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扬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一次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产业中，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二次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二产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一产(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二产已趋饱和，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于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就资本投入而言，过去30余年，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加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高悬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我们希望技术进步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的痼疾，至今未见显著变化。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
潜在增长率是未来我国现实经济增长的基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的预测结果，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经济减速不可怕，关键要提高效率
断定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振奋，但考虑到结构性减速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机遇和空间，这一变化是值得欢迎的。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是，30余年高速增长波澜起伏，其间还经历了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如此等等，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难得到与GDP增长率同步的提升。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从投入看。以GDP来衡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GDPl0％的净出口支撑着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视为“投入”，我们为增长付出的成本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年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 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不断下降，到2011年仍然高达4％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便仅有5％左右。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规模巨大的流通库存，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一些流通库存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就是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已低于80％，有些产业甚至低至70％。按照85％-90％系正常水平的国际标准，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险水平，有的行业已进入破产的境地。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形成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将投入和产出对比起来分析，便形成评判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综合指标。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指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既定的产出，或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近年来，在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下，各地对增加投入普遍高度重视，但很少顾及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伴随经济增长率的高悬，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中国全社会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据，清楚地刻画了这一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平均为2.3；第二阶段为1996—2011年，平均为3.5；后一阶段竟比前一阶段上升了52.2％!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明显偏高，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其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此后则缓慢下降。
显然，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长期居于高水平，但速度过快，难免“泥沙俱下”，其中包含的水分不可小觑。如此，倘若我国经济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大大压缩了其中包含的水分，换言之，如果增长速度之下降换来了效益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那么，我国经济增长将更为真实，人民将因此得到更多的福祉。这种变化并不可怕，而且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根本上决定了两类国家的经济差距。因此，所谓发展问题，所谓赶超问题，所谓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质上是缩小两类经济体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问题。因此，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恰为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实的物资保证。
稳妥应对美联储的“量宽”退出
数月前，美联储宣称将渐次退出其数量宽松政策，引起各国当局剧烈躁动。9月18日，美联储又宣布暂缓退出数量宽松政策。市场预期再次被搅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动态确实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联储事实上在制定并执行着全球的货币政策。但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既深，影响渠道也相当复杂，因此，评估量宽退出的全面影响，既要厘清其可能采取的形式和渠道，也需要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和各国国情。
要评估量宽退出的效果和影响，首先还须对量宽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客观地说，面对本轮危机，各国共同行动，尤其是共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是充分汲取20世纪30年代的宏观调控教训的老成之举。这些政策，对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危机并未因此而逝去，危机的最恶劣的影响却显然被避免了。据IMF研究，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政策可能已使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超过100个基点，所带动的全球产出增长高于1％。这意味着，当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大萧条之时，以美国为首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发挥了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和稳定局面的积极作用。
当然，宽松货币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为未来通货膨胀积累了潜在的货币基础，是世所公认的弊端。但这实在只是浅表现象。影响更为深远的负面作用是，它纵容(利用)了新兴经济体的失衡，使其可以通过投资大于储蓄的经典路径，维持经济较快增长。据IMF的估计，2009年数量宽松政策推出后，新兴市场累计资本流入近4万亿美元。显然，一旦这些资本撤出，如近几个月显示的那样，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失衡状况将进一步恶化，近期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出现的问题就是明证。
应当看到，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市场干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因此而扩张到了3.5万亿美元，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就全面、广泛而复杂。如今的量宽退出，或许会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从3.5万亿美元巨额资产负债表逐渐回缩，这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美联储不仅要维持债券市场的稳定，恢复其正常结构，还要尽量保持其他金融市场的供求平稳。加之，几年来美联储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繁多，可能的操作组合也相当复杂，较容易产生政策的不透明性和市场的误解，这一切都会加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使得其退出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美国实施量宽退出，其过程也是渐进的，一切要视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走势而定。另外，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正在兴头上，欧洲为巩固前一段治理成效，短时间也不大会收紧。
美国量宽退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宜被夸大。首先，现在大家担心量宽退出有不利影响，主要是担心国内资本会因此而大规模流出。这种看法至少是片面的。而且，在我看来，即便出现这种状况，也未必一定是坏事。
其一，如果说量宽政策的推出，曾导致大量资本流入中国，使得我们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因此而增发了大量货币，致使我国货币政策完全被外汇储备的动态所绑架的话，如今，倘若中国出现资本外流，那也会产生纠正国内金融结构的正向影响，其总体效果，是理顺国内金融结构，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回归正常结构和平台。其二，如果量宽政策退出确实导致一些资本外流，我认为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一定规模的资本外流，对国内而言是启动去杠杆过程，它是挤泡沫的一个积极过程。这种市场清理机制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种清理是有代价的，甚至会导致一些企业倒闭，但其长期效果肯定是正向的。其三，量宽政策退出意味着美元供应将不断收紧，其汇率将趋于走强。如此，最可能的结果，是导致用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这将有利于降低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利润水平，也有利于巩固经济增长的企稳势头。
总之，一旦美国实施量宽退出，中国可能不会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的现象。退一步说，即便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我国外汇管理或许需要因此采取一些对冲政策，但其对我国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总体影响，或许还是正面的。当然，正如我们近年来应对外汇储备连年巨额流入而采取各项对冲措施是多样化和综合化的，应对外汇储备的流出，也需要多样化和综合化的政策组合，其间的不确定性和因此引致的国内金融市场波动，也会使得这个过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首先是量宽政策退出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在方向上和规模上出现急剧变化，以及因此而引致的国内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的变化及其不确定性。需要提醒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前，危机国家均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流动性泛滥，这种状况与日本采取数量宽松政策，在亚洲地区形成大量息差交易(carry trade)密切相关。这一次，我们必须坚决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应当考虑到国内正在推进金融改革，应把国内改革节奏与这个不确定的外部冲击因素统一起来考虑，防止出现风险叠加，从而积极推进国内金融改革。
(摘自《财贸经济》2013年第1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