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西方封锁、中苏关系破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除了凭借“156项工程”等国家重点项目新建企业的投产使工业产值增加外，还有一条增长渠道是利用和发展原有企业，通过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生产潜力、提高工业产值。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便明确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在当时没有重点建设项目的沿海“老工业基地”挖掘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其中就包括开展“比学赶帮”运动。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肯定了该运动是经济建设中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要求广泛开展。然而，对于这样一项重要的运动，学界缺乏应有的关注，或研究不够系统，或将其等同于增产节约运动。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是如何出现的，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又是如何发展到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既有成果均未提及。

　　作为重要“老工业基地”的上海，对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尤为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富有典型意义。对此，196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比学赶帮齐争上游》的社论，肯定了上海等城市的工业企业开展的“比学赶帮”运动是“一个充分发挥我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有鉴于此，本文以上海为研究案例，对工业企业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背景、起因、开展过程及最终成效等进行探讨，并总结其历史经验。

　　一、“比学赶帮”运动的背景及起因

　　1959—1965年，上海工业企业经历了两次“比学赶帮”运动，其中，第一次集中在1959年底至1961年秋，第二次集中在1963年春至1965年初。此时正值从“大跃进”转向国民经济调整，因此，两次“比学赶帮”运动的背景和起因也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前一阶段的运动为此后运动的开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一）两次“比学赶帮”运动的起因

　　早在1958年1月，上海工业企业便掀起了“全面竞赛”的生产高潮，其口号就是“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可见，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此时已经开始出现“比学赶帮”运动的前奏。1959年10—11月，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亦称全国群英大会）在京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在会上指出：“现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已经进一步发展为‘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并“希望每一个普通生产者鼓足干劲，向先进看齐，迅速把自己的水平提高到先进的水平”，“让先进水平经过‘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迅速变为社会生产水平”。会后，《全国群英大会全体代表致全国职工书》明确号召，全国职工要“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学赶帮”运动随即在全国工业企业中陆续开展起来，这是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的政策背景和起因。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启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9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要求所有工业部门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调整，工业企业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为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扎扎实实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力支援农业，1963年1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在呈交给中央的《关于全总八届四次执委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其中就包括发挥先进班组、先进生产者的作用，广泛开展“比”“学”“赶”“帮”的活动。29日，中共中央批转该报告，要求“各地党委和有关的行政部门，指导和帮助各地方工会和各产业工会，结合本地区、本产业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执行”。这是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政策背景和起因。

　　（二）对苏联劳动竞赛模式的吸收演化

　　自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便开始了以劳动竞赛为主要模式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借鉴该运动开展群众性劳动竞赛运动。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6年，我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技术革新运动、先进生产者运动等，也受到了苏联这一劳动竞赛方式的影响。例如，1956年辽宁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时，首先便介绍了“苏联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并接着介绍应向它学习些什么”。

　　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代表的苏联劳动竞赛“更多地以工段、车间、企业为单位进行，基层党组织与各级行政部门、工会、共青团共同领导和组织劳动竞赛”。与此相对应，1949—1956年，上海的劳动竞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会和企业行政部门负责具体工作”。可见，当时我国劳动竞赛方式基本与苏联一致。当1959年底上海市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发起时，受学习苏联的影响，仍采用了由党领导号召、由工会和企业开展劳动竞赛的形式，竞赛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并有力地推动“你学我帮、共同提高的生产新高潮的发展”。

　　（三）上海工业企业的三次改组

　　1949—1952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因对劳动竞赛经验不足，加之企业管理条件比较落后，故上海市总工会对“是否需要开展竞赛还存在着分歧”。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上海工业企业的劳动竞赛也逐步展开。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鼓舞下，上海第三钢厂的劳动竞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扩大了竞赛面，竞赛的形式从个人、小组之间发展到厂际的同工种与同业务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使生产与管理工作密切的连接起来。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上海工业企业进行了第一次改组，大致形成了“卫星厂—中心厂—独立厂—专业公司—专业局—委、办—地方政府”的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新的工业企业管理体制构建进一步推动了劳动竞赛的开展。至1957年，上海已有1.5万余个单位77.4万余名职工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使“各地准备工作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问题”。就上海而言，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导致工业企业开展劳动竞赛的执行力不足，以及大部分卫星厂游离于整个工业系统之外，并进一步引发各自为阵进行劳动竞赛的局面。以丰泰染织厂为例，因需要填报的各类报表繁杂，占用了60%—80%的工作时间，以至于该厂统计人员不能按月做好厂内的劳动竞赛统计工作，导致群众意见很多。与此同时，一些新合营的企业中心厂与有关厂串管的情况也不够理想，其中有70%—80%的厂只是断断续续起着某些方面的作用，有10%的厂甚至起到了反作用。据统计，1956年底改组后，上海工业企业的数量为1.7万余户，其中独立厂、中心厂各约0.25万户，卫星厂约1.2万户。可见，大量卫星厂的存在既说明各工业企业布局分散，同时也使其难以得到有效管理。此外，此次上海工业企业改组的主要方针是“大部不动，小部调整”，基本上没有打乱原有经营管理体制。改组中，由于经验不足、要求过急、工作较粗等原因，将一些生产特色产品的小厂裁并掉，造成部分产品花色品种减少，少数工厂还一度出现协作中断的现象。这些问题既不利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管理，也阻碍了劳动竞赛的进一步开展。

　　为进一步调整工业布局、结构和协作条件，上海于1958—1960年进行了第二次工业企业改组。通过改组，全市工业企业由1957年的1.56万余家减至1960年的0.43万余家，工业公司由83家合并为33家。这次改组使上海某些企业和行业在工业布局、结构或协作条件方面得到了合理调整。

　　为贯彻中央“八字方针”，1962—1965年，上海按照“瞻前顾后，统筹兼顾”的原则进行了第三次工业企业改组。此次改组共关停并转企业623家，工业企业总数减至0.37万余家，工业企业的产品也得到统筹调整，基本实现协作化生产。改组后，上海初步形成了分工比较合理，协作配套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由此可见，上海工业企业的三次改组与“比学赶帮”运动关系密切，相融相交，是上海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开展并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比学赶帮”运动的起因到对苏联劳动竞赛模式的吸收演化，再到上海工业企业的三次改组，上海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及起因，出现了两种不同“比学赶帮”运动。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比学赶帮”也呈现出不同的开展过程。

　　二、“比学赶帮”运动的开展

　　在不同的背景及起因下，上海工业企业两次“比学赶帮”运动的开展也显现出一些差别。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以苏联的劳动竞赛模式展开，各工业企业各自为阵，片面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以改进后的苏联劳动竞赛模式（即中国模式的劳动竞赛）展开，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工业企业有条理、有规划地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其首要目标变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一）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的开展

　　自1959年11月全国群英大会号召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后，已经进行了1年多时间“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全面竞赛的上海工业企业很快投入到新的劳动竞赛中，形成了“比学赶帮”的第一次高潮。以上海机床厂为例，该厂运用先进经验推广赛的形式，采取“人人比赛、层层选拔、大比大赛、取长补短、优中选优、集中提高、贯彻下去”的方法：首先由同机床日夜三班工人比，从中选出最好的先进经验和掌握这种先进经验的代表；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同工种比，再从中选出最好的先进经验的代表参加车间比；最后则是全厂比。这种竞赛贯彻了自下而上的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针，做到了边赛、边评比、边总结，迅速形成了“比、学、赶、帮”的竞赛热潮。各车间通过这种竞赛，生产效率普遍提高了20%以上。1960年3月30日，上海市机械局召开所属厂的现场会议介绍了该厂的这项经验。不过，在更多中小型工业企业中，比拼体力依然是主流。例如，上海针棉织品采购供应站缺少煤炭，于是使用远东缝纫厂和上海第三钢厂的工业废料——洗煤泥和煤炭屑来保证用煤，在运输过程中，供应站的职工同运输工人通宵达旦运煤，其中，采购员苏玉笙甚至“没有睡上二个钟头，又照常上班，看到工厂有货没人送，又主动地帮助工厂送货”。

　　此次上海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既是在贯彻中央精神，同时也是继续落实1957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加强劳动力调配工作的领导，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原有职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的合理调配”的任务。但各工业企业的做法并不一致，没有做到统筹规划，基本是各自为阵。正如1960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比》的评论文章所指出的：“比、学、赶、帮”这四个字概括了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一系列的活动。可见，“比学赶帮”运动是一系列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活动的总和，是此前劳动竞赛的延续。因此，并非所有上海工业企业都能通过“比学赶帮”运动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的合理调配”，换言之，此次“比学赶帮”劳动更多是以劳动竞赛口号的形式存在。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虽然中央经济政策已开始调整，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仍明确指出要在基层继续开展劳动竞赛，并“提倡相互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1961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精神，要求“工业生产力争不得低于上年水平”。对此，上海各工业企业纷纷制定了相应的劳动竞赛计划。这些劳动竞赛同样也是“比学赶帮”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面对日趋严峻的粮食短缺问题，《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于1961年6月16日被中央批准，中央要求“在一九六○年底一点二九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7月起，上海开始执行减少城镇人口的精简政策，并将此作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长期的方针”。据统计，1961—1963年，“整个精简运动共动员了69.86万人离开上海”。人口精简工作成为当时上海各工业企业的工作重心，从而也导致了“比学赶帮”运动转入了低潮。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要求：“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凡是必须办和可能办的事情，应当实事求是地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地办；凡是办不到的事，决不能勉强群众去做，以至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在某些企业中间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的现象，必须反对，注意不再发生。一切群众性的生产运动，都应当有利于企业生产有计划、有节奏地正常进行。”虽然指示并未明确要求停止“比学赶帮”运动，且上海工业企业仍在进行劳动竞赛，如1962年上海橡胶复制品厂精简职工时，将一部分多余劳动力调去支援农业，“教育留厂的同志们安心生产，并继续开展劳动竞赛”，但总体来看，自1961年9月后，上海首次“比学赶帮”运动处于基本停滞状态。

　　（二）“比学赶帮”运动的重启

　　1962年9月12日，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呈交《关于中央局经委主任会议情况的报告》，提出“今年后四个月，要在工业部门中开展一个以支援农业、增产日用工业品和解决‘短线’原材料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该报告，并认为“在工业交通部门开展一个以支援农业、增加日用工业品和解决‘短线’原材料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恰当的、必要的。各部门、各地区须要认真做好组织工作，发动广大职工，鼓足干劲，开展好这一运动”。10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要开展好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力争在1962年第四季度更多更好地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并为1963年的增产做好准备。在第四季度的增产节约运动过程中，上海一些工业企业运用“找差距”的办法，挖掘增产节约潜力，获得显著成效。这些工业企业通过以自己的各种经济技术指标同本地、外地同类先进单位相比，同先进国家的指标相比，以车间、班组和个人同本厂、本地或外地同工种相比，找出自己落后于先进者的差距，进而分析产生差距的原因，学习先进者的经验，追赶先进，与此同时，本地本厂的先进者也帮助后进者达到先进水平。他们把这种做法称其为“找差距，查浪费，比、学、赶、帮”，其目的是使企业和职工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保证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企业和职工制定的追赶先进指标不作为考核完成任务的指标。可见，1962年底，上海工业企业已经形成了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雏形，而且，“找差距”不作为完成任务的指标意味着劳动竞赛的目标发生重要转变，即不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准绳，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劳动竞赛逐渐形成，也为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良性开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保证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圆满实现，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的全面的好转，3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的运动”。13日，上海市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生产（工作）者大会召开（以下简称上海市先进生产者大会），共6600余人与会。会议交流了先进思想和经验，向全市工厂企业和职工提出办“五好”企业、做“五好”职工的倡议书，进一步鼓舞了全市职工掀起“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热潮。此后，上海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如前文所述，“找差距”是有领导的群众性活动，且有关方面也认为，“这种作法，是工业交通部门同类企业、同工种之间开展竞赛、改进企业管理的好经验，可以在工业交通企业中普遍推广”。这些前期经验的积累，让上海工业企业能更快再次开展“比学赶帮”运动，一些企业甚至从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肇始便深刻讨论了运动的意义所在。例如，1963年3月29日，在上海市先进生产者大会召开半个月后，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便深刻总结了“比学赶帮”运动的内涵和价值：“它以推广先进经验为目的，在对比下，发现了差距，分析了造成差距的原因，在更加信服与具体的情况之下，掀起了先进与后进之间‘学、赶、帮’的活动，因此就更加发挥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威力；因为它使先进与后进单位之间能够相互热忱地研究，使先进经验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发挥作用，这种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协作风格，便得到了更大的发扬。几年来经验证明‘比学赶帮’劳动竞赛是一种最好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形式，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开展这种竞赛的经验。增产节约运动是今年中心工作。我们把增产节约运动这一中心环节抓起来，带动其他一系列工作，以便更好地完成今年全年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就必须在增产节约的运动中，不断地开展个人之间、班组之间、车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劳动竞赛，做到比有对手、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帮有措施，使先进经验遍地开花”。

　　1963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公布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的工业企业名单，共2161家。除了统一确定参加运动的企业名单外，中共上海市委还分别于2月、3月、8月召开了三次增产节约的万人干部大会，推动了“比学赶帮”运动“从企业内部发展到企业外部，从市内发展到市外，范围越来越广，声势越来越大”，保证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党和政府的统筹规划下，此次“比学赶帮”运动得以有计划展开，呈现出与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工业企业各自为阵完全不同的方式。在企业内部，其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步骤包括：“先深入发动职工找差距、树立先进标兵；再以先进标兵为榜样，制订个人和集体的‘五好’比学赶帮规划；规划制定后，再进一步发动群众，落实措施，搞革新，攻关键；在‘五好’比学赶帮运动开展的整个过程中，不断进行检查评比，总结交流先进经验，以保证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在厂际之间，同行业、同产品、同工种对口竞赛是开展“比学赶帮”的主要方式，而且不再由企业单独组织，而是由各工业局组织。由于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化生产体制，因此上海各产业间可以有序开展厂际之间的竞赛。据机电一局、化工、轻工、手工四个工业局统计，按行业、按产品组织厂际竞赛的有500多个工厂。例如，上海市化工公司组织11个合成氮厂开展厂际竞赛，按旬、按月将各项指标实际完成的对比资料印发各厂，每月进行评比交流，出现了“落后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竞赛热潮。又如，上海市轻工业局6个生产女士皮鞋的工厂，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相互交流了79项经验，使生产获得了全面丰收。

　　此外，上海工业企业还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开展了“取经献宝”活动。所谓“取经”，就是由企业直接派遣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先进单位学习生产方法。所谓“献宝”，就是由先进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或受邀、或自发至某单位传授先进经验。“取经献宝”既在上海内部企业间进行，也在省际、市际间进行。据统计，在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高潮时期，上海有组织、有领导地到外省市学习的工厂有700余个、职工6400余人次，对口学习了1000多种产品、各种经验10000多条。至1964年1月，除西藏外，全国其他省市已组织2700多个工厂、22000多人到上海“献宝”，共总结50000多条先进经验。对此，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要求各工业局、公司及工厂，继续开展该运动，进一步改变上海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大大提高上海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这清晰地反映出上海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主要目标已不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综合来看，在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中，上海各工业企业主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各企业工厂基本各自为阵，是一场分散型、突击式的生产运动。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则在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的基础上，经过统筹规划，从而保证了运动的深入开展。

　　三、“比学赶帮”运动的成效

　　基于不同的背景及开展方式，上海工业企业两次“比学赶帮”运动取得了不同的成效。总体来看，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成效不佳，因此未能持续下去；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成效显著，推动了全国各行业“比学赶帮”热潮的到来。

　　（一）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

　　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以苏联劳动竞赛的模式展开，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加之受当时客观条件的影响，所以效果并不理想。1964年1月，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在回顾此次“比学赶帮”运动时指出，过去的竞赛存在“一哄、二松、三空”的教训。尤其是由于没有协作化的生产体制，在高指标的要求下，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给上海的工业设备、原材料供应等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随着上游企业产品产量的下降，下游企业开始出现缺乏原材料的现象，从而被迫停工。如“化工局停工和半停工的工厂147家，影响职工4.12万人，占全局职工总数的60%以上”。随着停工现象的发生，上海的工业产值及利润也下降了不少。1961年上海工业产值为187.43亿元，较1960年的298.97亿元降低近40%。1961年1—11月的利润总额为260余万元，较1960年同期下降了55.1%。但上海工人数量却有增无减，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完成生产高指标，1957—1960年，仅上海市区的工业企业职工便增加了27.96万人，增加约28%。然而，产值、利润的大幅下降与工人人数的大幅增加，意味着上海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在调查了40个城市中的600家工业企业后，明确提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工业企业的指示，对应该关、并、缩、改的企业，坚决关、并、缩、改，大力精简职工。否则企业利润下降和亏损的形势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可见，至1961年，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中工业企业单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已宣告结束。

　　总体来看，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成效不佳，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模式的劳动竞赛与中国国情不符，客观原因则是上海工业企业管理体制不顺畅，协作化生产体制也未建立，不能为“比学赶帮”运动的开展提供充足的原材料。虽然此次“比学赶帮”运动未能实现工业经济增长，但其竞赛方案、工业运转体制、协作化生产体制都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得到有效改进，为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开展积累了重要经验。

　　（二）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

　　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吸取了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多种合理有效的措施：一是改进了苏联模式的劳动竞赛。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改变了此前由工会负责的情况，开始由党和政府直接领导，防止出现企业各自为阵开展劳动竞赛的局面。二是增加了“比学赶帮”运动的具体执行方案。从前述上海工业企业开展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情况可见，其已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方案。三是改变了劳动竞赛的目标。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追求的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取经献宝”的出现，更是省略了竞赛环节，直接上升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通过“比学赶帮”运动，1963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实际完成达169.7亿元，比年度计划超额6.1%，比1962年增长了12.9%。

　　自196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其他地区的工业企业也纷纷开展了“比学赶帮”运动。196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比学赶帮齐争上游》高度肯定了上海等城市之间的“比学赶帮”运动，并指出其主要目的是在于“互相学习和交流先进经验，促使各地工业企业继续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降低产品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做法已成为当时工业战线所推崇的方法之一，全国各地工业企业纷纷掀起“比学赶帮”的热潮，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北京，“有一些工厂的产品质量本来比较先进，在比学赶帮竞赛中他们进一步打开了眼界，树立起‘虚心当小学生’的态度，终于使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在天津，一些工厂采用协作配套的办法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把生产成品的工厂、供应原材料的工厂和供应零部件的工厂，都组织到“比学赶帮”运动中来，缩短了同先进工厂之间的差距。

　　到1965年，“比学赶帮”运动已成为上海工业企业中“群众运动的经常的基本形式”。除工业企业外，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还在农业、科技、教育等领域展开。例如，在农业方面，1964年1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要和推广工作紧密结合》明确指出，要“发扬革命精神，比学赶帮，密切协作，把农业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又如，在文艺界，上海在举行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时，各剧团也开展了“比学赶帮”，剧团之间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协作，帮助兄弟剧团演出。总之，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已经从工业企业走向全社会，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工业企业两次“比学赶帮”运动取得的不同成效，根本上是因为国家政策、劳动竞赛方式、上海工业体系及其管理机制等不同。两次“比学赶帮”运动的实践证明，好的政策、优化的劳动竞赛方式、高效的工业体系及其管理机制，有利于运动的开展，既保证了运动的效果，又推动了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从1959年到1965年，上海的两次“比学赶帮”运动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下展开，其内容与过程既有相似更有不同，总体来看，前一次的“比学赶帮”运动无疑为后一次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从两次运动的开展及结果来看，虽然都强调激发工业企业的活力，推动经济效益增长，但其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样，前者更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后者则追求“提高生产技术水平”，这背后所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发展方针的转变。不同的目标以及运动方式取得了不同的成效，第一次成效不佳，第二次成效显著，并从工业企业扩展到其他领域，成为一项全社会的劳动竞赛。这说明，“比学赶帮”运动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且随着国家方针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创新，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竞赛形式，为推动企业发展、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陈碧舟，经济学博士，讲师，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分中心。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