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为西部开发制定了时间表：“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34]世界进入世纪之交，中国的“九五”计划即将胜利完成，国内生产总值按汇率计算已经相当一万亿美元，即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宣布：“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新中国的第三次西部大开发正式揭开帷幕。

　　这次西部开发，不仅在高度、广度、规模和时间上将大大超过新中国已经进行的前两次乃至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新的开发思路——江泽民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着重大指导性意义。

　　中国的东西部生产力不平衡状态，决定了其发展也必须分阶段、分地区实现，不可能齐头并进。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将其确定为中国经济大政策。江泽民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贯彻了这一战略部署。他指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能设想采用平均主义的办法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在世纪之交到来，东部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大得到提高，“沿海发达地区运用自身较好的经济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一些特殊措施，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积累了相当的实力”[35]的时候，江泽民又不失时机地代表中央提出了发展西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的西部开发战略。实践证明，搞平均主义或两极分化，都是违背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分阶段分地区波浪式发展，是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可行之路。

　　生产力，一般认为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结合而产生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展着生产力，具体到西部开发，就是大规模开采资源和垦植，建设生产设施。然而过去的开发，大多注重劳动者、生产工具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忽视了作为劳动对象的西部自然特点，因而造成了生态的严重破坏，一次次开发高潮留下了新的困境。显然，这种开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但并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难以持续发展。这个一直困惑开发者的矛盾由邓小平提出“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开启了新的解决思路，到江泽民在当前的西部开发中所指出的“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36]，又将西部开发与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结合起来，形成了注重生产力各个要素协调发展的完整表述。

　　江泽民还指出：要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技术、人才等投入西部开发，有目标、有阶段地推进投入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应该是全面的，普及科学教育、推广实用技术、发展特色旅游、交通通信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要统筹规划。这其中即包含着丰富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内容，而不再像过去将西部开发简单地视为经济建设行为。

　　关于东西部关系，江泽民强调：东部发达地区要继续帮扶西部贫因地区，以改变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东西扶贫协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追求暂时的平均现象而人为地拉平东西部差距，更不是长期出现地区性贫富分化。这个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上对西部开发的阐述，深刻地说明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三代领导集体，三次西部开发，“三个代表”思想——以西部开发为历史舞台，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在世纪之交翻开了新的辉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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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富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与任务》，《李富春选集》第144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

　　[2]从80年代起沿海与内地概念逐渐被东部与西部概念取代。

　　[3]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4]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卷第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5]《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68、26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陈云文选》第二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第9、696、727、757、803、835、864、89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

　　[10]《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05页。

　　[11]《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21、20页。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8－119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13]《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33、34页。

　　[14]《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34、35页。

　　[15]毛泽东1964年5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谈话记录，引自《周恩来传》第1768页。

　　[16]《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1页。

　　[17]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2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18]《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15页。

　　[19]魏后凯主编：《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第5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

　　[2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2页。

　　[2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279、3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278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374页。

　　[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再造中华辉煌：邓小平纪事》第17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26]《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7]《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234页。

　　[28]《回忆邓小平》（上）第3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308、309页。

　　[30]《回忆邓小平》（中）第350页。

　　[31]《回忆邓小平》（中）第286页。

　　[32]《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239页。

　　[33]《回忆邓小平》（中）第507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35] 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6]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安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