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主辅”体制模式：改革的起步
（二十四）20世纪60年代再度实行的中央集权管理，保证了经济调整任务的实现，使国民经济很快走向协调发展的道路。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不利于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弊病是客观存在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严重。陈云重提并进一步深化了他在八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
1966年3月，毛泽东曾提出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或少管点实。根据这个精神，当时曾酝酿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由于“文化大革命”，改革被暂时搁置起来。“三五”后期和“四五”期间，为适应备战和地方要求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要求，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上议程。1970年，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的设想，一场以向地方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大变动随即在全国推开。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政治动乱、“左”倾错误思想严重干扰下进行的。与1958年的改革相比，这次更强调了行政性分权的色彩，致使政出多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加速了国民经济体制环境的恶化。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启了摆脱“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为什么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总是在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权限的划分上兜圈子，在引入市场机制、采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方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呢？除客观原因外，与当时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有关。
问题积累到极点也就是解决之时。“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直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积聚的思想、理论、实践力量的一次集中释放和总结。陈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是沿着“主补”模式论而进行的，重点是经济运行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
1979年3月8日，他撰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这篇文献是陈云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反思而形成的理论结晶。在《提纲》中陈云提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两部分的关系是：“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是有益的补充”。这一思想观点与“主补论”中计划与市场关系“为主为补”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有所延续和发展，在改革初曾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江泽民和胡锦涛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和100周年的讲话中都曾指出，陈云的这一认识，对当时推动全党解放思想，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这一思想已超出“主补论”框架，包含着把计划与市场都看作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手段的思想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这一结论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十五）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调整并进。改革要服从调整，这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特别注意加强国家干预和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两个方面，既反对走回头路，也反对借搞活经济排除国家必要干预的做法。《提纲》中对计划与市场之间“主要”和“从属”关系的论述，渐渐固定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规范提法，成为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指导方针。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同年11月30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论述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内在机理与运作框架。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下简称“主辅论”），“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标志着以《提纲》主要观点为基础的“主辅论”被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的目标确立下来。有学者认为：《提纲》的观点和十二大的概括，成为我国体制改革前进的第一个台阶。（参见《钟契夫自选集》，第615页。）
“主辅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时的经济方针有着特定的历史痕迹。第一，它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恢复和发展，反映了第一、二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的连续性。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是从恢复和落实八大路线开始的。依照“主辅论”，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两年间，经济体制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取消了工业消费品和棉布棉花票证；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加大促使国有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力度；扩展和规范城乡贸易市场。这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突破，市场经济的因素大大发展。第二，它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调整的背景下逐步变化的思想产物。“主辅论”虽然打破了长期以来将计划与市场对立的传统认识，但仍强调计划经济的基础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仅仅具有从属的补充作用，没有摆脱“主补论”框架。当时，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刚刚起步，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城市改革尚未展开。计划经济的比重仍占绝对优势，重要商品和生产资料仍然主要采取计划分配方式，市场调节只是在消费产品中发挥作用。另外，当时国家处于经济调整时期，宏观经济管理侧重强调行政指令和计划手段是顺理成章的。落实十二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头十年要打基础，加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国家计划以保证建设重点的完成，侧重强调计划的基础作用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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