，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取得明显成效，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更加优化，战略支撑作用和履行社会责任能力不断增强。新时代国有企业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安全与发展，聚焦增强核心功能、夯实产业链基础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补齐薄弱环节、锻造长板优势，承担产业链长职责、建设产业链良好生态，推动数字化战略变革，强化产业链互联，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基础，大国重器、压舱石、稳定器和顶梁柱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增强核心功能、夯实产业链基础能力方面，为避免国有企业陷入“多元价值冲突”和深化改革“一刀切”困境，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使其分别聚焦引领经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和保障公共服务功能。2012年以来，中央企业从117家调整至2022年的98家，其中包括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例如，南车与北车、宝钢与武钢、中国电科与中国普天、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有组建新的中央企业，包括中国航发、国家管网集团、中国电气装备和中国物流等。截至2022年，国有企业在军工、能源资源、粮食、战略性网络基础设施等产业占比超过80.1%。

　　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补齐薄弱环节、锻造长板优势方面，首先，国有企业通过建立产业链关键技术图谱，摸排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键环节、堵点卡点，总结影响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关键问题。2021年，中央企业共计投入9300亿元，对460个产业链堵点卡点设立强链补链项目，形成“图谱—清单—举措”的工作体系。其次，国有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发挥原创技术策源地功能。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为例，该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开发、燃煤发电、煤化工企业，是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国家能源集团在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能源革命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基础上，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1+2+3+N”自主研发体系，在煤炭绿色开发、煤炭高效发电、煤炭清洁转化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四大子领域攻关了一批重大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其他领域如网信产业链，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自主研发打造了“中国构架”——“PKS体系”。在高端数控机床产业链方面，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针对国内高端数控机床原创技术不足、国产化率低的问题进行战略布局和并购重组，自主研发五轴头、光栅尺等关键产品。最后，国有企业通过塑造产业链创新共同体，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国家能源集团牵头成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新能源与环保”“智能发电”“煤矿智能化”“煤制化学品和新材料”“深部高温地热开发利用”六个协同创新中心，并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华中科技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内外协同、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

　　在承担产业链长职责、建设产业链良好生态方面，国有企业努力发挥融通带动作用，通过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高产业链韧性。如国家能源集团立足“引领行业科技进步、服务科技强国建设、领先全球能源技术”战略定位，突出“把方向、定战略，建体系、强合作、定制度、建生态、提能力，搞攻关、创价值”等关键环节，带动煤电路港航化产业链上下游、跨行业开发与经营。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其世界先进的轨道交通装备，培育带动上下游20个关联产业和300多家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2022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遴选的16家链长企业完成强链补链投资近1万亿元，通过产业链共性技术支持、稳产保供、资金支持等方式与相关主体形成共同信念和一致行动，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在推动数字化战略变革，强化产业链互联方面，国有企业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对传统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中国移动等三大运营商2020年累计投资1847亿元，实现全国所有城市5G全覆盖，为构建产业链新模式奠定基础。在特高压领域，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通过特高压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设备生产、电源等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为企业搭建数字化应用平台，提升产业链智能化水平。在推动产业链全面数字化转型上，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智能航运体系，通过船岸两端数据平台、自主航行技术、智能运维和能效管理提高船舶航运安全，降低能源消耗，节约生产成本。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在生产端对油田建设实施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利用5G+工业物联网保障生产安全，提高生产时效；在销售端构建数字化销售运营管理一体化网络，提高市场竞争力。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建设“数字哈电”为目标，对煤电、能电、蓄能储能、电力装备全链条生产环节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传统电力系统和装备制造向中高端迈进。

　　在实现价值链攀升方面，国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拓链进程。如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互联网+”和战略管控信息化为基础，提高设计制造数字化能力和管理系统信息化普及率，在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1%。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建设物联网城市试点项目，实现设备故障处理速度提升60%，物业缴费率提升40%。

　　在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方面，国有企业着力对标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已有研究表明，产业链发展存在二元悖论，即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两个方面难以同时兼得。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发展也证明这一悖论的真实存在。所以提升产业链韧性、抵抗外部风险最根本的路径是提升本国产业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国有企业作为引领对外开放的主力军，在提升我国产业链国际竞争力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和国家使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国有企业积极参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建设。

　　在营造产业链发展良好环境方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参与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建设，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修建中马友谊大桥、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等跨海跨江大桥200余座，修建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埃塞俄比亚首都环城路等公路超过13000公里，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建立通信基础设施、提供网络服务，这在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向世界推广了以中国高铁为代表的中国技术与中国标准。

　　在培育具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方面，国有企业全面融入国家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国际化发展体系，协调国内国际业务互通互进，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2022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上榜的中国国有企业达到99家，同比增加3家，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位列前5名。

　　需要指出的是，民营企业作为对国有企业必要、有益的补充，成为实现产业链协同创新、“锻长板”“补短板”的主要渠道。

　　第一，民营企业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生力军。随着全球产业链开始向内生化、本地化收缩，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一个国家想要占据全球产业链中高端位置，除了需要培育强大的“链主”企业，也需要引导民营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7月，全国共有492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般国有企业资本力量较为雄厚，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体现，而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适应力强，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与持续成长能力。

　　第二，民营企业是产业链“锻长板”“补短板”的积极贡献者。民营企业在创新研发投入方面基于市场需求，倾向于将有限的创新资源投入产业链后端产业化、商业化环节。在创新研发投入方面，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总量和强度显著优于同等规模的国有企业。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内部支出为4516.75亿元，研发强度达到1.25%，高于同期同等规模国有企业83.18亿元的研发投入与0.41%的强度。2021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总量继续走高，前1000家企业研发总费用达到8185亿元，同比增长了16.2%，主要由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贡献。分行业来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领域、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领域、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领域的民营企业更愿意投入资金进行科技研发工作。在研发机构方面，民营企业具有贴近终端市场、决策机制灵活的天然优势，在研发机构布局方面更加超前。以华为2012实验室和阿里巴巴集团之江实验室为代表，民营企业在新型研发组织方式上先行先试。当前，民营研发中心已经涉及量子科学、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规律性认识

　　提升产业链韧性是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新中国国有企业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为中国产业链韧性提升提供持久动力。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和时代需求，国有企业对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探索从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时期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主；经过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时期以发展为主，安全为辅；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增强产业链核心竞争力，辩证看待发展与安全二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产业链韧性实践经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国有企业如何落实国家使命，采取哪些战略举措，取得哪些主要成效，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取得的伟大成就，总结宝贵经验。纵向来看，在解构国有企业历史贡献时，要动态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使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维度对应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现实需求，同时将“摸着石头过河”的宝贵经验和改革探索上升为一般规律；横向来看，国有企业始终是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当前危局、切实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是解决棘手问题的可靠抓手。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是基础

　　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这里的生产关系不仅包括基本生产关系，比如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包括决定这种生产关系的具体管理体制以及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探索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过程也是通过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本质认知、调整使命功能，从根本上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优越性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通过其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体现。具体到提升产业链韧性上，即国有经济布局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再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影响产业链发展的规模、效率和整体质量。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还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提升产业链韧性历史进程中妥善处理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们是我们自己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实现我国产业链发展和韧性提升的重要基础。民营经济在促进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价值链升值、积极推动国内国外双循环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重大方针，积极推进国企民企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国民共进”产业生态系统，保证了产业链发展量质齐升。

　　（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究、政策指导与企业实践交互促进是动力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对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作用与路径的分析绕不开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国有企业承担的重要任务是尽快恢复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和国民经济正常运转。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两权分离”为主的放权让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探索新的国资监管体制等制度变迁，都是基于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和政府弥补市场缺陷作用展开。进入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新坐标。

　　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从最开始就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展开的，并在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有经济改革发展和提升产业链韧性做出系列重要论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国有企业在提升产业链韧性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产业链长规划等顶层政策设计自上而下拉动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更好服务于国家坚持市场导向、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提升产业链韧性的目标。理论研究推动政策制定、指导企业实践，企业实践为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提出新问题、新要求，三者循环交互促进，使得国有企业始终通过稳健的改革进程推动产业链韧性提升。

　　（三）国有企业“家国情怀”是精神内核

　　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性质决定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还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中国产业链建设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作用和贡献是巨大的，在创造社会价值中作用突出、成效显著。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营企业承担起兴建新中国产业链基础部门的重任。从扩大企业民主、开展技术革命的鞍钢宪法，大庆石油勘探大会战，鹰厦、包兰、青兰新、川黔、黔贵等铁路建成通车，到自行设计建造南京长江大桥，大批国营企业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封锁禁运环境下创造了许多世界奇迹，支撑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使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大为改观。

　　面对改革开放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新环境，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发展，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彰显“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这些先进精神始终支撑国有企业落实提升产业链创新水平、优化产业链区域布局、维护产业链安全的国家使命。

　　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有企业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表率作用。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央企通力合作，分别在10天和12天完成“火神山”“雷神山”建设任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坚持不停工，保障产业链正常运转，国家电网、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下调企业电力价格和宽带价格，降低全社会运行成本。上述表明，“家国情怀”支撑国有企业建设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世界一流企业，也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建设。

　　新中国产业链从无到有，再到韧性提升，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和开拓创新。之所以能够统筹好产业链建设中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得益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究、政策指导与企业实践交互促进提供了持久动力，国有企业“家国情怀”提供了精神内核。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实践充分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国有企业立足中国独特历史、独特文化和独特国情，对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探索更具中国特色。总结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取得历史性成就，既是对中国产业链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入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对国有企业在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发挥作用提出新要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已经结束，新一轮深化改革正在部署，提升产业链韧性是国有企业在新发展阶段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课题。强调国有企业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历史性成就，绝不意味着其他所有制企业居于附属地位。恰恰相反，新一轮国企改革重点就在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推进中国产业链韧性提升。事实上，近年来，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京东集团、比亚迪集团、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以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在提升产业链韧性进程中贡献突出、备受瞩目。在“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指引下，中国产业链必将通过“国民共进”取得更大发展成就。

　　［作者简介］王思霓，经济学博士，助理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彩萍，管理学博士，教授，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以创新为引领增强国有经济‘主力’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