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学习陈云的“唯实”精神
1995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陈云逝世后的讣告中写道：“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而要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正确，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陈云关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对当前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陈云曾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做过详细解释，指出：“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李成瑞和朱佳木在《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一书中对陈云的经济思想做过翔实的介绍。下面，我仅根据该书举几个陈云坚持“唯实”精神的例子。
例一，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解决饥荒问题，陈云提出关于“分田到户”的建议。安徽省部分农村生产队实行“责任田”，陈云表示：“应当允许人家试验”。
例二，60年代后期，“加工贸易”（把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被说成不是坚持自力更生。对此，陈云指出：“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
例三，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报告。“四人帮”把引进成套设备说成“崇洋媚外”。陈云对此表示：“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例四，1973年6月，在听取可以借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外汇资金，但又必须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的讨论后，陈云指出：“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的办法来让大家讨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
例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出现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倾向，陈云提出压缩指标、减少项目的意见。但在宝钢建设是否继续下去的问题上，陈云认为：“这样大的工程，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展是好的。与日本的合同也已经草签，设备正在陆续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宝钢如果下马，损失会更大”。因此，他“赞成本体工程完成后，不需要停顿，可以继续搞二期建设”。
这些事例一一展现了陈云的“唯实”精神，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2年2月8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陈云在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这里，陈云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能否发扬光大做了权威的诠释。
对一个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来说，不管外部条件如何，实事求是都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发扬陈云“不唯书”的精神，勇于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恩格斯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依然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正如有学者所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设想在提出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人们对此设想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不论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把排斥商品、货币、市场、竞争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于是，‘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便成了一切社会主义者的信条，也成了一切反社会主义者的利剑”。
1979年初，陈云就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原则，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3月8日，陈云又指出：“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这样做完全对，但缺点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即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即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1981年底，陈云又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者的关系是主要方面和从属方面的关系，计划经济起主要作用，市场调节从属于计划经济”。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陈云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的超前性。这种超前的“不唯书”的思想，为后来逐步深入的市场化改革打开了思想的闸门。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变化，既反映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中国思想理论界突破各种思想障碍不断求索的过程。
斗转星移、潮起潮落，许多重要思想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并未完成，并不存在什么终极模式，人们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也必将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应该以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继续加强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与时俱进、深化对市场与计划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
所有制和资源配置方式是经济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虽然中国经济理论界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经济计划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或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依然是一个远未讨论清楚的问题。
事实上，市场与计划的优劣之争已经超过百年。随着苏联解体，市场与计划孰优孰劣的争论似乎已尘埃落定。但在近几年，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崛起再次引起学界关注。社会思潮的反复并非新鲜事。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被无视，50—60年代人人都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80—90年代凯恩斯主义被弃之如敝屣。当前，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实质上又都在推行凯恩斯主义。任何本本，无论是源于何地都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十月革命爆发之前，在对社会主义制度还不能进行实证研究的情况下，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提出一个命题，即计划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他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实行一种理想的经济计划”的设想。他的学生巴罗内则系统说明“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并提出了一个全部经济资源归集体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的生产部集中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帕累托的“猜想”和巴罗内的论证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学术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并成为“市场社会主义”学术流派的源头。
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对经济计划的可行性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第一，经济计划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没有私人财产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资料市场，就无法形成生产要素价格，从而也就无法对一个项目进行经济计算，即评估这个项目的可盈利性。简言之，没有市场就不能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第二，中央计划所需要的数据信息是不完全的、分散的和经常自相矛盾的。但是，收集这些数据信息的成本之高难以想象。因而，问题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数据信息和决策的非中心化。第三，与物理学不同，经济计划中所假定的许多常数其实都可变，即便短期不变，中长期也是要变的。第四，经济几乎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创造性是无法根据以往知识推导出来的。米塞斯的观点引起了巨大争议。
1929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发表《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一文，详细讨论了如何用“试错法”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以应对米塞斯的挑战。
而新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和罗宾斯则支持米塞斯的观点。他们指出：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学方法来求解，但实际上这种解法是行不通的。它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来自更多百万个个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就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
针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论点，当时在美国任教的波兰籍经济学家兰格于1936年和1937年在美国《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了两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论文，反驳哈耶克和罗宾斯。20世纪60年代，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人员可以利用计算机模拟市场的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的道路》。他认为，社会需求丰富多彩、瞬息万变，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哈耶克通过比较不同经济体制的运转效率后得出结论：只有市场体系才能充分利用分散在个人和企业中的所有“知识和信息”。
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尽管市场和经济计划之争还在继续（在中国也仍有讨论），经济计划的失败似乎已经盖棺论定。但是，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崛起，人们开始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进行重新定义，在大数据时代，特别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得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大家想象，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
2017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发表了《大数据、平台经济与市场竞争——构建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一文，作者在回顾“苏联式计划经济、兰格式计划经济和西方新计划经济的讨论”之后，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计划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模式。文章认为，大数据可以成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技术条件包括：大数据可以发现和利用默会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笔者注），能够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大数据基于海量信息存储、云计算、互联网应用，大大缩短了信息搜集和处理的时间，可以实时地发现问题、修正计划、宏观预测和强化监管；大数据可以促进个性化、多样化的供给和需求；大数据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技术准备，创造了运行环境；等等。虽然这篇文章在国内影响并不大，但其英文版在《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发表后却在国际上引起相当的关注，以致英国《金融时报》就他们的论文发表了题为《大数据革命能够复活计划经济吗？》的评论，认为尽管“以市场为基础，以计划为主导”的体制模式看上去很漂亮，但有两个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一，积累数据和谨慎使用数据是两回事；第二，创新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中将如何发挥作用。
其实，大数据如何改变人类经济活动的讨论在西方学者中早已展开。西方左翼经济学家认为：计算机和大数据给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计划思想本身并没有错误，之所以出现问题只不过是实施这种思想的时间太早了。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反对“大数据计划经济”思想。但他们强调：当年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不是简单地认为中央计划官员缺乏信息，而是认为他们不能得到某种特定的数据信息——市场价格。他们反对计划经济的基本逻辑依然是：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没有生产资料市场；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就没有生产资料的货币价格；没有生产资料的货币价格，就无法对生产资料的利用做出合理决策。
2019年，中国学者龚刚等人在《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吗?》一文中指出：由于市场一方面提供着高能激励，另一方面不断地失灵和错配着资源，因此，市场在激励着人们更加勤奋地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因各自活动的无序、不协调，预期的不准确和不顾及社会利益等造成了经济资源的浪费，并引发了大量的道德风险。因此，市场通常需要政府的合理介入。政府介入的目的在于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失灵。尽管现实中政府介入并不一定会合理，政府通常也会犯错，如介入过度等，但没有政府介入的市场经济一定不会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自由竞争（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中国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理论上说，在充分利用大数据的基础上，计划经济在许多年之后有可能重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认真贯彻执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中国经济理论界确实有必要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认真研究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提供激励机制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在新形势下，应该如何编制五年规划、如何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如何制定产业政策、如何改进激励机制，让劳动者和企业家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中的具体经济政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正如马克思在引用评论者的话中所言：“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马克思所关心的是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他并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确实，马克思主要是对理论问题展开了十分深入的探讨，对具体经济问题的论述并不常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给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无数亟待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要为中国的“食堂开出调味单”。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遇到的发展战略问题、双顺差问题、外汇储备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融资贵融资难问题、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问题、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不良债权处理问题、房地产泡沫问题、影子银行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区域货币合作问题、“一带一路”相关的债务陷阱问题、国际金融危机问题、金融服务业自由化问题、FDI优惠政策问题、出口退税问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竞争中性和产业政策问题等，都需要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提出具体的应对之策。如果我们不关心具体的经济政策问题，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我们就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就犯了毛泽东所批评的“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毛病。
为了实现“理论和实际统一”，为了能够发现和解决现实经济中的问题，除了密切跟踪现实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趋势之外，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系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爱因斯坦在谈到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时指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定律，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的。”我们在开展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时也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例如，如果我们不掌握国际收支理论和汇率理论，就很难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提出自洽和可行的政策建议。又如，如果我们不熟悉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就很难区别资本外逃和“藏汇于民”。在现实经济研究中，我们必须克服概念不清、逻辑不严、大而化之的毛病，要注意强调计量方法的使用，做到真正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只要一方面兼容并蓄吸收一切有用的理论和知识，另一方面注重调查研究、尽可能掌握具体的技术细节，就可以避免出现“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问题，从而在经济政策的探讨中获得发言权，为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总而言之，在中国面临数十年来未见的严峻外部环境、国内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重要关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理应继承和发扬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站在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认真研究中国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为中国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责任编辑：杨文利、易海涛］
［作者简介］余永定，经济学博士，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100732。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