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党中央把我从祖国的东北调到西北，工作岗位从辽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变为中共中央联络员。1949年6～9月，我从辽东省省会安东市（今丹东市）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到了新疆伊犁和迪化（今乌鲁木齐）。在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的所历所为，至今难忘。

　　一、在北平的短暂日子

　　1949年6月初，中共辽东省委突然接到中央发来的一个电报，内容是限时让邓力群到北平报到。到北平做什么工作？电报中没说，省委书记张闻天也没有说。到北平后，我住进香山的中央机关，这是我第二次到北平。第一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到北平读中学。

　　有关部门领导同我谈话后才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在5月时决定组织一个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准备实行的内外政策，征求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意见。代表团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争取苏联对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革命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外事活动之一。中央决定让我做代表团政治方面的秘书，黄韦文做经济方面的秘书，戈宝权做文化方面的秘书，师哲是翻译，吴振英负责机要工作，他手底下有七八个机要人员。中央还决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准备将来到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

　　我到北平时，刘少奇正在为秘密访问苏联做准备，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找各个部门向他汇报情况，收集并分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关资料，准备同苏联交流工作经验。我旁听了一些部门的汇报，如李维汉汇报统一战线工作、罗瑞卿汇报公安部门的工作等。

　　二、由莫斯科转赴新疆

　　1949年6月21日凌晨，我们随刘少奇、王稼祥从清华园车站乘火车离开北平。经过沈阳时，高岗同我们汇合后一起坐火车到大连。在大连，代表团成员统一换上了西装，这也是我第一次穿西装。代表团在大连换乘苏联的飞机，经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地停靠，于6月26日下午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代表团成员都住在市区的一个公寓里。6月28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被邀请到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这次会见除翻译师哲参加外，其他工作人员都没参加，至于具体谈了些什么，刘少奇等人也没和我们说，只是高岗在和我们聊天时说，斯大林这个人很幽默，说着说着就把我叫做张作霖了。高岗这话的意思大概是，斯大林把他当做“东北王”了。可以看得出来，高岗在说这话时非常得意。

　　为了学习苏联经验，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想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时间学习苏联，希望邀请苏联主要部委的领导人，向中共代表团介绍苏联的经济建设、国家组织、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组织等方面的经验。可能是中共代表团团长求知若渴的态度感动了斯大林，刘少奇提出的考察内容斯大林不但同意而且高度重视。按照苏联的安排，苏联财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国家银行、外交部等十来个部委的负责人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会谈。这些会谈使中共代表团对苏联的情况有了直接的认识，为了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保存下来，我们几个人开始分头整理材料。

　　由于是秘密访问，规定不准我们上街，也没有组织我们参观，但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与此同时，心中也常常有些不安，主要原因是不懂俄语，听不懂广播，也看不了报纸，虽然国内每天有新闻要报（即新华社的要闻）送来，但传到我们那里已经过了三四天，有时甚至是一个星期前的消息了。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其他各项任务也十分繁重，我们处在那样一个平静的环境中深感不安。

　　有一天，王稼祥忽然找我谈话。他说，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计划，代表团的几个秘书在访问完成之后就留下来筹办中国驻苏联使馆，现在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派人去新疆，同伊犁、塔城、阿勒泰（以下简称新疆三区）的革命政府和民族军取得联系，从国内派人来不及了，中央和代表团决定派你带一部电台、三个报务员到伊犁，组建“力群电台”开展工作。

　　对我来讲，这个任务是生疏的，没有任何经验，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很高兴。因为有机会回国，可以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了。我当即答应王稼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这里要讲一下这件事的背景。在中共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得到一个情报，美国企图策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另有马步青、马鸿宾、马继援）部队主力撤到新疆，与新疆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建立一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英美等国家再予以承认和支持。苏联有关方面向代表团通报了这个情报，并建议我们想办法提前解放新疆。苏联认为，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解放军进军新疆就会遭遇重大阻碍，解放新疆的斗争有可能转变为国际问题。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而且对苏联也非常不利，会影响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另外，苏联方面知道我们解放兰州后，准备到1950年再解放新疆。因为解放军进入新疆，不仅要先解决“五马”的军队，而且要经过河西走廊，那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而我们的军队缺乏运输工具。

　　为使我们尽快解放新疆，苏联方面表示愿意在各方面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支持。新疆三区一直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建立了以伊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且与苏联有联系，苏联希望中共能立刻派人与新疆三区联系，让其从西边配合进疆的解放军，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在西北战场形成一个东西夹击的形势。苏联有关方面同时表示，如果中共派人与新疆三区联络，他们可以提供帮助和协调。刘少奇马上把上述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并建议选派我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从莫斯科直接去新疆，做新疆三区的工作。中央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极为重视，决定把解放新疆的时间从原计划的1950年提前到1949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中央决定在西北战场加强打击力度，把“五马”势力全歼在甘肃、宁夏和青海境内，不让其逃往新疆；另一方面，中央电告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同意他选派邓力群去新疆的建议，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以便了解有关解放新疆的重要情况。这样，刘少奇就和苏联方面商量，决定由苏联有关方面协助我去新疆，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与新疆三区建立联系。

　　在我一切准备停当临出发前，刘少奇专门把我找到他的房间去谈了一次话。他深知此行事关重大，所以非常严肃地叮嘱我说，你这次去新疆，名义上是中共中央联络员，主要任务是建立新疆三区与党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联系。到那里以后，要详细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收集敌、我、友军事方面的资料，这些情况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地报告党中央。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请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不准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这是纪律。我说，重要的问题我当然要请示报告，但是如果他们那里有干部学校或训练班之类，要我去讲讲毛泽东思想、介绍一下毛主席的著作，可以不可以去？刘少奇说，已经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著作可以去讲，有书为证嘛！

　　刘少奇同我谈话后，交代有关同志给了我三四万卢布作为活动经费。临行前，苏共中央联络部的有关人员还专门向我介绍了新疆三区的一些具体情况。

　　1949年8月8日，我带上三名报务员（段恒德、汪乃净，另一个同志姓李，名字忘记了）和一部电台，离开莫斯科，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到达苏联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苏联有关方面人员安排我们在阿拉木图住了一夜，我把卢布存在阿拉木图的银行。

　　8月14日一大早，我和三名报务员由专门来迎接我们的苏联驻伊犁的副总领事陪同，从阿拉木图出发前往霍尔果斯。霍尔果斯是蒙古语，意思是“放牧的地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隋唐时是东西交通枢纽。1851年，中俄在伊犁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霍尔果斯成为中俄通商要道。1881年，中俄签订《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将霍尔果斯确立为两国间正式通商口岸。由于受当时路况和我们乘坐的汽车所限，当我们赶到霍尔果斯时已经是深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