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野下的三线建设研究
——以816工程为线索的方法论探讨
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严峻国际形势下实施的大规模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在工业布局、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深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三线建设进行了大量研究，大体经历了从三线建设决策、布局等宏观问题的研究到大、小三线个案分析的发展历程。近年来，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也使国内外学者开始从环境史的角度对三线建设展开研究。国外如夏竹丽、马立博等学者对三线建设涉及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三线建设的地理环境因素、环境与企业发展的关系、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等。总体而言，上述成果为三线建设的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思路和视野，但存在研究粗线条化等问题，三线建设环境史的研究路径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环境史是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制约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与保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入，越发强调对“生命共同体”的探讨，其理论认知、叙事范式及研究方法均得到全面深入发展。因此，环境史视野下的三线建设研究，既要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通过对长时段历史考察突破既有研究中的简单叙事模式。816工程是地处西南的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是我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基地。自1966年定点涪陵专区白涛镇到1984年停军转民，816工程进行了长达20年的建设，此后又转入艰苦的二次创业时期。该工程的发展与周边环境息息相关，在选址、建设、转型与发展的历程中，环境因素始终贯穿其中，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企业对周边环境的再塑造。鉴于此，本文以816工程为例，从选址与建设初期的环境要素考量、环境的整体史叙事、资料的获取与利用等方面，探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三线建设环境史的研究方向与路径。
选址及建设初期的环境要素考量
20世纪60年代，党和政府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主要是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中国的核心工业置于后方，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建立起防止外来破坏的屏障，以保护中国的工业基础。因此，三线建设与地理方位、自然资源、交通状况、空间布局等环境要素紧密相连。这些环境要素对三线建设具有奠基意义，特别是在工程选址和建设初期尤为关键。
（一）选址对环境要素的考量
选址是三线建设的基础和关键，事关其后长远发展，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65年11—12月，邓小平等人到西南地区考察三线建设情况，便数次提及选址问题。为做好三线建设的选址工作，中央专门派出踏勘选厂工作组，基于“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从国防和经济两方面对工程选址做了具体考察，并提出了相应要求。
816工程作为当时特殊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其对环境要素的考量尤为重要。为做好该工程的选址，404厂专门抽调人员与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派出的地质、总图、工艺、水、电等专业人员组成选厂小组，先从甘肃向西到博斯腾湖孔雀河入口一带进行踏勘，后转向大西南的四川与云南两省。截至1966年9月，包括山西大同、甘肃玉门关等地，选厂小组踏勘地点共计90多个，行程1万多公里，通过综合比较提出了位于四川省的3个预选地点：第一个是位于川西洪雅县罗坝区的“刘沟”，这里可以利用青衣江的水源，能满足反应堆直流冷却用水。第二个是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这里是高原山区，可由越溪河取水，但交通条件太差，隐蔽条件也不太理想。第三个是位于涪陵专区的白涛镇，这里山高林密，植被良好，隐蔽条件较好，且山体岩石完整，适合进洞，水量也能满足反应堆直流冷却用水的要求。总体来看，第三个点白涛镇的综合条件更好。除上述优势条件外，该地的风、气温、雾、降雨量等气象条件也非常适合816工程的建设。因此，816工程最终定点在白涛镇。
在工程位置大体确定后，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需要进一步考虑相关环境因素。例如，在考察816工程的进洞部分建设时，地质部门通过对周边环境的考察后发现，乌江东岸海拔1397米的金子山四面环山，山体、水文、地质、地层岩性及构造和节理裂隙稳定性较好，因此被选定为进洞山体。又如，为了建设机修厂等，机修科、设备科、基建科、设计院等部门对麦子坪、铁佛寺、木耳山等地的地势、地形、高度、水、交通等自然环境状况进行了联合实地踏勘，因麦子坪地势不高、水电问题易于解决，又靠近公路，因此被最终确定为816工程机修厂的建设地点。可见，选址工作对三线建设十分重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工程点往往需要多地多次踏勘，以保证工程与环境的良性结合。这在三线建设各工程中普遍存在，需要学界继续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建设初期对环境的利用
在选址确定之后，如何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则是三线工程建设初期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涪陵处于四川盆地东南边缘，山川连绵，河流纵横，地貌复杂多样，以沿江河谷丘陵区、坪上低山区和低中山岩溶区为主。因此，816工程建设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地复杂的自然环境，洞体及其辅助部分都需要先改造周边环境才能进行建设。如交通运输方面，因为当地不通火车，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运，所以工程设计部门就根据当地的水文、气象、地质等自然条件，利用乌江的水运条件，在流域内的水井沱、沙沱分别修建了货运码头和煤运码头，以满足工程建设需要。又如，在居住建筑和辅助性工业建筑方面，工程设计部门根据当地自然条件提出了相应的施工设计方案。其中，住房的建造原则是根据地形依山就势，见缝插针，不占良田好土，并尽量减少对原始地形地貌的破坏，避免建设过长过宽的建筑等；既要有利于生产也要方便生活，又要根据当地条件把居住区建成“乡村型的城市”，同时也是“城市型的乡村”。在建设过程中，施工队伍充分利用挖洞的石块来盖房子，减少了土和煤炭的消耗，实现了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减少了浪费。
816工程的建设充分利用了白涛镇的自然环境特点，在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因地制宜，既保证了进度也保证了质量，在当地建起了我国第二座核原料工业基地，这是借助当地环境进行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816工程主体洞体的建设改变了金子山山体及周边环境，相关配套设施也改变了当地的环境格局，并由此形成了新的工业小镇，赋予了白涛镇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促进了其军事化景观的形成。816工程遗址在2002年对外开放后，已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使曾经的工业遗址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
816工程是三线建设的缩影，大批三线企业在建设过程中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融入自然，形成独具特色的“三线景观”，是“三线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对三线建设选址、初建时期的环境因素的考察，对于深化和拓展三线建设早期史研究、三线建设环境史研究以及三线企业的发展史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的整体史叙事
历史研究关注时间序列，力求从历史变迁中探究事物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内在机理，三线建设的环境史研究也应紧紧把握整体史的叙述脉络，挖掘其在新中国史中的重要价值。笔者认为，三线建设环境史的整体史叙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长时段的三线建设史与企业发展史，涉及不同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对自然环境理念的演变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以整体史为背景的阶段历史书写，如对选址、建设、转型等不同阶段的研究，应将其融入整体史，探讨不同阶段在整体发展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等。因此，从整体史的角度来看，三线建设的环境史研究既要关注早期阶段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还要关注调迁后与三线企业相关的环境变迁。
如前所述，在选址及建设初期，三线企业便充分考察当地的自然条件并予以了充分利用。就816工程而言，已有学者在探讨征地问题时关注了相关问题，但仍有可以继续深化的地方，如在建设初期企业对荒地、林地、耕地（包括旱田和水田）、山坡及河谷两岸的土地的利用；生产、生活用房及交通等设施的建设对当地的土地性质、环境面貌和景观布局的影响等方面，都是可以深入探究的主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国家开始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1983年12月3日，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要求对现有三线企业进行调整规划，“规划的重点放在四川（包括重庆市）、贵州、陕西三省、豫西地区和国防军工企业方面”。1984年，中央批准同意停建816原子反应堆的申请，并指示做好工程维护工作，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技术转向民品生产。816工程由此正式进入三线调整停军转民的探索与发展阶段。
在转型过程中，816厂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以打破环境制约解决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方面，因地因厂制宜，利用当地丰富的原材料加工生产地方特色产品，如利用当地的大理石荒料，生产大理石装饰板材，利用当地的芒硝矿生产元明粉等。另一方面，利用洞体进行二次创业，如借助洞体潮湿的环境养蚯蚓、种蘑菇等。在上述探索遇到瓶颈的情况下，816厂又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在王家坝建立起中型化肥厂，由此实现了成功转型。此外，816厂还针对位置偏远、运输路线过长等问题，以重庆市为依托，在该市建立了建峰气体厂和建峰电子技术服务公司，解决了企业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在三线企业的转型过程中，一些企业由于资金短缺、原有的设施和设备无法适应军转民的需要等原因，“工业遗产遭到拆除、破坏；一些地方在工业遗产利用中，较多重视空间转型、业态升级的经济价值，而忽视其活化历史、寓教于乐的教育意义，造成不少有历史价值的工业遗产濒临毁灭。尤其西部地区在三线建设时期留存下来的一些厂房、实验室，更面临保护不足、缺乏更新的困境”。与大多数三线企业一样，816厂在转型初期也陷于发展的困境之中，原有的部分生产厂房、机器处于闲置和荒废状态。
在成功转型之后，816厂的这些工业遗产也成为企业改制后的建峰集团的整体发展与地方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初，建峰集团打造三线特色小镇工作开始启动，以盘活闲置资产，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同时还将三峡移民、麦子坪生活区环境改造等工作与打造三线军工小镇进行了有机结合。2018年，建峰集团进一步推动816军工小镇的建设，在前期保护的基础上，对原机械制造厂进行开发改造，并将压力容器厂、军垦农场、生活区配套设施等三线工业遗产资源及乌江森林公园等后续项目进行整体开发。816军工小镇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与816工程、乌江森林公园、武陵源大裂谷等形成了一个整体，使三线建设遗迹所形成的军事化景观融入当地自然景观中，由此实现了三线建设遗址与自然的融合，这是三线企业与当地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更是三线建设环境史研究的新课题。
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816工程经历了从建设初期的利用与改造自然、转型时期的适应自然再到后来融入自然的演变过程，由此形成三线建设环境史的完整链条。因此，对816工程的整体史书写，既能反映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能透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理念的演变。
有论者提出，研究新中国史应树立大历史观，在历史长程中深化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的研究。同样，研究三线建设环境史也需要坚持大历史观，笔者强调对三线建设环境史的整体史书写，并不意味着从初期建设到后来发展的各个阶段历史不重要，而是对具体阶段和个案的研究应以整体史为背景，阐明各阶段历史在整体史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以避免如仅侧重于衰败式论述的单一性与片面性。
虽然三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因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环境恶化的现象，但我们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应树立大历史观，以整体史视野去考察一时、一事所产生的影响，探讨其对企业后来发展的影响。如在对攀枝花、六盘水等地三线企业的研究中，过于注重衰败式叙事则会弱化对环境史研究范式与研究宗旨的认知。攀枝花、六盘水等城市与许多三线城市一样，经历了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环境优化的过程。如果将环境史的研究维度置入长时段中，阐述三线建设与环境变迁的辩证关系，将会更有价值与意义。
三线建设资料中的环境史资料及其利用
历史研究需凭借各类丰富多元的资料，三线建设环境史研究也同样如此。总体而言，三线建设环境史的材料少而零散，在三线建设的档案中，有关环境问题的专门记述较少，大多散见于各类报告、勘察记录、批复、纪要、通知等文件中，是研究三线建设环境史的重要素材。
以816工程为例，其档案文献卷帙浩繁，规模庞大。如从工程定点、开建到1984年停建前的档案就有1400多卷、近13万页，仅1983年就有档案136卷、近1.4万页。随着档案数量的逐年增多，从1984年开始，关于816工程的档案开始按党群、行政管理、经营管理和技术管理四大类进行分类归档。在这些丰富的档案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料对环境及其变迁进行了记述。如施工部门从地质、气候、水文、交通等方面进行的勘察记录，就是对环境的总体记述，其中既有对三线建设所在区域自然环境的总体呈现，也有对三线企业建设地点的详细考察，这些资料对于探究国家政策的落地、三线建设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三线企业关停并转及转型成败的环境根源等课题都是重要的史料来源，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相关议题的探讨。
在816工程的档案中，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关于选址、建设的相关环境信息外，关乎建设者生产生活条件的环境问题在档案文献中也多有呈现，大体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该工程应对自然环境的详细记录。如档案中记载，816工程所在地夏季时间长达5个月，气候炎热，室外最高温度可达到43℃，7—8月房屋内顶层气温可达到40℃—42℃，严重影响了职工的正常休息；当地传染病流行，尤其是夏季痢疾较为普遍。为此，该工程提高住房层高至3.2米，室外干厕也改为室内水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环境的制约。与此同时，针对夏季高温天气，816工程建设单位在每年6—9月向“生产工人、长期跟班劳动的干部”等发放茶叶、清凉油、人丹等消暑物品。针对雨多路滑等特点，816工程后勤部门还向职工发放了胶鞋、雨靴等劳保产品。此外，由于生产区和生活区分别位于乌江的东西两岸，而丰水期与枯水期的船运及涪陵地区雨多雾多的天气对职工通行极为不方便，因此816工程修建了白涛镇乌江桥。
第二种是该工程保护自然的记录。在建设初期，816工程就明确了“合理利用、少改变当地环境”的基本原则，如对于自然植被，尽可能保留一草一木，特别是树木，能不砍的不砍，更不要烧山建设；进行绿化动员，尽快恢复地貌；修建道路尽量减少破坏自然面貌。此后，816工程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加强了对职工家属、附近社员爱护国家财产、爱护森林资源的教育，做好厂区森林管理，并发动广大职工植树造林、绿化厂区。如前所述，时至今日，816工程的工业遗产保护与资源开发仍在推进，进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阶段。
在规模浩大的三线建设过程中，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民工等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深入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参加建设。就816工程而言，在从定点到建设再到停建的20年里，参与者达6万多人。这些亲历者在工程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记录，后来也有大量回忆录问世，这些亲历者的相关资料不少便与环境密切相关。其中，三线建设领导人的环境记述往往是综合性的，是对当地大环境的整体表述。如时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程子华就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西南三线地区“处处是高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相较于领导人来说，广大职工对环境的体悟则更加生动具体。如当年参加816工程洞体开凿的工程兵陈怀文回忆：“这里气候恶劣，夏季温度很高，高达40度以上，营房床铺上的凉席热得能发烫，我们晚上凌晨一点以前很难入睡。当地蚊子又多，蚊子不大，俗称‘小咬’，但咬一口身上就是个大包，痛痒难耐。在夏天我们尤其怕刮风，由于气温太高，吹来的热风使人头昏脑涨，难以忍受。秋季开始，这里又是‘天无三日晴’，小雨不断，整天湿漉漉的，洗了的衣服好多天都不得干，故有‘蜀犬吠日’之说”。
这些亲历者对环境的记录，从微观视角展现了个体对周边环境的感知、对环境变迁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对环境变迁的参与，具有从个体角度记述、认知三线建设的历史意义，拓展了三线建设环境史的议题和边界。
除上述资料外，地方志也是研究三线建设环境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如《涪陵市志》除概述部分涉及当地环境外，还专设一篇对地质、地貌、气候、水文、自然灾害等生态环境要素进行了详细介绍。这对于研究三线企业所在地的环境变迁既具有总体上的认知意义，也具有微观的参考价值。此外，报纸、影像、田野调查等也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例如，当时拍摄的施工现场图像、对816工程的田野考察都成为研究三线建设环境史的重要资料，其中都包含有当时生产、生活环境的细微化内容，这些对于研究三线建设环境史具有重要的可视化与补充性意义。
总之，虽然三线建设的环境史资料比较零散，但分散在各地的企业档案及广大亲历者的记录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搜集和利用。这些资料对于自下而上考察三线建设的环境史，拓展环境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跨领域研究，回应近年来新中国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等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结语
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严峻国际形势下实施的大规模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址地的自然环境。三线建设的选址、建设以及后来的发展变迁，也涉及利用、改造、适应、融入当地环境等议题。因此，探讨三线建设原则的落地、开展三线建设环境史的整体史叙事、进一步搜集利用环境史素材等，是三线建设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向度。例如，整体史叙事范式下对三线建设环境史的探讨，既能体现三线建设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迁，也能透视当代中国环境保护理念的演变。三线企业在建设与发展中逐渐从最初出于安全考虑的保护自然，发展到后来的有意识的保护环境、融入自然，这一过程反映了三线建设在发展进程中人与环境关系的演变。816工程即其中典型代表，以该工程为个案可以很好地开展三线建设的环境史研究。
目前，三线建设环境史的资料相对较少且零散，如何获取有价值的环境史资料是研究三线建设环境史至关重要的一环。以816工程为例，三线企业的解密档案是研究环境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但这些材料还不够充分，尚需不断通过更为多元的渠道来挖掘史料、拓展史料来源，尤其是在田野考察、影像资料、口述访谈等方面还需不断努力。环境史有多种研究方法，三线建设环境史研究既要秉承跨学科研究法，也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思路。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成为建立人与自然伙伴关系的新思考。如何融合三线建设遗址与环境因素，在保护三线工业遗产的同时实现生态系统的修复和再生，成为研究三线建设环境史的新课题。当前，一些三线企业、三线建设遗址所在地政府已经在探索将三线工业遗址与当地景区结合起来发展生态景观、生态旅游的道路，即通过合理的景观规划实现保护三线建设遗址和环境。除涪陵816小镇外，四川射洪的3536红色旅游小镇、湖北宜昌的809微度假小镇等，都是开发维护三线遗址、保护自然、融入自然新理念的践行，这既是三线建设环境史研究的新内容，同时也为三线建设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作者简介］刘合波，历史学博士，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