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关系密切，成果丰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非双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显著。学界关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下述内容：从投资动因、路径、模式和策略等角度探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和机遇；探讨政治、安全、法律、经营等投资风险及企业的海外利益保护；量化研究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对双方的经济效益；油气、矿业、电力、基础设施、制造业和农业等细分领域投资进展。系统梳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历史并总结基本经验的成果则较少。本文拟系统回顾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四个发展阶段，总结基本经验，为继续深化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推进中非关系的行稳致远提供参考；批驳个别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的不实言论，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实践”。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中国的经济工作目标由最初的恢复正常经济秩序、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逐渐过渡到“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减少对外依赖，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这一阶段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目标。由于生产能力不足和外汇稀缺，决定了这一阶段中国尚不具备对外投资能力。开展有限的国际经济合作主要是为配合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提高自力更生能力。

　　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外援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逐步开展对外援助。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新中国给予非洲新独立国家物资、资金、技术等多方面援助，完成了坦赞铁路等举世瞩目的大型援助项目，受到非洲诸多国家的高度评价。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时提出援外八项原则，被确定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方针。1956—1977年，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援助。二是出口农产品等原材料，进口成套设备，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做准备。在政府支持下，招商局、华润集团等一批企业设立了境外分支机构，执行政府项目，在非洲也成立了此类性质企业，如中坦航运合资公司等。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发展和加强同非洲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因此，开展经济援助和特定合作项目以配合外交工作是中国这一阶段国际经济合作政策的首要目标，其次才是经济目标。该政策有效配合了中国整体外交和发展战略，促进了中非友好关系发展，也在客观上为日后大规模开展中非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起步与探索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7年探索“走出去”战略前夕

　　在这一阶段，党和政府的两项重大决策构成了推动中国对外投资的思想和制度基础。

　　第一项决策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成为中国开展对外投资的思想基础。随后，国务院于1979年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增加外汇收入，该规定第一次提出“出国开办企业”，拉开了对外投资大幕。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二大、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对外开放、开展对外投资的重要方针。中共十二大明确了“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中共十三大则具体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

　　第二项决策是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上述思想和制度基础上，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各类主体开始按照市场化原则有序开展对外投资。经济目标逐渐成为对外投资首要任务，中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形式由对外援助和有限贸易，逐步过渡到援助、贸易和投资三者并行发展的阶段。在1992年前，国际经济合作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居于辅助地位，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1992年后，中国更加重视“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但显然对国际贸易的需求和重视远高于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阶段，政府没有发布具体的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投资审批和外汇管理仍然非常严格。改革开放最初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都在1亿美元以下，到1984年才达到1.34亿美元，1997年也仅有25.62亿美元。

　　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这一阶段的中国对非洲合作政策目标有所调整，即从上一阶段以配合外交工作为主过渡到外交利益与经济利益并重，开始追求实现真正经济意义上的互利合作。此阶段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进展与总体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基本一致。

　　改革开放之前，中非经济合作模式主要是援助和贸易。1983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形式多样”原则为开展对外投资等新型合作模式做出了明确指示。中非双方由工程承包项目起步，逐渐探索出兴办独资、合资企业等多种投资合作形式。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外交需要，中国部分援非项目移交非方后，由于经营不善，中方企业按市场经济原则向这些项目投资，获得独资或合作经营权，盘活项目，巩固援助成果；二是以投资带贸易，主要是带动在非洲项目建设所需工程设备等产品出口。此阶段，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实际资金有限，以技术和设备投入为主。1979—1990年，中国在非洲共投资102个项目，总投资额5119万美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政策进行了调整，最核心的措施是以提供政府优惠贷款的模式推进国际经济合作。1996年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改革援外方式，鼓励我国优秀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实行合资经营，实行政府优惠贷款等办法，加强‘南南合作’，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的发展。”以此为契机，中方倡导实施对非洲合作的大经贸方式，即实施对非贸易、投资和援助联动，以援助促投资，以投资带贸易，以贸易推投资，出台了一批具体鼓励和支持措施，实质性地推动了对非洲投资的多样化与合作主体的多元化，有效提高了中国企业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出现了对非洲投资热潮。投资目的国主要是与中国关系友好密切的国家，如埃及、加纳、刚果（金）等；投资领域逐渐由90年代之前的以工程承包项目为主，兼有酒店、餐饮等小型服务业项目，过渡到90年代之后以农业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和机械制造为主的局面。

　　（三）快速增长阶段：从1997年探索“走出去”战略到2012年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形成之前

　　“走出去”战略的酝酿、提出和正式实施是这一阶段的关键性步骤。1997年，中共十五大更明确地提出要促进对外投资，要求“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同年，江泽民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组织和支持一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走出去，形成开拓国外投资市场的初步规模。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上述讲话为2000年正式提出并将“走出去”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奠定了基础。2002年中共十六大再次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一方针，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鼓励以贸易带动投资。

　　“走出去”战略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明确的政策依据。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对企业“走出去”的管理与时俱进，相关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加之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投资规模稳步攀升，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12年剧增到878亿美元，居全球第3位。

　　这一阶段，基于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需求，中国比以往更加注重中非经济层面的互利共赢，将经贸合作纳入双方关系的长远发展战略考量之中。2006年发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从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在“走出去”战略的带动下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为落实中共十五大的要求，1997年国务院成立了对非洲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协调小组，主要职能是协调各部门的对非经贸工作。同年9月，在对外经济贸易部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对非经贸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加强对非经贸工作中，应贯彻“大经贸”的思想，发挥政府与企业、官方与民间等多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全方位开拓非洲市场。会后，对外经济贸易部开始在非洲设立“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98年制定了对非投资规划方案，对资源和矿产类投资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资源类项目成为对非洲投资重点。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正式启动，并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逐渐发展成为中非合作最重要的保障机制。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方陆续采取了推动对非直接投资的若干举措，包括成立中非发展基金、设立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在非洲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等。

　　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规模由1996年的0.56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5.2亿美元。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2007年猛增至15.74亿美元，2008年达到54.91亿美元，非洲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和“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的重要地区。受2008年金融危机及后续世界形势影响，2009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大幅降至14.39亿美元，之后呈波动走势，2011年恢复到31.73亿美元。相比前一个阶段，中国对外投资范围和领域都呈扩大趋势，直接投资范围扩展到了多数非洲国家，投资规模较大的有南非、赞比亚、埃及、马里、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等国；投资领域广泛分布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资源开发和制造业成为重要领域。

　　（四）高质量发展阶段：从2012年中国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至今

　　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上述论断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理论体系。

　　2013年，习近平创造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举措。由此，中国开始了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征程，再次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对外投资的历史性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额，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额接近2000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亮点，2013—2020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398.5亿美元。

　　2017年，中共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概念，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动选择，是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体现。高质量发展体现于各个领域，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先后于2016年12月与2017年8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相关管理部门也大力推进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

　　2019年开始，面对英国脱欧、美国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等国际环境的剧变，中国政府提出高质量对外开放战略予以应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据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只唯规模论，还要唯效益论。对外投资是否高质量，要看是否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是否有利于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因此，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调结构、降风险、提质量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理性回调，投资规模有所下降，但投资结构趋向优化，投资风险稳步降低，投资效益逐步提升。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减少约40%，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537.1亿美元，首次位列全球首位，这是中国推进高质量对外投资的阶段性成果。

　　这一阶段，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中非关系进一步升温提级。习近平为中非关系未来发展绘制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宏伟蓝图，又使中非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早在2013年访问坦桑尼亚时，习近平即做出了“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断。2015年发布的第二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中国愿同非洲国家一道，在传承与发扬中非传统友好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9月，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全面、深入、系统地揭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指出：“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已成为中非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引。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以及中非全方位合作体系共同构成了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途径。

　　中国对非洲投资领域的高质量合作主要表现为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广泛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提出的新概念，是广泛涵盖工业、基础设施、技术、管理、金融服务等诸多领域的、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能力建设国际合作。通过产能合作，将中国的优质产能和技术能力与非洲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开展比之前更广泛的产业合作，既直接带动非洲相关产业发展，还通过溢出效应与上下游产业联动，帮助非洲建立和完善产业体系，加速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多元化。非洲国家利用中国投资，弥补储蓄和外汇双缺口，增加资本积累，提升制造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产业水平，创造更多非农就业岗位，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提升经济内生发展能力。

　　这一阶段，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背景下，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也出现了波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非洲投资2013年投资额同比增长34.0%，达33.7亿美元，2018年增加到53.9亿美元。2019年受全球化退潮、全球国际投资衰退及中国对外投资主动调结构、提质量等影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下降到27.9亿美元。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逆势增至35.6亿美元，显示了中非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成果，对非洲投资覆盖率已达86.7%。投资领域更广泛的分布在各类产业中，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以及致力于非洲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项目成为投资热点。投资主体也从国家指导下的国有企业主导转变为国有、民营、个体三足鼎立的格局，各类主体优势互补。

　　二、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及经验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对双方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中非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长期的对非洲直接投资实践中，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积极影响

　　来自中国的资本部分满足了非洲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形成了资本存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长期动力  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注重延长产业链，比如进行农业、矿业投资时，会将部分产品直接在当地深加工，对当地生产水平提高、经济增长和融入全球产业链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投资区别于西方国家的重要特点。2016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中非结合：从自然资源到人力资源》报告对此评价道：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正从强调保障自身能源矿产供给向产能合作与当地人力资源开发的新阶段转变，这一过程将帮助非洲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产业链，促进非洲经济从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采掘经济向人力资源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经济的转变。

　　中国直接投资在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创造就业能力更强。中国企业高度注重员工本地化，有调查显示，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中，本地劳动者占比达89%，这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中国企业还为当地员工提供大量再教育机会，促进了当地人力资本的形成。

　　中国直接投资带来知识和新技术转移  中国企业通过向非洲引入新产品和技术，推动了非洲市场的现代化进程。麦肯锡咨询公司于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评价道：中国企业为非洲带来了资本投入、管理知识和创业精神，加快了非洲国家发展步伐。在过去3年间，约48%的中国企业向非洲引入了新产品或服务，36%的企业引入了新技术。

　　中国投资正在破解基础设施落后这一长期制约非洲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式从援助到投资，再到投建营一体化，规模不断扩大，方式不断革新，成为非洲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的关键力量。

　　中国投资提升了非洲市场的国际竞争强度  中国投资产生的“鲇鱼效应”，使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洲传统殖民宗主国产生了危机意识，提高了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近些年，非洲国家的国际合作博弈能力显著提升，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与西方援助国间的关系。

　　（二）基本经验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建设  中非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新中国自成立起就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保持长期友好关系，在其争取民族解放、巩固政治独立、推进经济发展中始终给予支持和帮助。1955年，周恩来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中国同与会的亚非国家关系有了迅速发展。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掀开了中非友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提案的23个国家中有11个来自非洲，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成为中非关系发展里程碑事件。政治互信成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政治保障。

　　改革开放后，中非经贸合作关系向官民同举的互利共赢方向发展。双方大面积签署投资、贸易、税收等方面的互惠协议。目前，已与中国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非洲国家分别有33个和18个。作为中非集体对话与多边合作的有效机制，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非友好合作，构筑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框架和平台。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继续强化与非洲的友好关系。习近平先后4次出访非洲，连续主持中非合作论坛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和2018年北京峰会，提出一系列中国对非洲政策新理念、新主张、新举措。中非合作论坛立足中非传统友谊，推动中非友好关系不断迈向新的高峰。2015年和2018年两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升格为峰会。双方于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将中非关系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2018年北京峰会和2021年达喀尔会议上，习近平两次提出携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长已连续32年每年首访非洲，体现了对中非传统友谊和中非关系发展的高度重视。正如习近平所总结的：“中非关系为什么好？中非友谊为什么深？关键在于中非双方缔结了历久弥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那就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这是中非双方数十年来休戚与共、并肩奋斗的真实写照，是中非友好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友好的中非关系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投资多集中于与中国双边关系较好、政治互信较强的国家；投资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上马多选择在双边关系突飞猛进之时，借中非关系发展大势推动对非洲直接投资；反过来，又通过对非洲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充分体现了双边关系在投资合作中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非洲直接投资，逐渐推动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政策支持机制  首先，对外投资管理政策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依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任务和内外条件，实施灵活的对外投资管理政策，有张有弛。改革开放初期，虽已允许“出国开办企业”，但鉴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导向及外汇短缺等现实因素，对外投资审批严格。1982年以前，每一个对外投资项目都要经国务院审批。1983年，对外贸易部成为对外投资审批部门，进一步规范对外投资的审批和管理流程，审批虽有所放松，但仍偏严格。“走出去”战略实施后，客观上要求对外投资管理“松绑”。200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对外投资由“审批制”调整为“核准制”和“备案制”，投资审批大幅放松。2009年，商务部颁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核准程序。随着审批管理的放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日趋活跃，开始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对外投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管理更趋灵活。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规定只有中方投资额10亿美元以上项目和敏感项目才需要核准，对外投资管理开始实行“备案制”。2017年，国家发改委等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开始实施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境外投资管理模式，积极引导投资方向，推动高质量对外投资。同时，中国外汇管理也不断调整，与对外投资管理相适应。2000年前，中国外汇管制相对严格；“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为配合企业“走出去”，外汇管制趋于放松。外汇管理政策的适时调整，有利于企业更灵活的使用外汇，提高对外投资效益。

　　其次，形成了以中非合作论坛为核心，以对非洲投资专项支持政策为支撑的综合保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历届论坛不仅确定了中非关系基调，也相继出台了诸多鼓励投资的具体举措，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政策保障机制的核心。其中，三次峰会上宣布的关于投资合作的内容最为具体有效，包括2006年北京峰会上宣布实施支持非洲发展的8项政策措施，设立中非发展基金，鼓励和支持对非投资。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十大合作计划”，推进中非产能合作，鼓励企业赴非投资，鼓励在非洲开展大规模种植、畜牧养殖、粮食仓储和加工等。2018年，北京峰会上宣布“八大行动”，鼓励企业加强对非洲投资，特别是制造业、农业、金融服务、商贸物流和数字经济等领域。2021年，达喀尔会议上提出“九项工程”，在“投资驱动工程”中提出未来3年推动企业对非洲投资总额不少于100亿美元，设立“中非民间投资促进平台”。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了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深入开展，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对非洲投资专项支持政策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政策保障机制的重要支撑。199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首次制定了对非投资规划方案。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继续为此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并愿与非洲国家探讨促进投资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方式，还提出了在农业、基础设施和资源领域的合作重点。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二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聚焦于推动中非产能合作，“将优先支持非洲工业化进程作为新时期中国对非合作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以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为龙头，以点带面，助推非洲加快工业化进程，为非洲实现经济独立和自主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支持非洲国家建设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筑巢引凤”。为鼓励中国企业投资非洲，2004年、2005年和2007年，商务部、外交部陆续发布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三），涉及33个非洲国家，鼓励对其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及其他产业投资。

　　再次，形成了系统的、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为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提供融资支持。

　　一是政策性金融支持。中国政府设立了专项资金为对非洲直接投资提供直接补助或贷款贴息。2005年，财政部和商务部出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境外投资或工程承包等给予直接补助或贴息等方式支持。2007年，商务部、财政部等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若干意见》，给予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以贷款贴息资金等支持。中国政府还给予海外投资提供政策性信贷支持。2004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台《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2005年，国家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境外投资重点项目融资支持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具体支持范围和举措。

　　二是商业银行为投资非洲项目提供商业性贷款，在投资密集地区设置金融分支机构，直接提供金融服务；国内各类投资公司通过投资参股支持对非洲项目投资，建立投资公司与政策性银行之间的转融通渠道，与非洲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设立新融资机制，发展转贷业务等。

　　三是设立专门针对非洲的投资基金。中国政府在中非论坛2006年北京峰会上宣布设立规模为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并在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增资50亿美元，同时宣布设立首批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这两只基金按照商业化原则运作，引导和鼓励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在产能合作、资源能源、基础设施、通信等领域投资或储备了一批优质项目。

　　对非洲直接投资模式的不断创新  多年来，中国企业采用独资、合资、参股、并购等多种方式开展对非洲直接投资，逐渐摸索出“资源换贷款模式”“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援助合作模式”“工程援助+投资模式”“国际石油合同合作模式”等多种创新投资模式，其中以前两种模式应用最广。

　　“资源换贷款模式”是中国企业与安哥拉开展石油领域合作中形成的。2002年，安哥拉结束长达27年的内战，急需资金重建。但国际金融机构及西方国家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条件。危难之际，中国伸出援手，约定用未来开采的石油偿付贷款的合作模式，主要以买方信贷的形式进行，形成了“资源—信贷—项目”的一揽子合作模式，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这一创新融资模式，既解决了安哥拉没有抵押品和暂时不具备偿债能力下对资金的迫切需要，推动了该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也有助于确保中国能源安全，实现双赢。该模式被广泛应用到中国企业与刚果（金）、苏丹等多个国家的合作中。

　　“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是中非双方联合探索的结果。建设经济特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非洲国家普遍希望加以借鉴。1994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时提出，希望中国帮助建立经济开发区；1998年，首个境外合作经贸区——中埃苏伊士合作园区开建，但当时并未在非洲推广。2006年，商务部发布《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将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推动对外投资的重要平台予以推广。2015年“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促进工作机制”形成，进一步规范了建设和管理流程。

　　中方大力在非洲推广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中国政府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三年内在非洲建立3—5个经贸合作区；2015年发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引导、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共同建设经贸合作区，作为推进中非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建立生产和加工基地并开展本土化经营，增加当地就业、税收和创汇，促进产业转移和技术转让。目前中非合作设立了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其中规模较大的包括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前身是中埃苏伊士合作园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和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在非洲的经贸合作区主要采取“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化经营为原则”的运作方式，牵头企业都是国内龙头企业，中国政府给予牵头企业直接补贴和中长期优惠贷款等政策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中国企业进入非洲提供营商便利，降低了投资风险，也契合东道国经济和产业发展诉求，带动了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受到广泛好评。2018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未来之路：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报告评价道：中国位于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等国的园区在吸引中国制造企业方面特别成功。

　　中非之间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的友好关系，持续增强的政治互信，中方形成的以中非合作论坛为核心，以对非洲投资专项支持政策和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为重点的服务和保障机制，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有效的推动中国对非洲投资的扩大和深入，促进中非双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将成为中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典范。

　　三、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展望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客观来看，投资规模仍待扩大、结构仍待优化、质量仍待提升，合作潜力和空间依然较大。当前，中国开展对非洲直接投资仍有诸多有利条件，前景广阔。

　　首先，非洲是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重点地区。新时代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深入参与并引领世界经济全球化，这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落地，为中国企业投资提供更多机会。

　　其次，即使经过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冲击，仍有充足理由对非洲经济发展前景保持乐观。非洲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兑现，非洲青年劳动力数量充足，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技能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依仗。人口高速增长带来高城镇化需求，人口红利与城市化的结合将显著扩大消费规模，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非洲互联互通建设正在加快，要素流动效率正在提高。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点先后涌现。非洲经济持续增长对外资需求强烈，这是中国企业继续投资非洲的重要基础。

　　再次，非洲大陆整体安全形势和政府治理能力有了明显进步，为中国企业投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非洲多数国家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可为民众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必要公共产品；宏观经济治理能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用能力有所提高；普遍实施开放程度较高的对外经贸合作政策，为吸引外资制定多方面优惠政策与措施。

　　中国继续推进对非洲直接投资也面临一些挑战，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痼疾等。其中，部分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对中非合作的持续恶意攻击与污名化非常值得警惕，已对中非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掠夺非洲论”“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已存在多年，诋毁中非合作本质上是为了控制非洲，攫取非洲资源，削弱非洲内生发展能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以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荒谬论调，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债务陷阱论”，指责中国对非洲发展提供的资金将非洲拉入债务泥潭。

　　“中国债务陷阱论”最早由印度学者切拉尼在2017年1月发表的《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一文中提出，其并非一个专业、严谨的概念，而是一个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的伪命题，但却迅速地被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大肆炒作。2018年3月，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称，中国的投资确实有潜力解决非洲的基础设施缺口问题，但也导致债务不断增加，危及非洲的长期政治经济稳定。5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布的《债务账簿外交》报告称，过去十年，中国向偿还能力不足的国家提供了数千亿美元贷款，通过“债务账簿外交”来实现战略目标。6月，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经济侵略如何威胁世界和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报告中，指责中国利用“债务陷阱”模式，以融资换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市场准入。

　　中国政府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中国债务陷阱论”进行了批驳。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指出，中国“始终尊重非洲、热爱非洲、支持非洲，坚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2018年10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美方和一些媒体近来不断炒作的有关地区和国家债务中，中国合作项目债务占比很小，也没有哪个国家是因为与中国合作而陷入“债务陷阱”。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以及联合国大会上，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主动站出来发声，驳斥所谓中非合作加重非洲债务负担的谬论，指出他们的国家渴望发展，急需资金，期待合作。2022年3月7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建设了超过1万公里铁路、近10万公里公路、近百个港口，还有数不清的医院和学校。这些都不是什么“债务陷阱”，而是一座座合作的丰碑。7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49个有数据可查的非洲国家共计6960亿美元外债中，借自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金融机构（不含中国）的合计占到约3/4。事实证明，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只是那些不希望看到中国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合作加快发展的势力制造出来的“话语陷阱”。

　　国际社会有识之士也纷纷批驳“中国债务陷阱论”之荒谬。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者联合研究成果的数据表明，自2004年以来，西方私人债权人（对冲与投资基金、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大宗商品巨头）一直是非洲大陆债务积累的主要驱动力，如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头嘉能可拥有乍得超过1/4的债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研究指出，中国在非洲外债总额中所占份额约为百分之十几，远低于国际媒体所称的，尤其是法国媒体热衷报道的40%。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认为，有关“中国债务陷阱”的言论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实属西方国家为己开脱责任。

　　“中国债务陷阱论”本质上是西方国家试图遏制中国发展、阻挠“一带一路”建设的舆论工具。与这些西方国家同非洲的合作不同，中非合作并非依据“丛林法则”、强者替代弱者的逻辑，而是基于开放、透明、包容、共赢的原则，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中非合作中，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遵循国际通行市场准则；始终致力于做大“蛋糕”，互惠多赢。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实质上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方案，正在为非洲国家获得平等发展权、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更多选择。

　　尽管上述种种论调明显荒谬不实，但部分西方媒体仍长期恶意宣传，意在混淆视听，干扰正常的中非合作。中方需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主动加强与非洲国家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面沟通交流，实现信息沟通常态化、透明化，避免误解；持续客观宣传中非合作的真实主张，借批驳“中国债务陷阱论”之机，系统宣传“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外开放和互利共赢的政策主张；重视与他国在非洲开展国际三方合作，扩大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来源，降低投资风险，亦借合作方之力，规避国际舆论风险。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双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共同形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成熟有效的模式和支持保障机制，共同促成了投资增长快、质量佳、效益优的局面，为双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动力，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典范。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习近平绘制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宏伟蓝图的指导下，中非双方需进一步完善以中非合作论坛为核心的合作机制，进一步丰富以国际产能合作为代表的合作形式，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合作地区和领域，以高质量的投资合作促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之路行稳致远。

　　［作者简介］张春宇，法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非洲研究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