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然而，倘若没有从国际维度来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分析，就好像上演故事不是发生在威尼斯的《奥赛罗》一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革命实质上是一种国际现象，不单单是各国变革的总和。他们的战略实质上是国际性的。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最后部分中，马克思要求工人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并积极参与国际政治。
国际政策和战略之所以是实质所在，不仅因为国际性的国家体系已经存在，更是因为只有独立的社会政治单位出现，世界资本主义才能继续发展，马克思对“社会”和“民族”几乎可以互换的用法已暗示了这一点。尽管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世界越来越统一，但它是一个“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的世界。此外，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国际关系体系，因为历史、地理、不均衡的力量和发展使得各国的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支配，或者使得各国的发展产生国际性的反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资本主义通过许多孤立的（“民族”）单位才能发展，但这种信念不应该与当时所谓的“民族原则”即今天的“民族主义”信念混为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发现自己参与了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共和—民主左派，因为在1848年革命之前和期间，这一派别无论是在民族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唯一真正的左派。虽然如此，但是他们拒绝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是目的本身，就像他们拒绝民主共和国是目的本身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么仔细地划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主派之间的界限。恩格斯从未放弃年轻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相关的民族偏见，尤其是对斯拉法人的民族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他对德国统一的进步性的信念，或者对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的支持，都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的大多数岁月里，他们认为法国而不是自己的祖国是对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俄国长期以来是他们攻击和蔑视的首要对象。然而，一旦俄国革命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对待俄国的态度。
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会遭到批评，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没有充分地分析这种现象，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或理论上的不一致。他们不支持各个民族本身，更不支持某个或各个民族自身的自决。正如恩格斯以其惯常的现实主义所评论的那样：“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30]作为分析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只有地方和地区的利益服从于更大的单位，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发展，才会最终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社会。他们认识到并从历史的视角出发也赞同许多“民族”的形成。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拒绝了联邦主义者的建议：“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是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31]出于类似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承认并赞同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亚洲和拉美落后地区的征服。相应地，他们同意，许多更小的民族没有这样一种独立存在的理由，而且其中一些实际上可能不再作为民族而存在；然而，他们在这里显然无视当时明显存在的一些相反的进程。正如恩格斯向伯恩施坦所解释的那样，个人的情感是次要的，然而，当它们与政治判断一致的时候，情感就为民族偏见的表达提供了不应有的空间，也为列宁所说的“大国沙文主义”提供了不应有的空间。
另一方面，作为革命政治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那些民族运动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的大小民族，反对那些自身在客观上属于反动的民族。在原则上，他们对国家的政策持有相同的态度。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继承者的首要遗产是如下坚定的原则：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不应该被当作目的本身，而应该从世界革命的进程、利益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在其他大多数方面，他们留下了充满问题的遗产，更不用说许多贬低性的判断了——那些努力在被创始人斥为非历史的、落后的或注定失败的民族中建立运动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通过解释来消除这些判断。除了基本原则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没有经典著作帮助的情况下建构一种“民族问题”理论。必须指出的是，这不仅是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全面地分析民族现象。
历史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革命战略的三个主要阶段：（1）1848年之前（包括1848年）；（2）从1848年到1871年；（3）从1871年到恩格斯逝世。
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舞台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例如法国、英国、德语地区乃至美国。除了偶尔的兴趣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没有关注过那些较小的和政治上不具有决定性的“发达”国家。19世纪40年代，这类地区的革命可能成为合乎情理的预期，事实上也已经发生，但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由于没有英国的参与，这类地区的革命注定要失败。另一方面，除了英国外，任何真正的无产者或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尚未出现。
在1848年之后，快速的工业化既产生了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也带来了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但是，“发达”地区的社会革命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渺茫。资本主义依然稳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希望，国内政治紧张和国际冲突的某种结合可能创造出革命得以产生的形势，就像1870—1871年法国的实际情况那样。然而，在资本主义再次出现全球性危机的最后时期，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巨大影响的工人阶级大众政党改变了“发达”国家内部发展的前景。其次，社会革命的新因素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地区，出现在爱尔兰和俄国。19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本人第一次差不多同时意识到爱尔兰和俄国的情况。虽然爱尔兰在芬尼亚共和主义失败后不再在马克思的思考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俄国变得日益重要：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32]。
革命视角中的这些变化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在原则上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共和主义的民主党人或民族主义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战争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而他们也不相信经济是战争的唯一原因，至少在他们一生中是如此。他们的著作根本没有提出这一点。简而言之，在前两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期望战争直接推动他们的事业，并且，对战争的希望在他们的思考中发挥了重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而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们认为大战在短期内是运动前进的障碍。此外，在逝世前的数年里，恩格斯越来越相信他所预测的新的、可能是世界性的大战的可怕性。他预言说，这种战争“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33]。恩格斯期望这种战争最终带来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但是，既然战争不再是实现革命的“必要”手段，因此，他自然希望“我们将能够避免这场屠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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