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近7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西藏地处边陲，受自然地理条件等限制，在和平解放前人口增长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增长模式，长期处于增长近乎停滞的态势。有学者认为，13世纪80年代西藏人口有56万人，至18世纪30年代有94万人，450余年仅增长38万人。即使到1951年和平解放之时也不过105万人左右。还有学者认为，自清朝雍正时期至和平解放前夕，西藏人口持续下降，减少了约40%。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是西藏经历千年巨变并“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的重要阶段，也是人口增长类型开始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转变时期。在此阶段，西藏总人口和城镇人口均有所增长，城镇不断发展。城镇人口是城镇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影响因素。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1951—1965年西藏（含西藏噶厦政府管辖地区和昌都地区）人口数据、资料较少，相关研究主要依据总数、概数来分析，鲜有人对当时西藏城镇人口发展状况及其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加之各种资料统计标准不统一，令人难以把握这一时期西藏城镇人口发展的整体状况。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西藏城镇人口做全面考察，总结这一时期城镇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其影响，阐释社会变革与经济、人口发展之间的因应关系。

　　1951—1958年：西藏城镇人口初步增长

　　如前文所述，长期以来，因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医疗技术等限制，包括城镇人口在内的西藏人口整体发展处于近乎停滞的态势。城镇人口规模一直较小，仅拉萨达到上万人规模，日喀则、昌都等城镇均为数千人。具体而言，西藏和平解放前夕的拉萨（含郊区）常住人口大约有2—3万人；作为西藏第二大城市的日喀则市内居民五六千人，加上扎什伦布寺喇嘛大约有9000人；受战争影响，藏东昌都地区行署所在地城关镇人数也很少，1951年时仅有4000人；藏北重镇那曲地区行署所在地黑河镇在和平解放前夕不过几百户人家、1000余人；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泽当镇人数更少，直到民主改革时也仅200多户、1000人左右。至于其他县、乡级城镇，大都几百人规模。以四川通往西藏的交通要塞太昭城为例，虽为宗政府所在地，1951年下半年时居民也仅有几十户。

　　新中国成立前，西藏总人口仅百万左右，且多分布在海拔较低、自然条件较好的河谷、盆地、湖滨地带，尤其集中在“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的拉萨、日喀则、山南和藏东的昌都等地区；阿里、那曲等海拔较高地区的人口较少。对此，有学者称，西藏人口“东南部以雅鲁藏布江流域为最稠，西部次之，北部最少，多为无人之境”，全藏人民“多散居于南东二部”。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城镇人口增长较为明显

　　在“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由于城镇基础好，加之城镇和经济的发展、医疗条件的改善，拉萨非农牧业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到1959年拉萨非农牧业人口达到77799人，城区人口接近3万。日喀则城区在和平解放前有9000多人，到1958年，除僧尼、尼泊尔侨民及机关、部队人口外，日喀则城区居民有3502户、11101人。日喀则地区帕里镇在和平解放前共有房屋200余所，居民约计500余户。在边境贸易的带动下，到1956年，帕里镇（含郊区）已有600多户、4000多人。日喀则地区下司马镇和平解放前的人口较少，仅有“平行之街道两条”，居民几十户，和平解放后人口逐渐增多，到1958年，居民约1000户、4000人。

　　（二）藏东城镇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

　　据资料记载，民国时期藏东昌都地区总人口为36657户、181804人，到1958年总人口达33.23万，非农牧业人口为2.19万，占总人口的6.59%。昌都城关镇（含郊区）和平解放之初只有几百户、4000人左右，到1959年5月达到1190户、5500余人。不到10年时间增加1500人左右，增长了37.5%。城区人口则由1952年的2100人左右增加到1958年的2840人。

　　位于昌都西南部、较富裕的洛隆宗，和平解放前乌拉差役和贡税严重，导致居民弃田逃亡；和平解放一年后，居民生活有所改善，大部分逃亡农民返回家园，全宗人口逐渐增加到约3000人，街区居民增加到约一百来户、三四百人。历史上人口长期下降的类乌齐县，和平解放后生产不断发展，经济逐渐繁荣，六七年间人口增长约1万人。

　　（三）藏北各主要城镇人口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那曲黑河镇在和平解放后经短短几年发展，到1954年2月达到354户、约1200人。1958年，黑河镇已成为藏北的交通枢纽，道路四通八达，市区人口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一半以上”。阿里地区的噶尔昆萨人口变化也很明显。长期以来，阿里居民多以游牧为主，只有噶本居住和管理地方的几所固定房屋，以及每年固定时期因集会贸易而产生的流动“帐篷城市”。和平解放后，随着经济发展，阿里开始出现固定城镇，人口也有所增加。据记载，噶尔昆萨新镇建立后，吸引了一些草原流浪者和牧户定居，他们通过向机关和部队“卖柴卖草、干零活”维持生计，成为小镇最早的一批居民。到1959年，阿里城镇人口增加到232人，占当地总人口的0.63%。

　　总之，1951—1958年，由于和平解放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医疗条件改善等因素，西藏人口开始逐步增长。其中，城镇人口数量增加较多，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和平解放前有所增长。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城镇人口最多六七万人，约占当时全区人口的6%左右，到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西藏城镇人口达到8.4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7%。从地区来看，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阿里等地较大城镇的人口增长较为明显。

　　1959—1965年：西藏城镇人口在波动中增长

　　随着1959年平叛、民主改革的推行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西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在西藏延续数个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度，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使西藏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西藏发展的新纪元。”

　　1959—1965年，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西藏各城镇掀起建设热潮，兴建学校、医院、电影院、银行等，设立贸易公司等企业，推动城镇经济和社会发展。西藏工农业生产总值由1959年的18761万元增长至1965年的28769万元。经济的发展促使城镇开始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占比例有所降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从1958年的82%、9.9%、8.1%变为1965年的70.9%、6.8%、22.3%。在此背景下，西藏人口在经历短暂波动后较快增长，由1959年的112.8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137.12万人，城镇人口也在波动中增长。

　　因地理位置特殊、交通便利等，藏东城镇经济发展迅速，刺激了城镇人口的发展。1959—1965年，昌都地区总人口和非农牧业人口总体呈增长的态势（见表1）。非农牧业人口由1959年的2.26万，增至1965年的2.56万，非农牧业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大。昌都城关镇人口在经历民主改革前两年的短暂增长后，逐步回落并稳定在2800人左右。除昌都城关镇外，扎木、八一等新兴城镇也不断发展，城镇公共机构的建立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吸引更多人口迁入，城镇人口不断增长。1959年，林芝县总人口7404人，其中城镇2846人、农村4558人，人口密度为0.7人/平方千米；到1969年，总人口达到10026人，其中城镇4210人、农村5816人，人口密度为1人/平方千米。1964年，西藏开展“小三线”建设，将波密确定为西藏后方基地和重点建设区，并在波密扎木镇投资兴建了“扎木军械修配厂、电厂、公路等‘小三线’项目”，扎木镇“非农业人口有所增加”。

　　资料来源：《昌都地区志》下，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950页。

　　“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城镇情况较为复杂，以拉萨、日喀则为代表的大城镇的人口不断增加，而下司马、帕里等边境城镇人口则有所减少。1959年后，中央对西藏尤其是拉萨等城镇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拉萨人口不断增加。截至1965年，拉萨市非农牧业人口由77799人增加到90103人；城区人口由不足3万人增至39739人。日喀则地区的城镇人口1965年增至20489人，占地区总人口的6.3%。因边贸兴盛的城镇帕里、下司马，受1959年西藏上层贵族叛乱及中印两国关系的影响，人口大幅度下降。

　　随着藏北交通枢纽和物资交流中心地位的形成，那曲地区总人口和非农牧业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见表2）。到1965年底，那曲地区城镇人口为3993人，占地区总人口的2.2%。其中，黑河镇1961年成立了4个居委会，人口有1700多人；1965年则增长到1840人。

　　资料来源：《那曲地区志》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0页。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普遍建立，加上从内地和拉萨调入人员充实相关机构，阿里城镇人口不断增长，到1966年占地区总人口的2.85%。1960年，阿里行署所在地成立噶尔县后，城镇人口得到较快增长，由1959年的2500人增至1964年的3571人。

　　总体而言，从1959年平叛、民主改革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城镇人口在波动中增长。据统计，西藏城镇人口由1958年的8.44万人，占总人口的7%，增至1965年的108727人，占总人口的8.1%。其中，拉萨、日喀则等区域中心城镇不断发展、人口增长较快，中小城镇的发展也不容忽视。由于不同区域城镇发展的特殊性，下司马、帕里等个别边贸城镇人口数量有所下降，而堆龙德庆、昂仁、康马、类乌齐等城镇人口不断增加。虽然该时期西藏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所占总人口比重有所波动，但以县、乡城镇为代表的小城镇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地位日益突出。

　　城镇人口增长对西藏城镇发展的重要影响

　　自1951年和平解放至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在政治制度变革、经济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下，西藏城镇人口总体上实现了显著增长，不仅大大增加了劳动力，扩大了社会生活需求，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推动了城镇各项基础设施的改善。

　　（一）不仅为社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也扩大了社会生活需求，促进了城镇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

　　在拉萨，到1964年，城内的冲色康广场“从东到西，摆着一排一排的地摊”，“各种农副产品、土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各种日用品琳琅满目”，染得红红绿绿的青稞穗、嫩绿的青稞苗和泥塑羊头“摆满了市场的各个角落”，市场交换和出售的商品有六七百种，每天成交额达1200多元。春节之际，各个消费社货架上比往年“多增加30多种商品”，消费社中的物品“应有尽有”，办年货的市民将门市部“挤得水泄不通”。社会生产的发展使群众收入增加，购买力比民主改革前显著提高。

　　在下司马，平叛后这里成为亚东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新建筑物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原有房屋的两倍。邮电局、银行、汽车运输站、医院、学校以及贸易公司等相继建立和健全起来。入夜，明亮的电灯光代替了过去烟熏光暗的油松照明。下司马的260多户居民中，过去大部分缺吃少穿，现在人们普遍穿着整齐，吃上了酥油糌粑，喝上了甜茶。有8家过去露宿街头、靠行乞和打零工为生的贫苦居民，在实行民主改革后组织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开荒种地和搞副业生产，不仅户户有吃有穿，而且都养了奶牛，每天还能喝上鲜奶甜茶。

　　在泽当，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较和平解放前大大丰富，“计有鲜菜、家禽、酥油、鸡蛋、背筐、辣椒、麝香、核桃、杏、猪、茶叶等43种”，土畜产品门市部的收购品种也“较前增加”。市场上供应商品的增加，为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创造了条件。

　　可见，城镇人口的增长，既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丰富了城镇市场商品供应，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生活需求的扩大，形成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良性互动。

　　（二）推动了公共机构的设立和基础设施的改善

　　和平解放初期的拉萨，“主要街道为八廓街和围绕八廓街修建的几条小巷”，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路灯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随着人口的增长，各种现代公共设施逐步建立，拉萨很快便修建起“人民医院、国营公司、银行、印刷厂和学校”。到1959年，城市郊区新出现的各种建筑物，“几乎相等于老拉萨的一倍到两倍”，过去“一片草地和荒滩”的城镇四周和十余里路外的郊区被“大片新房屋和工厂”所代替。到1965年，拉萨不仅修筑了宇拓路、康昂东路、金珠东路、娘热南路、朵森格南路和北京西路等，还铺设了十多万平方米的柏油路面，建造起劳动人民文化宫、革命展览馆、新华书店、拉萨影剧院、银行、邮电局、招待所等一批文化和商业服务设施。

　　下司马的城镇交通和卫生事业也不断发展，陆续建立了许多公共设施。到1962年，新建成亚东邮电大楼、人民卫生院、贸易公司、运输站等一幢幢建筑，“几乎等于原来的两倍多”。

　　在昌都，到1959年，“出现一个由银行、邮电局、书店、贸易公司、土产公司的楼房组成的新市区”。随着各类建筑设施的完成，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到1963年，昌都市区面积比原来扩大了5倍，过去荒草丛生的四川坝、云南坝、贡安通、水磨沟等地耸立起新的建筑群。

　　此外，过去荒无人烟的扎木镇、八一镇、狮泉河镇等也因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而初具规模。

　　（三）促进社会发展、民族团结，使得边防更加巩固、城镇更具活力

　　城镇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促进了西藏社会职业分工的细化和多样化，传统社会结构被打破。和平解放前，西藏城镇居民等级森严，人口和社会职业相对固化、结构单一，主要分为奴隶主、头人和农奴、差民、佣人等阶层。和平解放后，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职业构成出现了医疗卫生、文艺、体育、教育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工矿企业工人，农奴成为国家的主人，许多翻身农奴还走上了教师、工人、干部等工作岗位。

　　中央援藏政策出台后，西藏城镇人口的迁移日益频繁，极大地推动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如过去只有藏族和蒙古族居住的噶尔，开始有“汉、回、维吾尔、满、蒙古等各民族同胞”前来工作、经商，部分还在当地“安家落户口”。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内地人口因援藏迁入，这些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操着各种的口音，担负着各种各样的责任”，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的发展、民族和文化的交流，促使城镇更具活力。如和平解放前十分荒凉的昌都城关镇云南坝，到1957年“有了百货公司、人民银行、邮电局和新华书店”，过去入藏人员搭帐篷的地方盖起了高楼；每到休息时间，普通机关人员多三五成群地“在公路上散步”。再如扎木镇也“甚是繁华”，每逢工闲，城内的树荫下、亭子内、街上、河边游人络绎不绝。还如藏北的硼砂新城，每到天黑，设在市区里的邮电局、人民银行和贸易公司的分支机构“灯火辉煌”，当采矿工人们从工地上回来时，“汽车、自行车和步行的人们，在广场上熙来攘往，房顶上扩音器喇叭正播送着乐曲”；夜里，从山坡向下看，“只见远处的工地上正闪烁着无数的灯火，灯火忽明忽暗，象萤火虫一样闪耀”，到处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余论

　　1951年和平解放前的西藏人口发展长期处于近乎停滞甚至下降的状态。受之影响，城镇人口规模小，仅拉萨人口规模达到万人以上，日喀则、昌都、那曲、江孜等地城镇人口参差不齐，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和平解放后，西藏城镇人口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从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城镇人口数量增长明显。从平定叛乱、民主改革到自治区成立，因农奴制度的废除、中央开展援藏工作等因素，城镇人口在经历短暂波动后实现稳步增长，增长速度较民主改革前更快，城镇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西藏的非农牧业人口看，1952年有7万人，占区域总人口的6.09%；1959年增加到9.58万人，占区域总人口的7.8%，较1952年增加了2.58万人，增长了36.86%；到1965年，非农牧业人口达到13.28万，占区域总人口的9.68%，较1959年增加了3.7万人，增长了38.62%，增速明显。西藏城镇人口实现显著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制度变革、经济发展是西藏城镇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和平解放后，西藏经济建设支出不断增加，产业结构日益丰富。1952—1958年，西藏基本建设支出累计11278.2万元（不包括直属国家交通局的康藏、青藏公路专项投资），占同期财政支出总额的32.75%；1959—1965年，西藏基本建设支出累计23885.6万元，占同期财政支出的31.1%，年均增长率3.9%。同期，西藏的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和平解放之初，西藏各产业比例分别为第一产业占97.7%、第二产业几乎为零、第三产业占2.3%；到1965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为70.9%、6.8%、22.3%。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迁入。

　　二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是西藏城镇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总量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人口死亡率从和平解放初的28‰降低至1965年5.15‰；人口总量由1952年的115万增加到1965年的137.12万。西藏人口总量的增加为城镇吸纳更多劳动力创造了条件。

　　三是中央实施的援藏政策也是西藏城镇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和平解放后，国家和内地各省、市大力支援西藏建设，带动了西藏人口迁移和流动量有所增加，其中以干部调动、学生就业、招工、招生、干部家属随迁等人口迁移为主。

　　在社会制度变革、经济不断发展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这一时期的西藏城镇人口实现了显著增长，不仅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促进了边防的巩固、民族的团结，使西藏城镇更具活力，为西藏自治区成立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关浩淳，历史学博士，讲师，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61021。

　　［责任编辑：周进］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