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引进在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80年代起，有关建国后技术引进问题的学术性研究成果就不断问世。1990年代中期以前，相关论著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引进存在的新问题，从其与技术进步、工业化的关系人手，讨论建国后30多年间技术引进工作中的矛盾和冲突，旨在为解决新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1990年代中期后，随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学界有关技术引进的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也随之丰富、深入，除了继续从工业化角度讨论建国后各个时期技术引进的情况、特点外，还利用历史学、经济史学、技术史学的方法探讨技术引进和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的关系、中苏关系中的技术引进、建国后特别是19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技术引进。不过，关于建国后引进技术究竟是如何消化、吸收、改进和扩散的，也即中国是否以及如何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再造，走上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之路的，尚鲜有深入的分析和论述。笔者曾就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半期的有关问题做过初步探讨，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文革”中工业建设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作一考察。

一、技术创新体系的混乱

在引进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是一个把外来技术本土化并使其得到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需要引进国有一个正常而高效的技术创新体系。但1960年代中期以后，以三线建设为中心，极度倾斜国防等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先后交织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技术创新体系与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文革”运动的干扰使大规模三线建设需要的技术人才更加紧缺。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长期从事体力劳动，高等学校停止招收新生，正规中等教育的学制时间一律缩短，职业技术教育中断，各类学生毕业后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和工人或者上山下乡。由此，大规模建设所需的人力资源短缺，国家就以“七二一大学”这样的企业业余培训学校代替正规大学。这种主次颠倒的人才培养体制使原本就不高的职工文化技术素质普遍下降，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明显减少(见表l)。这是造成此后中国自行掌握引进技术十分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工业部门的大批科研机构被缩小或解散。l969年，整个科研界进行了彻底的权力下放。下放后的研究所和地方发展没有直接联系，反而成为地方的负担。由于“文革”期间专业学会和科学期刊停办，各地研究所无从了解彼此之间的科研进展状况，导致不必要的重复。国防科研在备战第一的方针下备受重视，1967年，中央和中央军委将中国科学院几乎半数的研究所划归国防科委，但中科院由此失去了综合配套的优势，元气大伤。基础理论和基础研究再度遭受轻视，科研技术人员致力于解决生产建设中发生的实际问题，很少钻研理论，从而很难在面向生产的高级知识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技术。

第三，为了保证国防与三线建设，各项非生产性投资作了最大压缩。1963～1965年科研支出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5．8％，而1966～1976年则下降到4．5％，其中军用科研经费还占了多半。如l968年和l969年，军用科研费用支出分别占科研支出总额的67％和64％。四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的年均投资比“三五”计划期间又增加了48％。

第四，在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和质检部门作为无用之物被忽视或解散，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废除或形同虚设。企业的折旧基金倒是于1967年由上交中央财政改为下放，但折旧率依然只有约4％(国外平均为10％)，还被部门和地方层层扣留或挪用，企业很难维持正常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在“政治第一”成为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发动群众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两条腿走路”、“土洋并举”的一贯做法备受推崇，但因失去了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指导、必要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其负面作用占了主流。

总之，这一时期技术创新体系基本再现了“大跃进”时期的混乱，但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活动就在这样一种技术创新体系下踟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