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决策和展开的三线建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用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的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线建设在当时虽然是从战略出发的,但对山西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起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回顾和总结三线建设的历程,正确地吸取和借鉴其经验教训,对于加快山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三线建设的决策与部署

　　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提出,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认真分析和判断后做出的,其直接原因和基本出发点是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上世纪60年代初期和后期,我国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国内进行和平经济建设的变化:首先,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我国面临着苏联军事威胁的巨大压力,在两国接壤的边境线上出现了紧张局势,边界争端不断发生。其次,美国从60年代初期介入越南战争之后,不断进行战争升级。1964年8月,美国悍然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将战火烧到了我国的南大门,对我国的安全特别是东南边疆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外,美国在增加对台湾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还不断派遣军用飞机侵入我国内地上空进行侦察和骚扰活动。台湾当局也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并多次派遣武装特务侵犯东南沿海地区。第三,中印两国的边境冲突也有所升级,印度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当时的日本、南朝鲜等国还未同我国恢复和建立正常邦交关系。这种情况表明,进入60年代以后,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处在四面受敌的境地。而从我国的工业布局来看,有些问题相当严重。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对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此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这可以说是决定搞三线建设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依据和出发点。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搞三线建设,除了考虑战争因素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调整我国的生产力布局,改变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布局不合理的状况。50年代,中苏关系较好,“三北”地区,即东北、华北和西北被视为我国的大后方。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国防工业的许多重大项目都安排在这些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哈尔滨、沈阳、包头、北京等大城市。三线地区,除重庆、成都、西安、太原、兰州、湘潭等大中城市有些兵器、航空、电子工业外,其他省市基本上没有国防科技工业。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三北”地区的国防科技工业有可能成为外敌攻击的目标。因此,在紧急备战的形势下,调整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就成为改善整个工业布局的中心;扩大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增强国防实力,就成为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做出了建设三线的重大战略决策。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1965年和以后一个时期基本建设的中心是集中力量建设三线,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建设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由调整初期确立的以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转向以加强国防、加快三线建设为中心。随着这一转变,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迅速从东部沿海转向内陆地区,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中共中央做出建设三线的决策后,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山西的广大地区被划入三线建设的范围,确定管涔山区为北京市的战略后方基地,以长治市为中心的太行山区为天津市的战略后方基地,吕梁山区为太原市的战略后方基地。1970年初,又将晋南中条山区作为中国的坦克基地。山西的国防工业建设主要是围绕上述基地建设展开的。

　　三线建设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密切配合,通过建立层层强有力的工作机构来组织指挥和实施的。为了支援和加强三线建设,山西省委在1965年成立了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同时组建了3个建设指挥部:第一建设指挥部设在大同市,负责协助北京市后方基地建设;第二建设指挥部设在长治市,负责协助天津市后方基地建设和战备搬迁工作;第三建设指挥部设在隰县,负责太原市后方基地建设。在具体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上,也都采取了指挥部的形式。工程建设指挥部,既管理工程建设,又管理设计和施工队伍,是一种按战时动员体制组织起来的高度集中的建设管理方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省党政机关一度瘫痪,三线建设也受到严重干扰,建设指挥部先后予以撤消,建设工作由各军工企业自行组织完成。

二、山西三线建设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