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一直是阻碍世界各国发展的绊脚石，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受历史、环境等影响曾经一度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让8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的减贫之路也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哪些成效？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中国的贫困治理和其他国家有何异同？中国的减贫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哪些有益借鉴和启示？海外学者围绕这些热点问题对中国的贫困治理进行了研究，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期对国内学界开展相关研究、向世界讲好中国减贫故事、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成就与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带领中国人民为摆脱贫困做出了巨大努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海外学者对这一历程予以了持续关注，既充分肯定了中国的减贫成效和对全球的贡献，也深入分析了贫困治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一）持续关注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

　　贫困治理是贯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海外学者注意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制定了适应每个阶段的扶贫开发战略和政策体系，并根据物质条件、人口分布、贫困结构等特点的变化相应调整、完善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使其适应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正如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所说：“中国的政策规划严谨可行，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目标去逐步实现。中国找到了一套符合国情且富有成效的减贫方法，并不断推广执行。”

　　海外学者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期饱受战争蹂躏和剥削的中国农村人口大都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实行土地改革，让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来发展生产，因此“土改成了这一阶段减少贫困的关键性举措”。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土地改革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力和生产率。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皮安澜等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由于贫困群体的普遍存在以及扶贫资源的有限性，中国政府治理贫困的首要目标是给农民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这种救济式扶贫战略提升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由于当时采用的是统一经营、平均分配的制度安排，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扶贫开发的效果，农村扶贫工作进展相对缓慢。

　　不少海外学者注意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而推动了减贫的发展战略。中国通过在农村地区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农民从单纯的劳动者转变为集体经济中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解决了温饱问题。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建立的公平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贸易体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政府鼓励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生产，并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都有效地降低了农村贫困的发生率。

　　尽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时期的贫困治理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区位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那些处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脱贫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尽快改变这些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制定扶贫开发的政策方针并协调开展各项扶贫工作，扶贫战略也逐渐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里昂大学教授塞尔维·德玛格对这一专门扶贫机构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该机构的领导下，“331个国家级贫困县被确定为反贫困的首要目标，扶贫开发被纳入‘七五’和‘八五’规划。与此同时，诸如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纷纷加入反贫困的斗争中，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大大提高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扶贫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贫困面和贫困程度都得到较大幅度缓解。但是，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扶贫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低于10%时，反贫困将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面对贫困人口分布的孤岛效应以及减贫边际效应降低等情况，海外学者注意到，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创新型扶贫策略，克服了“大水漫灌式”扶贫的局限性，使扶贫方式逐步由粗放型转向精准化。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和朝鲜代表马文森指出：“‘精准’，确保政府能够推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精准扶贫工作体系，精准识贫，了解贫困人员的分布。这样才能真正地将贫困人口纳入扶贫战略体系中”，“这也是中国政府推进脱贫攻坚战略部署的着力点”。英国牛津大学人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萨宾娜·阿尔克教授对中国的精准扶贫战略也予以了高度评价：“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退出等方面，中国的精准扶贫方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看来，“中国在2020年前消除极端贫困的重大行动，将被视为21世纪最伟大的世界故事之一。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中国的精准扶贫故事，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特写章节”。

　　回顾70多年来贫困治理的历程，正如一些海外学者所观察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并随着贫困地区、贫困成因以及贫困类型等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各项扶贫政策和措施，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滴灌式”精准扶贫，从瞄准区域性贫困、贫困县再到帮扶贫困个体，扶贫工作经历了由粗放型到精准化的转变，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二）充分肯定中国的减贫成就

　　海外学者在持续关注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的同时普遍对中国的减贫成效予以了充分认可，他们称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普遍贫困到局部贫困、从持久性贫困到暂时性贫困的明显转变”，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2018年，马文森指出，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交出的亮眼成绩单再加上一系列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成功使8亿多人口摆脱贫困，震撼了世界。而且，中国的减贫进展有据可查，几乎所有的来源都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减贫成效。德国二十国集团智库峰会共同主席丹尼斯·斯诺尔指出，过去5年，中国的脱贫工作平均每天使3万余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是举世无双的。美国《行政情报评论》杂志认为，消灭贫困一直以来被视为“乌托邦般的梦想”，“但在中国，这个梦想正变为现实”。

　　中国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在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方面，有学者指出：“首先是中国、其次是印度在过去几十年里为减少世界贫困做出了最大贡献”。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陈智宏教授指出，中国越来越多地通过多边途径参与全球减贫。在同三个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中，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其已经成为国际扶贫队伍中的一员。

　　此外，中国同一些新的国际援助机构和新兴经济体开展合作，并协同他们逐步增加对贫困国家的发展援助。由此可见，中国在助力全球减贫方面已经走出了一条新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欧敏行指出，中国不仅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还在扶贫领域共享经验，大力协助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为非洲的发展、为那些最不发达和最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了支持。特别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帮助欧亚大陆的贫困国家和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加快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海外各界人士对中国采取的绿色减贫模式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效也做出了积极评价。阿联酋前驻华大使白伊塔尔表示：“中国在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同时，能够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通过采取务实、有效的措施治理和改善环境，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萨拉·罗格斯等学者指出，中国的生态移民工程既有利于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也有利于移民早日脱贫致富。挪威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维格·格罗姆斯罗依德等学者基于综合评价模型的研究判定，中国能够在2015年的基础上继续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增长态势，并在2030年之前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1/3。在这些海外学者看来，中国在推进各项改革举措的同时也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深入分析中国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的贫困治理成效显著，治理能力逐步提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诸如城市贫困、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减贫工作的深入推进带来了新的挑战。海外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2017年，《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贫困治理越是到了最后阶段越是艰难。中国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及其为健康人士提供的就业机会。但越到减贫的最后阶段成本会越高、过程也会更加复杂，因为剩余的贫困人口往往是那些因为身体或精神残疾难以谋生的困难户”。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马克·塞尔登认为，庞大且快速增长的老龄化人口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很有可能成为21世纪影响中国扶贫及发展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指出，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等问题都大大增加了贫困治理的难度。

　　对此，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世界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等学者指出，尽管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机会的不平等将破坏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人力资本是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状况的重要因素，因此，为公众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等学者认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依靠政策的再平衡。通过减少对工业和投资的补贴、鼓励服务业的发展、减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等措施能够使经济发展更加平衡，并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针对中国城市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有学者建议可以效仿部分高收入国家实行的诸如发放照看儿童津贴、子女津贴等家庭补贴政策来减轻城市家庭的压力进而减少相对贫困。

　　而对于中国在2020年现行标准下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们质疑的理由是在某一年消灭贫困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忽视了贫困标准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相对贫困标准是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而产生的贫困，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而绝对贫困的标准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变的。中国制定的脱贫目标是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消除的是绝对贫困而非相对贫困。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等同于中国从此没有贫困人口了，相对贫困仍然会长期存在，绝对贫困的消除也不意味着中国反贫困事业的终结，而是将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转向更加隐蔽的相对贫困。正如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全球贫困问题专家马丁·拉瓦利恩等学者指出的：“毫无疑问，在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指导下，中国农村贫困将会如期消除。但到2020年，消除的将是绝对贫困，以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收入差距不平等为主要特征的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

　　应当说，无论是国际减贫经验还是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都已经证明贫困治理越到后面难度越大，中国的脱贫攻坚战要想实现全面胜利确实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正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战略关系司高级司长斯坦莱克·萨姆坎戈所观察的：“2020年并不是扶贫的终点，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在为2020年之后的扶贫工作新局面做准备”。事实上，中国早已着手研究2020年以后扶贫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解决帮扶相对贫困人口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早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于中国未来的扶贫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坚持不懈地应对现存挑战，实行包容性发展模式，将能继续减少贫困人口数量”。

　　比较视野下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特点

　　在充分肯定中国减贫成就的同时，海外学者也在不断思考为何中国能够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成为全球减贫典范，而像印度、巴西等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着减贫、脱贫的巨大压力，有的甚至陷入了“越减越贫”的怪圈。中国的贫困治理模式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何特点？不同国家的减贫之路又有哪些可以互相借鉴之处？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比较研究。

　　（一）中国和印度、巴西的比较

　　由于中国和印度在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上最为接近，而且在过去几十年，中印两国都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海外学者常常将两国的贫困治理情况和成效进行比较。在不少海外学者看来，相较于中国卓越的减贫成效，印度的表现差强人意。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詹姆斯·加尔布雷斯指出，尽管印度的贫困率（按每天2美元的标准计算）从1981年的86.6%下降到了2005年的76.6%，但绝对贫困的人数还在持续上升。

　　究其原因，英国阿尔斯特大学的瓦尼·博鲁阿等学者研究发现，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与印度的收入水平和不平等状况十分相似，但两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和受教育情况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且区域性差异比较大，印度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更为均匀。但在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方面，两国情况则正好相反。不仅如此，中国农业发展对农村减贫的巨大促进效应也同印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带来的历史机遇，而印度脱贫的最大动力则在于服务业的发展。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在于两国改革时期的政策选择不同,资产的初始分配也存在差异，而且中国农村土地的分配比印度公平。印度经济学家苏克哈迪尔·索拉特教授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认为，相较于印度，中国的贫困治理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和优势：第一，拓宽农村非农就业渠道的实践有效推动了农村减贫。中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以及农民进城务工等途径使大量农民摆脱了贫困。第二，平等的土地使用权使中国农民能够更多地受益于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的收入增长。第三，中国农村人口的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印度，这为他们从事各种非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他们指出，印度在发放农业补贴、营销、金融和信息扶贫方面探索的有益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除了印度之外，跟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比较接近的发展中大国巴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开发计划，有学者将中巴两国的贫困治理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马丁·拉瓦利恩认为，中国和巴西分别代表了依靠经济增长减贫和收入分配减贫两种不同的类型。在他看来，中国在依靠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人口方面成效显著，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采取的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得益于改革初期所具备的诸如农民能够较为平等地获取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有利条件，让贫困人口能够更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改革前的巴西在各个方面的高度不平等状况则大大制约了其减贫成效。

　　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大规模减贫并举的情况不同，巴西的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但巴西在通过收入再分配等各项社会政策来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巴西致力于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尤其是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方式）减少贫困，使地区间及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及贫富差距明显减少。马丁·拉瓦利恩认为，中国和印度可以借鉴巴西在解决高度不平等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国家而言，如果能够将中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与巴西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则不失为贫困治理的有效途径。

　　（二）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比较

　　除了印度和巴西外，中国和非洲国家在贫困治理成效上的较大差异也受到了海外学者的关注。正如一些学者所观察的，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贫困率远高于整个非洲，但仅仅在五年之内，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经济学教授汉弗莱·莫希指出，中国工业化的成功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还极大减少了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倘若非洲国家能够学习并“复制”中国的工业化之路，那么非洲经济的崛起将指日可待。南非祖鲁兰大学的曼德拉·亚伯尼歌认为，中国大力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举措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如果南非能够学习效仿中国的减贫战略，建立更多的国有企业，将有利于在2030年前实现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马丁·拉瓦利恩对中非减贫成效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两个宝贵经验对非洲国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第一，提高农业生产率是减少贫困的关键，其实现的前提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各级行政机构高效地将各项支持性政策和公共投资落实到位，仅仅依靠市场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因为两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只依靠经济改革很难快速且持续地减少贫困，好的政策必须与执行力强的国家政府机构相结合才是中国治理贫困的成功秘诀。倘若非洲的国家机构和制度的弱势情况得不到有效改善，即使复制中国的经验也将收效甚微。正如马丁·拉瓦利恩所概括的，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既要充分利用“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同时也要打造有力、有为的政府，利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这样才能产生“1+1>2”的效果，形成促进经济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

　　在对中国、印度、巴西和非洲等国贫困治理情况的比较研究中，海外学者普遍注意到改革初期的历史条件、改革的政策选择等都深刻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减贫成效，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低的基尼系数、土地等生产要素较为公平的分配情况、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政府高效的执行力等方面都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和比较优势。

　　应当说，海外学者能够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比较各国减贫情况、分析中国的减贫特点是值得肯定的。大规模减贫的实现确实需要一系列的前提和基础，而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无论是土地的公平分配、农村教育和医疗的改善还是相对公平的社会结构条件都为大规模减贫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诚然，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国情不同，贫困特征、致贫原因也各有差异，但是各国在治理贫困的实践中摸索出的很多政策、措施都是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对此，海外学者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总结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

　　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

　　由于中国的贫困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涉及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等方方面面，这也为海外学者从多个视角解读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提供了范本。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卓越成效绝非偶然，“中国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扶贫工具和方法，这些工具和方法深深扎根于其社会政治背景下。‘试错’、‘五年规划’、‘强化治理’、‘多阶段逐步发展’等是中国方式的关键词和成功秘诀”。

　　（一）中国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在不少海外学者看来，中国交出的这份世界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单”离不开中国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罗尼·林斯指出：“中国在消除贫困领域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绝非偶然。总的来说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首先，中国共产党把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作为一项重要使命。习近平主席在青年时代经历过贫困生活，这使他深刻理解问题的根源所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正确决策。其次，中国的政策规划严谨可行，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目标去逐步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识到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贫困问题，中国政府消除贫困的决心和领导力是空前的。”

　　中国减贫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了中国强大的治理能力和制度优势。罗伯特·库恩指出：“我认为，中国的精准扶贫是一个能消除偏见并改变人们对中国认知的强有力的故事。那些认识到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取得空前成功的人士还必须认识到其与中国的一党执政制度以及自上而下的强大政府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所有政治制度都有相互制衡，但如果没有如此强大权威，中国似乎也不可能实现其脱贫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文蔼洁也对中国政府高效的决策和执行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表现出强大的领导作用，积极承担国家责任，建立专门机构，如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相关战略性政策，完善各级政府问责机制”。正是“这种机制让减贫中出现的所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得到处理，并使各项减贫措施得到全方位落实”。

　　不同于一些国家把贫困治理作为一种社会慈善事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把消除贫困作为政府的责任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并把贫困治理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成功使数以亿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对于提升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贫困治理的重视程度、丰富世界贫困治理理念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助力大规模减贫

　　尽管海外学者对于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论，但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大规模减贫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1981—2010年，中国有6.79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巨大成就不仅使亿万人民享受到了繁荣的生活，也显著提升了中国经济的效率”。苏克哈迪尔·索拉特和樊胜根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的关系，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市场用工需求旺盛，人们对于改善生活条件、快速致富的热切期盼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都要求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而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降低了贫困的发生率。

　　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对减贫影响的分析中，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助力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关键性因素。在他们看来，第一产业（主要指农业）是消除绝对贫困的真正动力，农业的快速发展在减少贫困人口以及缓解贫困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皮安澜等学者指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升农产品价格等举措使得1978—1985年的农村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大大降低了农村贫困的发生率。而且，由于政府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超过两亿农民摆脱了极端贫困的状态。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印证了过去的研究观点，即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全面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减少贫困至关重要。

　　诚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大规模减贫成就的取得确实离不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也是中国贫困治理的宝贵经验，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减贫的经济动力机制并不相同。虽然绝大多数海外学者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大规模减贫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逐渐成为推动持续性减贫的重要动因，而海外学者往往忽视了对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和讨论。

　　（三）采取多种扶贫举措激发脱贫动力

　　尽管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然而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往往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面对扶贫工作呈现出的新情况和新挑战，一些海外学者注意到中国并没有单靠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而是采用多种扶贫举措、汇聚多方力量扶贫解困、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

　　在政策扶持和引导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为扶贫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指出，这些政策既包括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提高农业生产力，也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将农村贫困人口同城市中充满活力的市场连接起来，增加对教育和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让贫困人口有机会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或者通过创办企业等方式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

　　在社会保障方面，海外学者对中国逐步在农村和城市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举措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该制度在惠及贫困人口、减少贫困发生率及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马丁·拉瓦利恩等学者在2006年对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研究中发现，该制度的实施使城市参保人员的贫困发生率降低了20%，贫困深度指数降低了29%，贫困强度指数降低了37%，对于整个城镇居民家庭而言，降低的比率分别为6%、10%和14%。

　　在教育和信息化扶贫方面，樊胜根等指出，中国的实践证明相较于其他领域，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扶贫成效最为显著。除了教育扶贫外，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原中国事务所次长宫崎卓注意到，中国还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来消除贫困。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泽米尔·阿万认为：“中国减贫成功经验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研究样本，例如中国农村电商的发展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成为促进减贫和包容发展的工具”。

　　还有学者注意到，中共十八大以来采取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举措正是多维扶贫的成功实践。罗伯特·库恩将其概括为五种扶贫方法：“产业扶贫，即创立可持续发展的微型企业；异地搬迁，即将人们从偏远地区转移；教育和培训；为生活在环境脆弱地区的人们提供生态补偿；以及社会保障、医疗补贴和对无劳动能力的人直接给予补助。保证每个贫困家庭都会得到帮助，各村都有专职官员负责采取精准扶贫措施。”萨宾娜·阿尔克等学者称赞中国的多维扶贫举措在揭示贫困本质、提高扶贫信息传递效率以及制定扶贫政策等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并将在中国下一阶段的扶贫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可以看到，海外学者对中国采取的多渠道、多维度的减贫方法予以了充分认可。正如他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反贫困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创造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没有局限于以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长作为贫困治理的唯一目标和衡量标准：在贫困人口的识别上，采取包括收入在内的多维标准找准致贫原因；在减贫方法上，采取发展经济、提升教育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在“精准扶贫”理念指导下衍生出的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扶贫举措，从多个维度激发脱贫动力；在减贫主体上，在政府的主导下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应对贫困，积极探索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扶贫机制，这些都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结语

　　海外学者从多个维度对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减贫事业取得的突出成就和对全球贫困治理做出的贡献，也系统总结了中国贫困治理的特点和成功经验。总的来看，海外学者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视域不断拓展并呈现出多学科研究的特点

　　除了经济学者，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学者都对中国的贫困问题予以了较多关注，他们围绕贫困的类型、贫困的区域性差异、经济发展对反贫困的作用、贫困治理的政策、方式、效果等问题，运用多种学科理论、从多种视角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2.注重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在分析中国贫困治理的特点和成功经验时，很多海外学者都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既有从纵向上对比不同时期贫困人口、贫困指数发生的变化，也有从横向上比较中国同印度、巴西和非洲等国贫困治理的前提条件、方式方法及成效。通过比较研究能够更清晰、更直观地看到中国的减贫成效，同时也有助于海外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贫困治理同其他国家的异同，区分哪些经验具有普遍性及可推广性，哪些经验具有特殊性。

　　3.注重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减贫实践

　　尽管在海外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成果中，共时性现状研究明显多于历时性追踪考察，但是他们逐渐注重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历史遗产对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减贫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逻辑。

　　应当说，大多数海外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认识较为理性、客观，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减贫实践和经验，他们采用的多种研究方法和多元解读视角对于国内学界开展相关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海外学者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一方面，由于海外学者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的认识不足，再加上语言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使他们很难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国贫困治理的复杂历史和现实，出现了一些误解和误判。另一方面，海外学者往往热衷于探讨中国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和经验性总结，尤其擅长对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地方进行实证性研究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来论证某项政策的有效性，但缺乏对这些减贫政策背后蕴含的价值指向、发展理念以及减贫机制的构建进行深度解析和学理性考察，容易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难以把握中国贫困治理的精髓。

　　综上，我们应理性地看待海外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成果，既要全面了解他们的研究情况、虚心接受其合理建议，也要及时回应、澄清部分学者的误读和误判，更要准确、全面地总结贫困治理的经验，向世界讲好中国减贫故事，为中国的减贫事业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为全球贫困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付正，法学博士，讲师，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082；刘纯一，法学博士，副教授，中共益阳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41300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