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户”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度是富裕的象征，一经出现就毁誉参半。当时，新闻媒体对于“万元户”的宣传，既要考虑党和国家对于农村政策的变化以及宣传工作的纪律要求，又要宣传好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典型。2015年6月，《陈云年谱（修订本）》出版，其中有两条关于“万元户”宣传的材料值得注意。一是1985年9月23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报上说得太多，宣传脱离了实际。”（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页。《陈云文选》第3卷原文为：“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前一时期，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得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350页）。《陈云年谱（修订本）》经过编者的加 

　　工，与原文略有不同，但意思完全一致。）二是1988年5月18日，陈云在听取姚依林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用五年时间涨价格、补工资以理顺价格的意见时表示：“一九八四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1］这两条材料提到了“万元户”宣传的问题，时间间隔两年多，但所指为同一件事。为了深入理解陈云两次讲话的前因后果，本文结合“万元户”的宣传过程，拟对陈云质疑“万元户”宣传的问题做出分析。 

　　一 

　　“万元户”是在农村改革开始后出现的新典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2］的方针，连续出台“一号文件”来放宽农村政策，由此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粮食连年丰收，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农民生活明显改善。其中，一部分农民或通过加工农副产品，或通过发展专业经营，或通过进入城镇搞特色经营，成为专业户、重点户、冒尖户，率先富起来。当时，那些年收入达到1万元或1万元以上的家庭被形象地称之为“万元户”。 

　　改革开放之初，新闻媒体宣传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典型，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据曾参与农村报道工作的新华社记者李锦回忆：“在确认包产到户的主题后，报道什么样的题材，仍然是一个带根本性质问题。农村有些人经商或搞农副产品加工的人，可能已出现收入数万甚至更多的富裕户。但当时的舆论不允许报道，这些属于过去的‘投机倒把’之列，一时难以为人们的思想所接受。”［3］“文化大革命”期间，富裕社队作为“修正主义黑样板”被批判，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去“割”，社队的多种经营被诬蔑为“资本主义复辟”而遭到批判，以至于干部群众“望富生畏”、“谈富色变”。［4］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鼓励致富，但很多人一提到富还是心有余悸。据中宣部一份材料指出：“责任制究竟长得了长不了，以后会不会变呢……有的人干脆说：责任制这个东西‘表现不错，成分可疑’。一些勤劳致富的专业户、重点户更是满腹狐疑，怕冒富，担心哪一天又会来割‘尾巴’。”［5］从这个角度来说，“万元户”作为农村改革过程中涌现出的新典型，即便宣传能起到示范效应，也不可能随意为之。正如李锦所说：“当时，应强调劳动致富，围绕种植业找出一个富户来作报道，符合中国人当时的心理，也易为读者接受”，“是不是要找一个过万元的农户报道，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在1980年前，还没有万元户这个词，也没有人报道过。发现万元户，也出于一种偶然”。［3］ 

　　这个时期，新闻媒体对于“万元户”的宣传经历了先抑后扬的过程。以“万元户”为关键词，检索1978～198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数据库得知：1978～1979年，《人民日报》没有对“万元户”进行宣传报道，此后逐渐开始报道，1980年刊发关于“万元户”的报道1篇，1981年刊发4篇，1982年刊发14篇，1983年刊发29篇，1984年则达到116篇。1978～1981年，《光明日报》没有对“万元户”进行宣传报道，1982年刊发了关于“万元户”的报道1篇，1983年刊发17篇，1984年刊发24篇。以上数据或许存在一定误差，但大体能够反映当时媒体的宣传情况：对“万元户”进行宣传是在1980年以后，其间呈现出从无到有、逐步加强的态势；1983年，新闻媒体对于“万元户”的宣传发生了转折。为何新闻媒体对于“万元户”的宣传呈现如此特点？这要从当时新闻媒体开展农村宣传工作的舆论环境中去寻求答案。首先，党和政府采取的农业和农村政策取得了扎实成效。1980～1984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获得丰收，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改善。这种情况是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以至于当时有人乐观地认为我国粮食问题已经过关了，这就为新闻媒体进行“万元户”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条件。其次，中宣部根据形势需要不断调整对于“万元户”宣传的纪律性要求。1980年8月28日，中宣部要求各地拿出具体的方针政策，规定致富的方向、道路和方法，不要开“致富大会”、“比富大会”，认为这种大会不仅不能解决复杂的思想问题，而且还会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助长不实事求是的作风。［6］1982年3月20日，新华社召开经济记者座谈会，会议指出，对农民劳动致富“冒尖户”的宣传存在缺点，即讲“冒尖户”如何富讲得多，讲他们如何艰苦劳动讲得少；“冒尖户”宣传过多，容易使城里部分人产生错觉，似乎多数农民口袋里的钱都是上千上万的；要求今后不要提“冒尖户”，应多宣传劳动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及“三兼顾”的原则。［5］（p.72）12月22日，中宣部再次强调：“政策上允许的，不一定就要宣传。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了一点‘万元户’，当然是好事。但是，对此不要过度地宣传，以免产生副作用。请各新闻、出版单位今后严格掌握。”［5］（p.496） 

　　1983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近些年出现的大批专业户（重点户），包括承包专业户和自营专业户等多种经营予以充分肯定。［7］1984年，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出现的专业户是农村“带头勤劳致富”、“带头发展商品生产”、“带头改进技术”的先进典型，“应该珍惜爱护，积极支持”。［7］（p.42）为此，中宣部在1983年和1984年宣传要点中都指出要积极宣传农村中出现的致富典型，这无形中促进了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万元户”。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指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8］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对于“万元户”的宣传进入较快发展时期。 

　　但是，随着“万元户”宣传的深入，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有不少。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有些人将先富起来等同于两极分化，认为是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造成部分农民怕富、不敢富的思想；同时还造成部分富起来的人不敢露富，更害怕宣传。二是对“万元户”的过分宣传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就是农民都富裕起来了，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是对“万元户”的过分宣传，让城里人觉得自己的收入水平与农民相比差距很大，容易导致心理不平衡。四是有些人追问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发家致富的，引起社会上广泛关注农村的雇工问题。五是有些地方干部为突出自己的工作成绩，不惜浮夸造假，通过贷款等手段使一部分人成为“万元户”，引起老百姓不满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新闻媒体对于“万元户”的宣传有所夸大，即存在过度宣传和片面宣传的问题。［9］虽然这些问题在“万元户”的宣传过程中一直存在，但因为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一度将问题掩盖起来。 

　　问题在1985年夏秋之后集中爆发。这一年，粮食产量为37910.8万吨［10］，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年初国家调整粮食收购政策以及取消生产资料的补贴有关。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吕东指出，1985年7月，他到上海、浙江调查后向国务院反映，一些地方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其直接原因是农民做工、经商收入多，种粮收入少，就是养猪、种菜也看不上眼，因为“无工不富”。［11］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强调要坚持“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12］，但结果还是出现粮食产量下降，诉诸原因，有人认为是宣传过程中过于突出“万元户”等致富方面，忽略了宣传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为此，1985年夏秋之后，新闻媒体对于“万元户”的宣传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二 

　　作为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重要领导人，陈云完全支持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但他同时又强调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1979年3月21日，他强调：“少数可以先富起来。”［11］（p.254）1982年10月26日，陈云在新华社内部刊物登载的《我国商品粮基本建设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上批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现在是否后一句话在起作用，前一句话在逐步下坡？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1］（p.354）11月16日，陈云再次强调：“对粮食生产决不能放松。”［1］（p.357）1984年10月，针对有些地方出现“卖粮难”的问题，陈云提出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前提下，把粮食拿到集市上交易，允许集市上有不同的价格。［11］（p.337）这时，针对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能力的估计，党内领导层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释放，粮食问题已经过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为此要提倡多种经营，提倡办企业，提倡务工；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人均耕地少，农业生产能力还比较脆弱，对粮食生产不能掉以轻心。很显然，陈云持后一种看法。 

　　不仅如此，陈云还特别重视农村中的宣传工作。1980年12月，他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13］1982年12月31日，陈云针对农村雇工问题表示：“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1］（p.364）在他看来，宣传工作与经济工作同样重要，哪一个搞不好都会影响改革大局；同时，他强调宣传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不明确的问题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而要采取慎重态度。这些思想在陈云质疑“万元户”宣传的过程中亦有集中体现。 

　　1985年，陈云通过多种渠道大体了解了“万元户”的宣传情况，而且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实地调查。据曾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赵天元回忆：1985年夏天，陈云交代赵天元回家探亲时对老家的农民收入做一次认真的调查，看看农民的人均收入是多少，有多少“万元户”家庭。8月7日，赵天元如实向陈云汇报了调研结果：“我们村没有万元户，在我们的邻村也没听说有，在整个县有。万元户是个别的，占的比例小得很，这些人多是一些做生意的，属于暴富。现在报纸上吹得太厉害，使那些不了解农村情况的人，还以为现在农民都成万元户了。”针对这种情况，陈云说：“是呀，万元户是很少很少的……这一段报纸宣传太夸大，有些吹牛了，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14］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万元户”的宣传关注已久。 

　　1985年9月23日，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前一时期，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得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现在有些农民对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同时，他又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11］（pp.349～350）可以说，陈云质疑“万元户”宣传，意在强调不要忽视宣传粮食生产的重要性。1988年5月18日，陈云又做出了类似的表述，［1］强调粮食生产的根本性地位。 

　　三 

　　在陈云质疑“万元户”宣传前后，过度宣传、片面宣传“万元户”的问题仍继续发展。如《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黑龙江省的桦南县……为什么81%的户没达到而上报为万元户呢？主要原因是一些乡镇干部对农户的收入没有核实，凭估计办事，往高处报。”［15］白南风、刘永川通过调查指出：“宣传工作若作不好，反而会起反作用……不少报道为了宣传改革的优越性，大书特书某农户、某村庄或企业改革后如何如何‘暴富’，万元户、万元村以至洗衣机村、电冰箱村、彩电村等等随处可听可见。甚至把万元户的概念搬进城来，如科技万元户之类。这些报道并非不属实，但容易给城市居民造成错觉。”［16］还有教师指出，对个体户致富宣传上的片面性导致部分学生错误地认为“读不读书无所谓，没有文化照样富”，“反正考学很困难，不如早点找饭碗”。［17］可以说，新闻媒体上大肆宣传“万元户”，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均产生了消极影响。 

　　1985年初，中宣部要求不要过分宣传“万元户”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以免增加不满情绪和产生“攀比”心理。［18］但是，对于沉浸在丰收喜悦之中的人们来说，仅仅让新闻工作者冷静下来并不现实。1985年夏秋之后，粮食产量下降，有人将原因归结为由新闻媒体过度宣传富裕问题而造成。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袁木指出：“一是在农村专业户、重点户或城镇个体户中年收入超过万元的‘万元户’，目前还是极少数。据比较接近实际的调查，在我国农村中，目前‘万元户’大约只占总农户数的万分之几，就是说一万户中只有几户……前个时期某些文章或宣传，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农村中的‘万元户’遍地皆是，似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已大大高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不是实际情况的正确反映。二是‘万元户’中的大多数，他们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或是经营有方致富的，许多人个人致富之后，还积极带动和帮助周围的人致富……三是依靠正当经营的‘万元户’，他们没有‘铁饭碗’，自身投入大量艰苦的劳动和相当的资金，并且冒有一定的风险，失利、赔本的也不乏其人，不过对这方面的情况很少公开报道罢了。”［19］1986年1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指出：“目前群众对‘万元户’议论比较多，对这个问题也要作点具体分析。应当看到，第一，农村万元户是极少数。前一段宣传有点脱离实际，给人一种印象，好象万元户到处都是，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第二，他们的收入一般是毛收入和全家的收入，他们的经营有一定风险，也不象工薪人员享有集体福利、劳动保险等待遇。因此，在工薪人员中也提倡和鼓励搞‘万元户’，是不适当的。”［20］ 

　　宣传部门也对“万元户”的过度宣传、片面宣传问题进行了矫正。1985年和1986年，《人民日报》刊发的对“万元户”的宣传报道为96篇、45篇，《光明日报》为18篇、22篇，均比1984年有所减少。1986年1月，山东省在安排当年宣传工作时明确指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的宣传教育：一是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根本方针；二是‘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的关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互相促进，进一步巩固农业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三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坚持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四是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21］。这表明，随着党内领导以及社会上对于“万元户”宣传的高度关注，新闻媒体对于“万元户”的宣传策略有所调整。 

　　后来，有记者在反思“万元户”的宣传为何如此反复时说：“对万元户的宣传，一会儿说要支持冒尖，万元户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典型，一会儿发通报说万元户宣传多了，不要宣传万元户了。究竟宣传几个万元户算是正确的呢？问题不在这里。主要是我们对万元户的宣传有一拥而上的盲目性，没有具体了解和分析万元户是怎么勤劳致富，他致富的条件，途径、效益，没有交待清楚，这当然是缺点。”［22］这种反思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农村宣传工作必须紧跟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步伐，不能去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做出过度宣传或片面宣传。 

　　1985年，陈云质疑“万元户”的宣传，认为“宣传脱离了实际”，并以此为例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阐明“无粮不稳”与“无工不富”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新闻媒体需要大力宣传改革过程中涌现出的新事物、新典型，但必须考虑到党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宣传工作的纪律性要求，要恰当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力戒浮夸和片面。这正是陈云质疑“万元户”宣传留给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启示。 

［参引文献］ 

　　［1］《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页。 

　　［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3］李锦：《万元户的发现与报道是一个思想解放过程》，中共山东省委讲师团编：《山东省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历史经验文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4］《应当鼓励一部分社队和社员先富起来》，《新农业》1980年第1期。 

　　［5］《宣传动态（选编）·198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71页。 

　　［6］《宣传动态（选编）·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8］《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 

　　［9］首都新闻学会秘书处编：《新闻学论文集——首都新闻学联合会第一次学术年会》，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10］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1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 

　　［12］《为什么说“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的提法是正确的？》，《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3期。 

　　［13］《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页。 

　　［14］赵天元：《在陈云身边的十年——记一位伟人的晚年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5页。 

　　［15］江畅：《头脑要冷静》，《人民日报》1985年3月11日。 

　　［16］白南风、刘永川：《从一次社会心理调查谈宣传与改革》，《经济日报》1985年6月1日。 

　　［17］王克文：《令人担忧的宣传》，《新闻界》1985年第3期。 

　　［18］《宣传动态（选编）·1985》，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19］《袁木文集》第2卷，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385页。 

　　［20］田纪云：《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经济日报》1986年1月12日。 

　　［21］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宣传史料》编写组编：《宣传工作文件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页。 

　　［22］马达：《我对三个问题的思考》，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秘书处主编：《新闻学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2页。 

　　［责任编辑：郑 珺］ 

　　［作者简介］储著武，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桂奕菲，硕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43007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