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革命后的前景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发展过程。“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18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10]正如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所评论的那样，即使在革命之后，“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11]。革命只能开启这一过程。
这种对预测未来的谨慎态度主要是因为如下事实：革命的首要制造者和领导者即无产阶级本身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主要是根据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经验，粗略地提出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发展的看法：无产阶级的发展是这样一种进步过程：从通过地方和局部的经济斗争——首先是非正式的，然后通过工会日益组织化——的个体起义发展到“一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还必须是争夺政权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必须“从而组织成为政党”。实质上，马克思从此坚持这一分析，尽管根据1848年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扩张以及组织化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做出了轻微的修正。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提出了工人的工资在某种程度上由惯常或者现有的生活标准和市场力量决定的观点。尽管如此，随着那些直接导致工人起义的经济危机的前景逐渐变得渺茫，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工人的斗争通过工会的行动或实现有利于自己的立法而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变得稍微乐观了一些。我们由此可以说，与1848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期望相比，工人阶级在革命前的发展将会更加漫长。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避免把随后100年里的马克思主义争论读回到经典著作的文本中，是一件困难但却关键的事情。在马克思一生中，关键任务是把工人运动一般化为阶级运动，使工人生存中所暗含的目标变成公开的目标：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直接的是使工人运动变成一种政治运动，成为一个摆脱占有阶级的所有政党和以夺取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对工人来说，关键不是避开政治行动，也不是允许他们的经济运动脱离他们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只要工人的政党是一个阶级政党，那么它的性质就是次要的。它不应该与后来的“政党”概念相混淆，而且他们的著作中也没有发现关于这些方面的连贯理论。“政党”一词最初是在19世纪流行的意义上被使用，既包括一组特殊观点或事业的支持者，也包括某个正式群体的组织化成员。尽管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使用这个词来描述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前的《新莱茵报》群体或这两者的残余，但是马克思仔细地解释说，像早期的革命组织一样，共产主义者同盟“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12]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会说，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13]。显然从19世纪70年代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可能支持建立某些组织化的政党，只要它不是宗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或在他们的影响下成立的政党中，内部组织、政党结构和纪律等问题自然引起了来自伦敦的适当表达的意见。在这些政党不存在的地区，恩格斯继续使用“政党”一词来描述那些表现出工人阶级独立性的政治团体的实质，而不管它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14]除了偶尔的兴趣外，他们对后来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政党结构、组织或社会学问题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
相反，“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标签’……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较多，有的幻想性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有的较少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因此，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15]党的目标必须是组织起来的阶级，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背离《共产党宣言》中的声明，即共产党人不成立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也不提出任何的宗派主义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三
马克思晚年的所有政治论证都是为下面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辩护：（1）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运动；（2）革命，这种革命不应该像宗派主义乌托邦所认为的那样被简单视为一劳永逸的权力转移，而应被视为一种关键的时刻，开启了复杂但不可轻易预测的过渡时期；（3）随后对政权体系——国家的革命和过渡形式——的必要维持。因此，马克思特别反对拒绝这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
因此，寻找马克思对诸如“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之间这样后来的争论的预见，或者根据后来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论来解读马克思的著作，都是徒劳的。马克思的著作曾被如此解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部分，但这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后期阶段。对马克思来说，问题既不是工人的政党是改良主义的还是革命的，也不是这些术语究竟具有什么含义。马克思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状况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同政治意识——构想资本主义社会被社会主义社会替代——的形成或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行动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冲突。对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克服各种阻碍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不成熟性，例如使无产阶级政党处在各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激进主义影响之下，或者试图使无产阶级政党支持各种实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或特殊公式。无政府主义把马克思等同于国际或其他的工人运动中的“左翼”或者“右翼”、“温和派”或者“激进派”。因此，关于马克思在某个时候不再是革命者并且变成了渐进主义者的争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荒谬的。
实际的权力转移和随后的社会改造将会采取何种形式？这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发展程度，这种发展既反映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达到的阶段，又反映了无产阶级本身通过实践而学习和成熟的过程。这自然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既然马克思没有公开建议要等到无产阶级成为绝大多数和阶级两极分化达到高级阶段之时，那么他肯定认为阶级斗争在革命之后继续存在，尽管是以最理性和人道的方式。在革命后的不确定时期，无产阶级因而必须充当阶级联盟的核心和领导者，它的优势在于：由于它的历史地位，它“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即使它仍然是少数派。毋需赘言，马克思认为，唯有“无产阶级专政”——按照他的实际分析即巴黎公社——在观念上注定像工人领导下的“不依靠他人劳动而生的社会各阶级”[16]的人民阵线那样运作。然而，这些都是具体评价的问题。它们仅仅确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依靠的不是历史力量的自发作用，而是在历史提供的可能范围内的政治行动。在他们一生的每一个阶段上，他们总是用他们所想到的行动来分析各种形势。于是，我们必须思考对这些形势变化的评价。
我们可以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的三个发展阶段：（1）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2）接下来的25年，在此阶段，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似乎不可能马上提上议事日程；（3）恩格斯的晚年，在此阶段，无产阶级群众政党的崛起似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创了过渡的新角度。我们在下文将会分别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略的国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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