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潜在的战争威胁，尽快改变中国工业不合理的布局，党中央做出了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举全国之力在西部十余个省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作为西北三线建设重点地区，青海在人、财、物方面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三线建设不仅推动了青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而且对青海的城镇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针对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城市发展的探讨逐渐增多，但以城镇化作为切入点，专题探寻三线建设与青海城镇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乃以青海省为中心，探讨当地三线建设的空间布局及其对城镇建设的影响，分析三线建设时期青海城镇发展的总体特点，以期推动三线建设史的深入研究。

　　青海三线建设的空间布局

　　1964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此报告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于5月9日“转报给罗瑞卿并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罗瑞卿又将它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8月12日，毛泽东对此报告做出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8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提交《关于落实毛泽东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批示的报告》，提出：“在一线的全国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此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于计划工作做出指示：一是“三线建设要落实”；二是“一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三是“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四是“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

　　9月21日至10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21日，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10月6—7日，在全国计划会议分组讨论时，西北组讨论了三线建设问题。在讨论中，青海的代表提议“为了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改变原盐生产集中在沿海的局面，应及早开发柯柯盐湖。这里盐的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每吨平均两元五角），收益大，建成后，达到年产一百万吨时，一年收益就可以将建厂投资全部收回；同时还可以利用原盐生产纯碱和氯化铵等化工产品。利用天然气、石油气建设合成纤维厂”。

　　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召开了西北地区迁厂工作和‘三五’建设会议，明确了西北地区‘三线建设’的总体安排”。

　　1965年9月10日，青海省计划委员会提出《青海省第三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发展纲要》，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后发布。纲要指出：“青海地处祖国后方，又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国家需要在这里进行战略后方建设，地方建设也需要有较快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尽快地把青海建成祖国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在青海积极开展省内三线建设规划的同时，为了补足青海工业短板，从1965年3月开始，各部委从北京、上海、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等地安排企业迁入青海，涵盖国防、机械、化学、冶金、制药等多个领域（详见下表）。与此同时，国家还不断加大对青海的支持力度，三线建设时期向青海全民所有制企业基本建设投资额达64.21亿元。

　　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从1965年至1980年，青海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先导，以机械、能源、化工和冶金工业为重点，于1965—1966年、1969—1970年掀起两次三线建设高潮。基于备战需要，中央要求“在具体布点时，要兼顾国防安全和经济合理。少数国防尖端项目，必须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原则进行建设，有的甚至还要进洞。一般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的建设，应当尽可能靠近原料、燃料、水源、电源，并且把一些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工厂成组的布置在一起，建成一些适当分散的工业点”。

　　遵照上述方针，青海根据“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综合考虑地形、原料、水源及原有工业基础等情况，推动了一大批三线建设项目开工建设。青海的大部分三线建设项目均集中于西宁、海东及青海湖周边地区，沿兰青、青藏铁路及青藏、青新、宁张干线公路两侧分布。青海初步构建起以西宁为中心，沿交通干线，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延展的“十字形”三线建设格局。除在工业基础较好的西宁、海东地区继续安排三线建设项目外，国家还在格尔木、德令哈、茫崖、海晏等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新建和扩建了一批三线建设项目，具有代表性的如格尔木盐化总厂、格尔木机场、国营221厂等，这些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工矿企业促进了多个区域性工业中心和新兴工业城镇的兴起。

　　三线建设时期内迁青海省的主要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青海省志·计划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176页；张维珊：《青海工业史话》，西宁东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印，第120—135页；《青海省志·经济贸易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1页；严正德等：《青海百科大辞典》，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页。

　　青海的三线建设项目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涉及铁路、公路、机场，其中以青藏铁路为代表。青藏铁路对于青海和全国来说意义重大，它把自然资源“聚宝盆”——柴达木盆地与内地铁路网连接起来，在开发青海、支援西藏、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类是响应中央号召，为抵御外敌入侵，扩建或新建的国防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规模最大的是国营221厂，该厂建筑总面积达56万平方米，其中厂房33万平方米，有各种设备8000余台（件）。第三类是为满足国防工业需要，扩建或新建的民用企业，如西宁钢厂、格尔木盐化总厂、桥头电厂等。与此同时，作为三线建设骨干企业的配套项目，青海省还兴建了一大批小型水泥厂、化肥厂、农机具厂、煤窑和水电站。第四类是外省内迁企业，包括青沪机床厂、青海黎明化工厂、青海光明化工厂等大中型骨干企业。

　　随着三线建设的持续推进，青海逐步形成了三大工业区：一是由西宁市及所辖大通县和海东地区所辖的乐都、民和、湟中等县组成的东部综合工业区，以国防、机械、冶金、化工、纺织工业为主，是青海工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工业生产门类较全。二是由格尔木、乌兰以及大柴旦、冷湖、茫崖等组成的柴达木盆地工业区，以化工、石油、建材和有色金属工业为主，兼有煤、铁、天然气等多个门类。三是由海北地区的刚察、海晏、门源及海南地区的共和等组成的环湖工业区，以有色冶金、能源、建材工业为主体。随着青藏铁路、省内干线公路的修筑和格尔木航线的开通，各工业城镇间的沟通变得更为便捷，青海省东西部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

　　尽管三线建设并未能改变工业项目多集中于省会周边的固有局面，但相较于“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时期西宁的“单极”发展，青海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三点一线”格局，即西宁、海东地区、格尔木三点和兰青铁路、青藏铁路一线。这一变化不仅为均衡青海省内工业分布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新兴工业城镇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三线建设与青海城镇的发展

　　三线建设开启了青海城镇建设的新进程，在三线建设过程中，青海城镇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相较于三线建设前，青海的城镇职能逐步升级，地域分布进一步均衡。随着一大批工矿企业的内迁和建立，青海的城镇实现了从消费型向生产型的转变，提高了青海城镇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

　　（一）推动了青海城镇数量的增长

　　三线建设时期，为了保证三线建设项目尽快投产及产生效益，青海围绕三线建设项目不仅修建了配套产业和交通基础设施，还对有大型工矿企业和施工项目较多的城镇进行了改扩建，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也为新工业城镇的兴起创造了必要条件。

　　三线建设前，青海仅有一个省辖市（西宁），到20世纪80年代，青海有1个省辖市（西宁）、2个州辖市（格尔木、德令哈）。从时间上看，格尔木、德令哈虽然是80年代建市，但从发展水平上来说在70年代末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建市的条件。除了城市，青海的建制镇数也从改革开放前的7个增加到1985年的35个，城镇数量的增长说明大规模工业建设为城镇提供了扩容增量的动力，在三线建设时期积累起的工业实力成为青海城镇数量增长的关键因素。

　　（二）带动了青海城镇规模的扩大

　　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一大批工矿企业在青海城镇建成投产，随着这些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的不断汇聚以及工矿企业陆续招收新的工人，再加上三线建设企业一系列生产、生活配套设施的修建和完善，青海城镇规模逐步扩大，空间布局更为合理。

　　1.三线建设促进了青海城镇人口规模的增长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青海非农业人口比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增长了120.40%，非农业人口在青海总人口中的比重为25.0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总体上看，1964年，青海城镇人口数量只有36.34万，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为16.6%。到1985年，青海城镇人口增长到137.75万，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为33.8%。据此计算，1985年青海城镇人口比1964年增长2.79倍。青海呈现城镇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三线建设初期，西宁人口因三线建设企业进驻而持续增长，从30.7万人快速增至51万人。1964—1985年，青海建制镇“人口由23615人发展到717812人”，“每年平均增加3.3万人，年平均增长17.7%”。

　　2.三线建设促进了青海城镇经济规模的扩大

　　三线建设时期是青海城镇现代化经济功能形成和壮大的关键阶段。就全省而言，1976年，青海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00083万元”，比1965年“增长315.54%，平均每年增长13.83%”；“重工业产值达到65615万元”，比1965年“增长415.11%，平均每年增长16.07%”；“轻工业总产值为34488万元”，比1965年“增长203.76%，平均每年增长10.63%”。就主要城市而言，在三线建设的强力助推之下，西宁形成了5个工业区：以钢铁、拖拉机、精密机床、机械加工为主的西川工业区；以机械制造、制药、能源工业为主的北川工业区；以冶炼、重型机床、轻工业为主的南川工业区；以纺织、化工、造纸、石棉企业为主的东川工业区；以数控机床、被服企业为主的南滩工业区。1954年，格尔木“建政时，机关、学校、商店全在帐篷里，当时称为‘帐篷城’”。三线建设项目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到1984年时，格尔木已有12万人口，建成区发展到13平方公里，建成各式房屋200多万平方米。1965年，格尔木仅有3个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为4.58万元，到1980年当地已有工业企业13个，工业总产值达到211.17万元。

　　（三）促进了青海城镇体系的重塑

　　三线建设既强化了区域性中心城市在青海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培育出了一大批以能源、机械、化工、冶金工业为主要产业的新兴城镇。借助兰青、青藏铁路和青藏、青新、宁张等干线公路的连接，这些中心城市和工业城镇共同发展，构建起分工协作、密切联系的城镇体系。

　　1.三线建设重塑了青海城镇的职能结构

　　青海三线建设的重点集中于交通、机械、化工、冶金、能源等方面，在推进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在青海迅速形成了综合型、交通型、工业型、能源型等不同类型的城镇：西宁巩固了作为全省政治、经济、科教、交通中心的地位，并发展为三线建设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格尔木从一个小城市成长为区域性中心城市，集交通枢纽和化工、能源重镇于一身；西部小镇冷湖、花土沟、茫崖发展为石油开发基地和建材基地；原本人烟稀少的柯柯镇、茶卡镇发展为盐化工基地；锡铁山发展为有色金属开发基地；德令哈、察汗乌苏、都兰县城发展为农副产品加工基地；等等。随着多种类型工业城镇的崛起，青海城镇完成了从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变的时代任务。在大规模工业化浪潮的洗礼下，青海新兴城镇中传统的农牧业色彩逐渐淡化，重工业特征日益明显。

　　2.三线建设改变了青海城镇体系的地域结构

　　随着三线建设项目的分散建设，青海城镇的空间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西宁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延展。海东地区出现了乐都的城关镇、湟中的茶卡镇、乌兰的柯柯镇等重工业城镇。海北地区出现了国防科技城镇海晏和矿业城镇刚察、门源。海南地区出现了新兴电力城镇共和。特别是地域广阔的海西地区，三线建设开始后，一个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帐篷城镇”脱胎换骨。以三线建设项目为依托，“戈壁新城”格尔木凭借青藏线运输转运中心和青、甘、新、藏四省（区）联结交汇点的区位优势，“成为盆地城镇化发展的新亮点和排头兵”。1985年，格尔木“较早完成比较合理、完善并经省政府批准实施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规划确定其城市性质为‘青海省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以发展盐化、石化工业为主的园林化高原城市’”。原本人迹罕至的青海西部三镇——茫崖、冷湖和大柴旦也因三线建设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化工、建材和油气开发取代畜牧及皮革贩卖成为城镇主业，茫崖、冷湖和大柴旦在青海工业体系中的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青海城镇体系地域结构的均衡化，将几乎毫无工业基础的农牧之地发展成为工业新城镇，拓展了青海工业城镇的空间地理分布。

　　3.三线建设推动了青海城镇从“散点状”向体系化方向发展

　　“地势高耸，山脉绵亘，地形地貌复杂”的地理特点制约着青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建设。三线建设前，青海城镇间的交通方式局限于承载能力有限的公路运输，使省内城镇始终处于“散点状”发展的不利境地。三线建设启动后，国家投资建设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并修筑了茶卡、柴达尔等多条铁路支线和厂矿专用线，对兰青铁路进行了升级改造，打造了一条由东向西，深入青海腹地的铁路大动脉。交通条件的改善打破了青海城镇孤立发展的旧格局，逐步形成了以西宁和格尔木为核心，带动沿线城镇发展的工业经济带。这条工业经济带是国家倾力打造的兰州—天水—银川—西宁工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建设提高了西宁在此工业经济带中的地位，同时也让格尔木、德令哈等成为全国城镇体系中的新成员。

　　（四）为青海城镇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三线建设奠定了青海主要城镇发展的工业基础

　　三线建设期间，“由于迁入了一批现代化工业企业，加上青海地方工业建设在中央支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75年末，全省工业企业总数1038个，固定资产原值157369.4万元，工业企业职工143400人，比1965年依次增长1.3倍、3.6倍和4倍，年均递增速度分别为8.7%、16.3%和17.4%。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04573万元（1970年不变价，下同）”，“较1965年的24085万元增长3.3倍。期间，‘三五’计划时期增长129%，年增递增18%；‘四五’计划期间增长112.6%，年增递增16.28%”。“截至1978年底，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69.4%”。这一时期，青海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为工业发展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

　　2.三线建设推动了青海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

　　作为省外移民最多的地区，西宁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在三线建设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65年国家开始组织三线建设。西宁是西北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之一”，为了适应西宁工业发展的需要，国家“对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进行配套建设。扩大川南第一水厂、新建西川第二水厂”，“修建互助路、祁连路和柴达木路”。截至1985年，西宁“市区行政区划面积已达35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为50平方公里，人口发展到50.4万。国家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1.99亿元。全市拥有城市道路175公里”。“铺设下水管道85公里，修筑桥梁35座，防洪堤8公里，安装路灯3288盏。修建自来水厂4座，日供水能力为14.5万吨。铺设自来水管道755公里，用水人口达48万，供水普及率95.2%。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407公顷，建成区道路绿地面积49公顷，苗圃面积46公顷。城区有住宅面积2631万平方米”。

　　3.三线建设有利于青海城镇在发展中改善民生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海拔高、气温低，特殊的自然条件制约了当地的农业发展。“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有效积温较低，只宜种植喜温凉和耐寒的作物。全省属于春作区，春种秋收，一年一熟，作物单纯，粮食和油料作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5%以上”。蔬菜、水果只分布在河湟谷地的局部地区。在三线建设开始前，青海当地居民很少能吃到蔬菜，尤其到了冬季，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蔬菜品种比较单一，只有“一红二白”（红萝卜、白萝卜、大白菜），就连如今极为常见的豆腐、红薯、圆白菜也是青海居民菜篮子中的稀罕物。三线建设开始后，大量建设者进入青海，带来了许多青藏高原没有的食品，当地的食品种类逐渐丰富，蔬菜、瓜果、肉、禽、蛋等逐渐摆上了普通百姓的餐桌，青海城镇居民的饮食结构悄然发生了变化。为了方便三线建设企业职工的日常生活，这些企业附近往往建有规模大小不一的集镇，镇上设有银行、商店、饭店、旅店、卫生院、文娱室等公共服务设施，使集镇居民体验到了准城市化的生活。

　　随着三线建设者及其家属的汇聚，集镇的农贸市场日益繁荣，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在与三线建设者的接触与交流中，山区群众的思想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保守落后观念有所减少。

　　青海城镇发展的总体特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海城镇建设和发展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以三线建设项目的展开和推进为依托进行的，其总体特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良好的自然资源是青海城镇发展的关键要素

　　从世界各国城镇发展的演进历程来看，自然资源是城镇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其类型、状况、分布等因素往往影响着城镇发展的走势。就青海而言，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截至1985年，“共发现矿产地1500多处，矿产94种”，“占全国探明矿产种数的38.68%”。青海西部的柴达木盆地素有“聚宝盆”之称，盆地中的石油、天然气、石棉、无机盐、有色金属等储量巨大，极具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此外，青海水利资源丰富，“地处‘江河源头’，水力资源充裕，理论蕴藏量2165万千瓦”。正因为青海有良好的自然资源，所以，国家在青海进行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尽快开发当地资源，以便为西宁工业区和兰州工业区提供急需的能源及生产原料。

　　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加速了青海能源工业的发展，并催生了格尔木、茫崖、大柴旦、冷湖、刚察、门源、共和等一系列能源型、原材料生产型城镇。这些城镇的产业结构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被确立下来，并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后。比如，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格尔木投资建设了盐化总厂和石油基地两个大型项目，盐化工业和石化工业遂成为格尔木两个主要支柱产业。改革开放后，这两大支柱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87年7月，中共格尔木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就提出：“突出盐湖资源开发，大力发展再生盐、钾、镁的生产，创造条件，积极开发盐钾镁的系列产品，把格尔木市建设为盐化、石化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城市”。“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期间，在三线建设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国家和青海省在格尔木“兴建了青海盐湖集团公司、百万吨炼油厂、花格输油管线、小干沟水电站等一批重点项目。地方配套兴建了铬铁合金、硫酸、氯化钾、硫酸钾、高纯镁砂等开发项目，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开发的格局，使格尔木成为中国西部十分重要的资源开发基地”。从格尔木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出，三线建设时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形成的工业基础和产业框架影响了青海新兴工业城镇的发展方向。

　　（二）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是青海城镇建设的经济基础

　　1965年前，青海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6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为2.42亿元，净产值877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6.21%”，且工业生产消耗大，效益低。三线建设开始后，青海经济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国家对青海‘三线’建设不仅在人力和设备上给了大量支援，而且在财力方面也做了巨大支援”。1965—1976年，国家向青海基本建设投资32.83亿元，比1950—1965年的15年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增长25.19%。三线建设时期，青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基本建设投资持续上升，从“三五”计划时期的12.16亿元，增长到“五五”计划时期的32.95亿元。

    此外，国家对于青海的交通运输业和电讯业也有很大的投入，使交通运输业和电讯事业得到了相应的发展。1969年6月，“国家投资1亿多元，加快青藏公路、青新公路、宁临公路（南线）、热水公路（北线）的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了2000多公里的新建改建任务，对于沟通城乡经济和开发青海西部矿产资源起了重要作用”。1971年10月，“建成了西宁至玉树、果洛的长途明线电讯线路，总长度700多公里，从此结束了长途明线不通玉树、果洛两个边远自治州的历史”。

　　（三）内迁企业为青海城镇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

　　1965—1972年，内迁青海的轻、重工业企业共有31个，随迁设备2897台（不包括军工企业），职工13298人。随着内迁企业陆续建成投产，青海工业生产速度增长较快，“1975年与1970年相比，钢铁、冶金、煤炭、机械、电力、化工等行业的工业产值，依次增长5.5倍、3.4倍、1.2倍、1倍和50.47%、46.3%，年均递增速度分别为45.29%、34.45%、17.4%、14.5%和8.52%与7.90%”。工业产品质量也得到了提高，到1976年，青海“年产钢14.8万吨、钢材9.66万吨、生铁0.97万吨、汽车700辆、拖拉机1573台（含手扶拖拉机1324台）、金属切削机床1257台、棉纱1826吨、棉布1000万米”。

　　内迁企业在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以西宁为例，三线建设尚未启动前，当地生产水平落后，工业企业屈指可数。随着大批三线建设项目落地，西宁逐渐发展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机械工业基地，集四大行业于一体，即机床工业（以生产重型机床、精密机床、数控机床为主）、农机和工程机械工业（以生产大马力拖拉机、大型工程器械为主）、汽车工业（以生产具有高原特点的载重汽车为主）以及其他制造工业（包括轴承、电动工具、微型电机等）。

　　（四）省际移民为青海城镇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由于青海地广人稀，青海的人力资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保证三线建设的有序推进。为此，国家有计划地从全国各地调派工人、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支援青海，此举结束了1960—1963年青海人口总量变动的低谷期，开启了省际人口迁移的高峰期。从1964年到1979年，是青海“人口迁移增长较快时期”，“这16年，人口的迁入持续大于迁出，迁移变动始终保持正增长。16年内共增加人口29.6万，平均每年增加18500余人，年均增长率为6.29‰，迁移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均高于建国以来的平均水平”。

　　三线建设移民主要分布在西宁、格尔木以及乐都、民和、乌兰、青海矿区等地。从格尔木的情况来看，1963—1978年“净增人口39475人，平均每年净增2467人，增长率平均为68.09‰，最高年份（1965年）为200.40‰，最低年份1978年为36.98‰，同期青海省人口增长率平均为36.01‰，格尔木市比青海省增长率平均高出近1倍”，在净增人口39475人之中，迁移净增22845人。再如“柴达木盆地的冷湖、茫崖、大柴旦三镇，1966—1970年中的人口增长总量自然变动占不到5%，95%均来自迁移增长，所增人口主要不是由附近农村牧区的农牧民转化而来，绝大部分自外地迁入”。“这和内地小城镇人口由附近富裕农民转化而来的情况大不相同”。

　　由此可见，为满足三线建设需要而进行的人口迁移是扩大青海城镇人口规模最主要的因素，对省内人口态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三线建设移民不仅增加了青海城镇人口的数量，还给青海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提高了当地的人口素质，为青海城镇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

　　综上所述，以国防工业为核心、交通和重工业为主体的三线建设在青海构建了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为青海城镇体系的重塑和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三线建设增加了青海城镇数量并扩大了城镇规模，使青海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三线建设是青海城镇发展的助推剂，它奠定了城镇建设的工业基础，促进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于改善民生有所裨益。三线建设时期，青海城镇化建设得益于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内迁企业的落地生根和省际移民的大量迁入。改革开放后，这些积极因素依然在青海城镇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崔一楠，历史学博士，副教授，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621010；喻双全，硕士研究生，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62101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责任编辑：叶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