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3年11月9日省委发出《关于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开始，到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结束，历时17年之久。期间，农田水利建设一直是学大寨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学大寨运动中值得肯定的方面。考察学大寨时期的山西农田水利建设，对了解改革开放前党在农村治水的重要举措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前30年的成就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力图从学大寨期间山西农田水利建设的蓬勃兴起、三次高潮及其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应汲取的深刻教训几方面作一详尽的考论。 

　　一、学大寨期间山西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 

　　大寨在山西是以闸沟造地、平田整滩、治山治水闻名的，在全国则是以水利战线的先进典型最先亮相的（在1964年1月全国水利会议上，大寨被推荐为水利战线自力更生、兴修水利的典型，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出席会议，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战胜特大洪灾的事迹。）。大寨人闸沟造地、平田整滩、治山治水的做法对山西的影响至深且广。学大寨期间，山西省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付出了比其他省份更多的努力和心血，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对改变当时山西农业的落后面貌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后农村粮食的大丰收和打赢农业翻身仗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学大寨运动兴起后，山西各地纷纷以大寨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利用每年的农闲时间，加大力度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期间先后出现了三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从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开始的，一直持续到1966年春天。 

　　省委通知发出后，各地即刻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并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农田水利建设方案，全省掀起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一个小高潮。如黎城县决定全县在冬春时节修垒堤岸7200条，改良土壤6万亩，培地埂13万亩，修小型淤地坝540条、淤滩漫地330亩，修水平梯田3200亩，修防洪渠1600条，开发建设小型水利工程，扩大灌溉面积2500亩。［1］革命老区平顺县召开了25个不同类型大队的干部群众会议，决定彻底修整土地、修滩地以扩大耕地面积，有水利条件的地方，大搞小型水利，扩大水地面积。［2］地处高寒地带的阳高县在秋收秋耕结束后，全县306个生产大队出动3.9万多名劳力，整修土地，兴修水利。地处山区的静乐县7000多名劳力投入打坝淤地、闸沟拦泥、平田整地和植树造林。［3］同处山区的浮山县1.2万多名劳力参加农田水利建设，修堰补壑6600余处。［4］据统计，截至1963年11月底，全省共有92万劳力投入到农田水利建设中，新修、整修梯田、培地埂、淤滩漫地、闸沟坝地112.7万亩，整修、新修各种大小渠道3700余条，冬浇土地60万亩，造水保林12万亩。［5］ 

　　此后，每年冬春季节的农田水利建设都是山西农村工作的重头戏。如1964年2月11日，龙年除夕的前一天，山西省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委）发出《关于春节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通知》。春节刚过，全省各地干部群众就纷纷奔赴农田水利建设前线，仅地处黄河畔的永济县每天奋战在农田水利建设战线上的劳力就达1.7万多人。［6］1964年10月28日，为推动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省人委又发布了《山西省1965年度农田基本建设方案》，要求集中力量搞歼灭战，队队动，都大干，消灭落后面，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7］到11月底，全省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劳力达到172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8%，其中应县、朔县、昔阳、盂县、高平、永和、汾西等27个县投入的劳力占总劳力的30%以上。［8］ 

　　1965年较之上年，农田水利建设规模更大，成果更显著。这年春，仅晋南地区每天就出动30多万人奋战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9］8月，全国水利工作会议确定了水利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山西全省农村各级党政领导响应号召，发动社员投入到兴修农田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中。11月1日，山西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动员全民，奋战五年，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稳产高产田》（即到1970年建成两个1500万亩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在有水源地区发展保证水地1500万亩，在无水源地区发展大寨式农田1500万亩。具体要求是到1970年，在有水源的地方，自流灌区面积扩大到600万亩，井灌区面积扩大到650万亩，机电灌区面积扩大到150万亩，山区小型水利面积扩大到150万亩。在无水源的地区，水平梯田、沟坝地、高标准旱坪地面积扩大到2100万亩，其中有1500万亩达到大寨式农田标准。）的决议后，山西各地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达到300多万人［10］，所完成的工程项目大大超过往年。截至11月底，全省已新建稳产高产田84万亩（其中水平梯田42万亩），低标准农田184万亩，整修原有基本农田26万亩，共计294万亩，质量超过了往年。［11］到12月下旬，全省完成各种水利工程4.3万余项，新打各种水井1.3万余眼，连同配套渠道、挖泉截流等工程在内，共扩大水地面积100多万亩。［12］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刚刚兴起的水利热潮迅速减退。 

　　第二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从1970年8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省革委）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决议》和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开始，持续到1973年底。 

　　1970年8月18日，省革委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决议》，提出了“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的问题，制定了包括大打农田水利建设的人民战争在内的十项“学大寨，赶昔阳”措施。（山西省农业合作史编辑委员会编：《山西省农业合作史文件汇编卷》，1999年，第1029 ~ 1030页。）一周后，8月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昔阳县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9月1日会议移师北京继续进行）。会上，昔阳县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并第一次正式提出要“下苦功夫，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3］，使受“文化大革命”动乱影响而停顿多年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了新的起色。这两次会议后，山西率先把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纳为“农业学大寨”的重点任务。从这一年起，全省每年冬春都要发动数百万人搞农田水利建设大会战，使得省内各地处处有治山、治土、治水的劳动大军。 

　　1970年，全省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达到500多万人，70%的大队开始了兴办水利和建设大寨田的工程。到年底，全省建成大寨式梯田100多万亩，园田化80万亩，增加水浇地20多万亩，正在动工的水利工程1.4万多处。［14］仅晋东南地区就有150余万人投入建设工地，动工的水利工程项目达到了1285项。［15］ 

　　1971年是“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山西农业学大寨的关键一年。为回答《人民日报》社论《农业学大寨》中提出“三年行不行”的问题（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农业学大寨》中要求各地回答：“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推动学大寨运动的全面展开，建成更多大寨式的县，省委、省革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1月14日，省革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以抗旱备耕为重点，把农田水利建设推向新高潮。3月10 ~ 19日，省革委生产组在阳城县召开全省山区小型水利、水土保持现场会议，提出了全省山区水利、水土保持工作在“四五”期间的奋斗目标为：每人建成2亩高产稳产田，全部解决人畜吃水问题，初步控制70%左右的水土流失面积，力争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每人1亩水浇地，基本消灭普通的旱灾、水灾。［16］ 9月1日，省革委又召开了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提出要大干三五年，从根本上改变山西农业的面貌，把全省每一个县都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县，要求各地继续大打农田水利的人民战争。 

　　在各级党委的部署下，全省上下形成一股学大寨、赶昔阳，建设大寨县的高潮。这一年，全省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达到504万人，动工的水利工程有3.35万余处，新建大寨田182万亩。其中，运城地区有5000余名干部战斗在水利建设第一线，总劳力达到40.9万余人，水利工程项目有2350余处，建成大寨田24.9万亩，新打井600余眼，修灌渠352条。忻县地区千军万马战“三河”（黄河、汾河、滹沱河），共建成大寨田、园田各11万亩，扩大水浇地1万多亩。晋东南地区动工的水利建设工程有5800多个，建成园田、大寨田55万多亩。吕梁地区闸沟垫地近万亩，兴修大寨田、园田48万多亩，修起中小型水库61个。晋中地区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有45万多人，治河打坝、改河垫地等项工程5000多处。雁北地区投入劳力31万余人，动工项目3800多处，建成大寨田29万亩，新增水地14.1万亩，排水改碱9.7万亩。临汾地区投入劳力30余万人，兴修各项水利工程2300余项，建成大寨田近10万亩。太原市投入劳力8万余人，开工项目2900余项。［17］经过一冬的紧张奋战，到1972年2月，全省共完成各种水利工程1.8万余项，其中打井3440眼、修水库294座、修机电灌站480处、挖蓄水池563个、打旱井1万余眼，新发展水浇地71万亩，建设大寨田250万亩，改良盐碱地43万亩，平整土地园田化147万亩。［18］ 

　　1972年春夏，山西全省大旱，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尽快在全省实现农业水利化，从根本上扭转农业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省委于8月21~30日在昔阳县召开了全省农田水利会议。会议要求以大寨、昔阳为榜样，加快农田水利建设步伐，并指出：要治水治土并重，有计划地兴建一批必要的大中型骨干水利工程，要抓好“三秋”工作和今冬明春的农田水利建设，把平田整地、大搞水利当作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所有县、社、队都要有自己的水利工程。［19］各级党委积极响应号召，大办农田水利。据统计，到当年9月中旬，全省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就达130余万人，共铺开各种水利工程项目5万多处，比1971年增加1倍多。建成小型水库850多座、机电灌站3100多处、配套机电井1.1万多眼，新增水地120万亩，新建园田化面积242万亩，改良盐碱地70万亩，新建大寨田274万亩。［20］秋收后到11月中旬，全省投入秋耕秋翻和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达到380多万人，上马农田水利建设的大队占全省大队总数的80%，新建园田化面积64万亩，建成大寨田51万亩，已动工的水井、水库、池塘、机电灌站等各种水利工程达2.68万多处。［21］ 

　　1973年，干旱仍然严重威胁着山西农业的发展。2月21日，省委、省革委在昔阳县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会议要求各县都要制定建设大寨县、加快农业发展的规划，要坚持常年有农田水利建设的专业队和冬春大打农田水利建设人民战争的方针。会后，全省各县、社、队普遍建立了农田水利建设专业队，由冬闲建设改为常年建设。据同年11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统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其规模之大，项目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全省兴建的大、中、小型水利工程10.7万多项，已经完成7.7万多项，超过去年一倍。新增水地184万亩，比1972年增长近一倍；新建水地园田化面积364万亩，比去年增加100万亩；新修防渗渠道6000公里，超过以往历年的总和；新增大寨田217万亩，也超过了去年。”［22］ 

　　1974年是全国学大寨运动开展的第十个年头，但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农田水利建设规模明显减小。 

　　第三次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开始于1975年9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持续到1979年初。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推动普及大寨县运动和农田水利建设。1975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尽快普及大寨县的问题。会议要求“必须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23］，并将农田基本建设进度快、收效大作为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之一。1976 年 12 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大打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民战争，“横下心来常年大干，长期大干”，“到一九八○年，切实做到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24］1977 年 7 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农林部、水利电力部等11个部委联合召开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部署1977年冬、1978年春农田基本建设任务。会议明确指出：农业要大上，就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可，各地要全面规划，确定主攻方向，坚持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25］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指出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搞，而且要大搞，要坚定不移地搞。会议确定了1979年农田基本建设的目标：重点搞好现有工程的续建、配套、挖潜，有条件的地区再上一些新项目，扩大灌溉面积，继续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26］ 

　　山西省除召开了两次大型会议宣传贯彻第一次、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外，还于1976年5月在太原召开了山西省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代表会议、1977年2月在昔阳县召开了山西省1977年农业学大寨会议、7月在昔阳县召开了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12月在太原召开了山西省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这些会议都围绕“普及大寨县”这一主题，农田水利建设始终被认为是建成大寨县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中央和省委系列会议的推动下，山西省农田水利建设持续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975 ~ 1978年的4年间，全省累计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达1421万人，完成各类工程25.8万处，完成土石方50.9亿方，建成高产稳产田629万亩。截至1978年底，全省兴修的梯田达到772.38万亩、沟坝地223.36万亩、滩地145.8万亩、旱垣地6l0.48万亩，分别比20世纪50年代末增加492.38万亩、169.36万亩、99.8万亩和535.48万亩。全省水浇地面积增至1638.72万亩，比1966年增加323.72万亩。［27］ 

　　二、学大寨运动期间山西水利建设的成绩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为半干旱气候区，“十年九旱”的气候特点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地理条件，使水成为山西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水利建设对山西而言具有更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学大寨运动期间，山西水利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兴修水库、灌区建设、机电泵站建设和平川机电钻井方面。 

　　（一）大、中、小型水库遍及各水系干流、支流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山西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如火如荼，水库建设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全省上马了一大批中小型水库，有力地保证了农业灌溉的需求。 

　　从1963年到1980年，整个学大寨运动中，山西全省续建、扩建了“大跃进”时期动工兴建的大型水库3座，分别是：汾河水库、册田水库、文峪河水库。兴建中型水库21座，分别是：左云十里河水库、山阴东榆林水库、灵丘唐河水库、五台唐家湾水库、繁峙下茹越水库和孤山水库、应县薛家营水库、忻县米家寨水库和西岁兴水库、原平神山水库、离石吴城水库、兴县天古崖水库和圪老湾水库、祁县子洪水库、太谷庞庄水库、昔阳水峪水库、榆社双峰水库、壶关庄头水库、长子鲍家河水库、侯马浍河二库、临汾涝河水库。续建、扩建中型水库20余座，分别是：浑源恒山水库、应县镇子梁水库、右玉常门铺水库、原平观上水库、忻县双乳山水库、中阳陈家湾水库、孝义张家庄水库、临县阳坡水库、太谷郭堡水库、左权石匣水库、榆社云簇水库、平遥尹回水库、平定大石门水库、长子申村水库、晋城任庄水库、阳城董封水库、临汾潏河水库、洪洞曲亭水库、翼城小河口水库、运城苦池水库等。小型水库建设发展更快，据统计，仅1966 ~ 1976年间，共建成小（一）型水库45座，小（二）型水库581座。（小（一）型水库的库容量在0.1~0.01亿立方米之间，小（二）型水库的库容量在0.01~0.001亿立方米之间。详见《山西通志·第十卷·水利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0页。）这些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型水库，变水害为水利，有力地增强了山西农业的抗旱、防洪能力，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 

　　（二）灌区及配套工程齐头并进、日臻完善 

　　民国时期，山西当局也提倡兴修水利，但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万亩以上灌区只有27处。学大寨运动前，山西灌区建设主要是对原有灌区进行修复和改造，并随着“大跃进”时期兴建大型水库的高潮陆续进行了勘测、规划、设计和重建。 

　　学大寨运动期间，全省从南到北都规划有新的灌区建设，如五台县1975年兴建清水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5万亩［28］；岚县1966年动工兴建岚城灌区，设计灌溉面积2.5万亩［29］；平遥县在70年代建成五曲湾水库灌区、高林水库灌区、南王水库灌区和长则水库灌区［30］；晋东南地区1975年启动了区域内最大的水利设施——沁河灌区的建设，把沁河水提到山上，灌溉沁水、阳城、高平、晋城4县的农田［31］。 

　　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对已建成的大中型自流灌区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干渠完善、工程配套和渠道防渗处理。如御河灌区，1968年修复了孤山渠首滚水坝，改建、扩建了渠首工程，1972~1974年新建了二干渠多孔引水渠工程和18公里干渠。［32］牧马河灌区，1970年完成西曲渠首工程的改建，1971年建成豆罗滚水坝工程，1976年改建完成团结干渠。［33］云中河灌区，1967年兴建五干渠，1968年兴建六干渠，1970年、1972年分别完成五、六干渠和三、四干渠渠首工程，1977年兴建二干渠。［33］(p.185)汾河灌区，1966年开始对灌区主要干、支渠道进行防渗处理，1967年完成了汾河二坝引水枢纽工程，1978年启动了对汾河三坝的改建，并对汾河干流河道进行了分段治理，改善了灌排水条件，提高了河道的安全抗洪能力。［34］文峪河灌区，1964年开始对灌区进行改扩建，扩大一支渠、二支渠、永田渠，建立联合渠首引水，又经过70年代的改扩建，形成了总干渠1条、干渠4条。峪道河灌区，1964年对灌区进行扩泉及防渗配套工程，逐年建成干渠6条、支渠32条，配套建筑物443件，灌溉农田5万亩。陈家湾灌区，1966年和1974年两次对灌区进行续建，修成干渠4条，各建筑物221件，灌溉面积1.25万亩。［35］象峪河灌区，1974年在灌区内增建了第二条虹吸管，扩大水浇地1万亩。［34］(p.638)釜山灌区，1971年完成了丹河分流闸等主要枢纽工程，1979年完成了北王庄潜流工程、北王庄5万立方米水池修建工程和北城区10万立方米蓄水池工程。［36］ 

　　学大寨运动结束后，1984年曾对全省灌区进行过统计，全省万亩以上自流灌区发展到124个，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768万亩，保证灌溉面积增加到604万亩。［37］自流灌区的建设和配套工程的完工，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生产的抗旱能力，为灌区农作物不断增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汾河、黄河沿线普遍建立了机电泵站 

　　国民经济恢复后，山西即开始在沿黄河、汾河、滹沱河、桑干河、沁河等主要河流兴建泵站工程，但泵站的大规模建设是在学大寨运动期间，并大多集中在汾河、黄河沿线。 

　　沿汾河一带，从北到南，兴建扩建了一批大中型引汾提水泵站，如清徐的敦化泵站；太原北郊的上兰、固碾、大留泵站；祁县的里村泵站；临汾的伊村、神刘、韩村泵站；襄汾的东邓、赵曲、东刘泵站；曲沃的文敬、赵庄泵站；新绛的古交、木赞泵站；稷山的汾南泵站；万荣的西苑泵站；河津的小梁泵站等。 

　　沿黄河一带，从1966年开始，在大北干流沿岸和小北干流沿岸，陆续建成一批大中型引黄高灌工程，如偏关的黑豆埝泵站、河曲的河畔泵站；保德的天桥、东关泵站；河津的龙门、禹门口泵站；临猗的夹马口、杨范泵站；永济的小樊、尊村泵站；芮城的风陵渡、大禹渡泵站；平陆的常乐泵站等。这批大中型泵站的扬程不仅突破了百米，还有许多泵站是多级提水，总扬程达到二百余米。全省最大的引黄泵站——尊村电灌站，设计规模10级23个站，总扬程211.7米，设计灌溉面积166万亩，控制灌溉面积123万亩，有效灌溉面积70万亩，堪称中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之引黄提水工程。［38］ 

　　1981年6~9月，山西省水利部门曾组织2200多名专业人员，对全省大中型机电灌站进行了全面的现场普查核实。截止到1980年底，全省基本建成大中型站73处（尚有部分在建工程），其中机灌站9处、电灌站64处，装机916台、14.31万千瓦，设计灌溉面积306万亩，实际有效灌溉面积达210万亩。［38］ 

　　（四）平川地区机电钻井蓬勃兴起，规模宏大 

　　利用地下水灌溉在山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学大寨运动中，水井在水利工程建设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65年，省人委就组织有关单位的3000余部钻井机械，在晋南、晋中等地区进行了地下水源的开发，尤其对深层自流水的开发取得了良好效果。［37］(p.41)20世纪70年代初，在北方地区抗旱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山西把大力开发地下水作为水利建设的主攻方向之一，尤其是向深层地下水进军，要求“一切可以井灌的地区都要打井，特别要破除迷信打深井，并完成机电配套”［39］。在打井技术设备上，由过去的“56型”井、大锅锥井普遍改为以钻机凿井为主。为此，省、地、县分别成立了抗旱打井配套办公室，几乎县县成立打井队或抗旱服务队，省水利部门组建了“凿井机械厂”，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农村打井高潮。到学大寨运动结束时，全省的机电水井达到19万眼。［40］ 

　　上述这些成绩是在粮食紧张、人民吃饭困难、缩衣节食的大背景下取得的，是在生产力低下、机械化程度不高、基本靠肩扛手抬的情况下取得的，实属不易。实践证明，各项农田水利建设对改善山西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增加粮食产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从1963年到1979年，山西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在因发展多种经营不增反减（由4563.3千公顷减至4296.6千公顷）的情况下，全省有效灌溉面积由1963年的686.2千公顷猛增到1979年的1121.3千公顷，粮食产量更由1963年的417.44万吨上升为1979年的800.69万吨［41］，翻了将近一番。 

　　三、“左”的思想对山西农田水利建设的影响 

　　学大寨运动时期山西农田水利建设和其他工农业生产一样，也受到了“左”的思想及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一些工程是在“斗争哲学”思想指导下规划的，是在“大批促大干”硝烟中开工的，“左”的思想始终支配并深刻影响着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质量、施工进度乃至实际效益。 

　　首先，不少工程未经科学论证、合理规划就匆匆上马，长官意志突出，瞎指挥现象较为严重。 

　　农田水利建设是农业固本强基的战略工程，很有必要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论证，以达顾远而利近之目的。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更是一门涉及地质、水文、流域、流向、防洪、供水以及长远利益、当前效益等诸多因素的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学大寨运动时期，山西农田水利工程每年动工数量庞大，动辄数万余项，但只有大中型工程经过专家的认真论证，小型工程很少由专家指导，多是各级领导部门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决定，有些工程只图表面轰轰烈烈，追大求新，重主干、轻配套，重建设、轻管理，重达标、轻实效。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工程建设中出现选址不准确、施工不合理、管理不到位、配套不完善的情况，致使一些工程投资大、耗工多、受益少。 

　　例如，在水库建设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前期勘测和效益论证，轰轰烈烈仓促施工中又不按技术规程办事，致使不少水库建成后质量差，效益小，甚至一些突击上马的水库一建成就成为病险水库。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集中修建的一批小型水库，遇到较大洪水，溃坝事故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山阴县境内的东榆林水库晴天溃坝决口的重大事故。据不完全统计，从1971年到1980年，共有212座小型水库发生溃坝，溃坝最多的年份是1973年，一年垮坝43座，经济损失达3000多万元。［38］(p.160)不少小型水库因资金不到位，配套工程未完成，淤积严重，不得不废弃，仅吕梁地区在80年代初就报废处理了淤满库容的岚县上明等22座小型水库。［35］(p.159)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机电打井也缺乏长期规划，一度一哄而上，超量开采，一些地区打井密度急剧增大，形成了打深井废浅井，井越打越深、水越掘越少的恶性循环，致使全省有8万余眼水井先后被迫淘汰报废。尤其是忻州地区，1972年以后县、社两级共有打井队30个，累计打井1.8万多眼，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有8384眼废弃，报废率达到45%。［40］运城地区1970年初只有深井400余眼，到1978年底猛增至6612眼，其中深度在200米以下的有2200眼，因为井距越打越密，使涑水盆地的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据1978年地下水普查结果表明，全区地下水可开采利用量为7.6亿立方米，但开采总量已经达到7.2亿立方米，占总储量的90%以上，致使一些盆地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下水位下降了10米~ 50米。太原市周边县、晋中地区一些县也形成地下水漏斗区。［42］ 

　　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水利工程中。如一些灌区建设往往申报设计灌溉面积很高，实际落实的有效灌溉面积很低；一些灌区工程有干渠没支渠，有支渠没斗渠、农渠，致使有水流却不进地。如设计受益14万亩的黎城县勇进渠，原设计包括398公里的支渠、斗渠和农渠，可在通水5年后，渠系配套工程只建成了1/4，1976年的实浇地面积仅有3.3万亩。［43］侯马市16万亩耕地中就有14万亩水浇地，水利条件相当好，但由于1/3的机井和机电灌站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加之田间工程不配套，致使“高处浇不到，低处淹死苗”，真正保浇高产田只有6万亩。［44］另据晋东南地区1973年调查，长子县当时有30个灌溉面积均在66.7公顷以上的机电灌站，缺少的电机、水泵就达13台，长治县陶清河水库灌溉工程的配套面积也仅占有效面积的30%。［45］ 

　　其次，强调学大寨不走样，生搬硬套大寨经验，搞“一刀切”，形式主义问题严重。 

　　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受学大寨政治形势影响，片面强调“大寨咋干就咋干”、“昔阳咋干就咋干”，要求学大寨不掺假、不走样，不能对先进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因此，出现了许多形式主义的做法，建设了一批形式主义水利工程。如芮城县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曾一度机械实行统一作息时间，推广“早上五点半，田间两顿饭，晚上加班干”的经验，并提出大干标准为“不脱棉衣不算大干，不流汗不算大干，不吃冰碴饭不算大干”，结果社员叫苦连连。怀仁县学大寨运动中，在吴家窑公社搞了一个五级高灌站，气势雄伟，蔚为壮观，但因电压不够、水源不足，一直不能受益。1977年，怀仁又学昔阳，也搞了个“西水东调”工程，通过18公里长的明渠，送水到海北头公社。由于渠道长、气候干燥，水还没流到目的地就渗漏、蒸发光了。［46］交城县的甘泉渠也是在这种“一刀切”思想指导下兴建的水利工程。1977年春，交城县委调整班子，昔阳的同志来交城主持工作，把大寨、昔阳经验不走样地搬到了交城，决定废弃原甘泉旧渠修建新渠。新渠设计在半山腰，从西向东横穿4个山头、4条沟。需要凿石洞4.5公里，盘山渠20公里，号称“50里甘泉绕山转”。初步核算，该工程共需完成土石方110多万方，投工110多万个，投资520多万元，计划1977年12月动工、1979年6月底建成，但到1980年，完成的总工程量还不及20%，虽已投工52万多个，花款245万多元，终因迟迟见不到效益而被迫停建。［47］ 

　　再次，采取“大会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搞农田水利建设，违背经济规律，平调现象严重，加重了社员负担，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大会战”本质上是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形式，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基本方针就是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大寨在面对1963年大洪灾时采用了集体会战的应急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大寨是个规模很小的大队，总共也就几十个劳力，适当集中能够取得成效。然全省的农田水利建设是长期的任务、系统的工程，由于工作环境和对象完全发生了变化，水利建设面对的是千姿百态的沟壑、河汊和千变万化的气象、气候，一些地方机械照搬大寨的经验，把分散居住的社员组成大兵团，采用联队联社“大会战”的方式，施以人海战术，必然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实际上已经很难适应常态化水利建设的需要，也难于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学大寨运动期间，山西全省各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想影响下，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基本上是县县有建设工程，社社有建设项目，队队有工程上马，年年组织大会战。每年冬春，各地农田水利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大会战”固然有集中人力推动农田水利建设迅速开展的作用，但其效果难以持久。加之一些地方违反等价互利原则，实行“一平二调”，负面影响颇多。据不完全统计，仅1976~1977年，全省共平调生产队工日1.45亿个、粮食4350万公斤、现金3600万元，折合总金额达1.1亿元。［40］(p.279)这样，不仅给参战社员造成不小的身心压力，也给非受益生产队带来沉重的人力财力负担，挫伤了部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非归非，是归是。尽管学大寨运动期间山西农田水利建设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想的影响，但其建设的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有目共睹的，应予充分肯定。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不仅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保证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也为改革开放后农村广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奠定了良好基础。 

　　［ 参 引 文 献 ］ 

　　［1］《以大寨的干劲夺明年的丰收》，《山西日报》1963年11月16日。 

　　［2］《大寨精神在平顺》，《山西日报》1963年11月23日。 

　　［3］《阳高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　静乐水土保持活动已掀起高潮》，《山西日报》1963年11月16日。 

　　［4］《决心向大寨人民看齐　浮山广大干部和群众边学习边行动》，《山西日报》1963年11月23日。 

　　［5］《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山西日报》1963年11月30日。 

　　［6］《永济掀起农田基建新高潮》，《山西日报》1964年3月5日。 

　　［7］中共山西省党史办公室、山西省档案馆编：《当代山西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46页。 

　　［8］《把全省农田建设新潮推向高峰》，《山西日报》1964年12月12日。 

　　［9］《晋南掀起春季农田建设高潮》，《山西日报》1965年3月2日。 

　　［10］刘开基：《在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西日报》1965年12月8日。 

　　［11］杨文宪主编：《山西农业大事记》，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12］《全省冬季农田建设初战获胜》，《山西日报》1965年12月31日。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93页。 

　　［14］《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田基本建设》，《山西日报》1970年12月23日。 

　　［15］《紧紧抓住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个根本　坚决打胜冬春农田基本建设第二个战役》，《山西日报》1970年12月15日。 

　　［16］《全省山区小型水利水保现场会在阳城县召开》，《山西日报》1971年4月5日。 

　　［17］《全省各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掀起新高潮》，《山西日报》1971年12月23日。 

　　［18］《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山西日报》1972年2月20日。 

　　［19］《全省农田水利会议胜利闭幕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作了总结讲话》，《山西日报》1972年9月4日。 

　　［20］《我省农田水利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山西日报》1972年9月17日。 

　　［21］《突击秋耕深翻　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山西日报》1972年11月22日。 

　　［22］《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山西日报》1973年12月5日。 

　　［23］《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人民日报》1975年10月21日。 

　　［24］《彻底批判“四人帮”　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4日。 

　　［25］《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胜利闭幕　英明领袖华主席发出战斗号召　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　代表们热烈响应华主席号召，决心革命加拼命，大干三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使我国的山河面貌有一个显著的改变》，《人民日报》1977年8月8日。 

　　［26］纪登奎：《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1978年8月18日。 

　　［27］《山西通史·当代卷·卷拾》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3页。 

　　［28］《五台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29］《岚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30］《平遥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7页。 

　　［31］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晋城历史（1940.10~1985.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32］《大同市志》中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91页。 

　　［33］《忻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34］《晋中市志》，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36页。 

　　［35］《吕梁地区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36］《晋城市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04页。 

　　［37］《山西通志·第三十八卷·科学技术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0页。 

　　［38］《山西通志·第十卷·水利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6页。 

　　［39］《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决议〉》，《山西日报》1970年8月26日。 

　　［40］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1949~1998）》，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4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211 页。 

　　［42］张荷：《晋水春秋——山西水利史述略》，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43］谷威、甫仁：《为什么放在嘴边的“肥肉”不吃——农田基本建设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山西日报》1978年1月15日。 

　　［44］《两个“现有”大有文章可做——临汾地区农田基本建设的调查》，《山西日报》1978年1月23日。 

　　［45］《中国城市经济社会丛书·长治市》，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46］吴鸿业、李成华：《勇于对人民负责——记怀仁县委书记王建功》，《人民日报》1980年7月9日。 

　　［47］霍宝中：《交城新建甘泉渠也是件蠢事》，《人民日报》1980年8月9日。 

　　［责任编辑：杨文利］ 

　　［作者简介］李静萍，历史学硕士，教授，山西传媒学院思政部，030000。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山西培塑大寨典型的社会基础及反思学大寨运动的艰难历程”（16YJA77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