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总结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是社会一切变化的基础和最根本的因素，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工具的进步、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则又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而这种进步的最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产业结构的演变，这既可以从古代社会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从而形成以人畜力为主要生产动力、以手工工具为主要生产工具的古代农业文明看出，也可以从近代以来以工业化为标志的以现代能源和动力为主、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文明看出，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呈现出不断加速的趋势。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推行郡县制以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逐渐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大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古代曾经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于世界前沿。但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三百多年里，西方经历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启了工业文明时代，也走到了东方和中国的前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迫使那些落后民族或国家或者采取其生产方式或者灭亡。中国就是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和压迫、面临“亡国灭种”的形势下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如果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计算，近代以来的中国工业化经历了满清王朝、民国时期、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历史时期，时间长达150年。在这150年里，中国的工业化历程的特点以及所反映出来的规律很值得探讨。这里，笔者想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这两对矛盾运动的视角，来探索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也就是工业化所反映出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

　　 一、中国传统经济达到农业文明高峰（1840年以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建立在传统农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最近10年研究成果说明，中国在1840年以前的农业可以说是接近传统农业发展的顶点（这里所说的“传统农业”，是指现代工业及科学技术产生和影响农业之前的凭畜力、经验和天然肥料耕作的农业），由于它的生产水平已经能够养活众多的人口，而在耕地资源难以增加的条件下，虽然就部分人来说，可以通过占有和转让耕地的使用权来增加收入，但是从总体人口来说，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和欲望，就不得不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兼业来实现。几乎可以说，从唐中期“两田制”崩溃以后，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高于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人们对耕地的占有欲望就超过了对劳动力占有的欲望，这恐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不同于欧洲封建庄园和农奴制的根本原因。

　　由于土地资源稀缺程度远高于劳动力，而农业又是社会的主要产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的，并且吸纳人口有限），因此土地的使用费（即租金）就较高，这不仅使得大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比自己直接经营更合算，佃农不得不接受较高的租金，从而只能靠尽量增加耕地产出和从事家庭副业以维持和争取改善生活；而且对贫农和自耕农来说，由于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很小，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即使要保持生活水平不变，也不得不靠增加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和发展家庭副业来解决。这里还不包括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税赋不断加重的压力。因此，以雇农、贫农、自耕农为主体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就成为农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因此土地兼并与分家析产而导致土地经营的细碎化就成为并行不悖的两种趋势。而耕地单位面积上的高投入和高产出，则成为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并由此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即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流通制度和官僚政治制度、以及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广大、文化繁荣等等。

　　大量农业剩余的存在，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大一统的国家和内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不仅为商品经济和贸易创造了巨大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实际上从商代开始，商人已经是社会经济中的活跃分子。“日中而市，聚天下之人，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到唐代，商业已经非常发达：“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1] 诗人元稹在《估客乐》描述了商人经营地域的范围：“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宋元时期，海上贸易也获得空前发展。宋朝王十朋曾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的诗句，描写商人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

　　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既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它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促使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所有权频繁变动，即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2]，出现“千年田换八百主，十年田地转三家。”[3]甚至出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的田底权与田面权、永佃制等制度。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与同期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已经高度商品化、市场化。

　　但是到了清中期以后，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和人口的激增，作为农业文明的基础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已经显示出与不能满足人口需要的尖锐矛盾。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4]马尔萨斯当年提出的所谓“人口陷阱”理论对于工业文明来说是不适用的，但是对于依赖耕地的传统农业文明来说，还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小农经济在明清以来普遍存在兼业以及生牲畜的小型化，乙级黄宗智提出的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卷化”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困境。

　　 二、近代内外交困，工业化进展缓慢（1840-1949）

　　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兴起及快速推进，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按照有些研究者的观点，在此前相当长的历史中，“世界发展过程的空间焦点长期在东方徘徊”[5]，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而不是落后于欧洲。然而，中国的这种地位随着侵略者的入侵、鸦片战争的爆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到西方列强侵略，逐步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难以抵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如何完成工业化成为近代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但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统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都未能实现“机船路矿”的充分发展，完成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陷入“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境地。据麦迪森估计，182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33%，居世界首位；到1900年则下降11%；到195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5%。[6]另据麦迪森估计，1820～1952年间，中国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而同期欧洲的GDP和人均GDP则分别为1.71%和1.03%。[7]

　　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端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在20余年间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对现代工业有了切身感受之后。应该说，中国引进和发展现代工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抵抗西方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此时的世界，在欧洲，经过19世纪40年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西欧和美国已经完成了以蒸汽机为动力、以轮船和铁路为代表的初步工业化，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又说：“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8]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亦说到铁路的重要性：“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9]在列强企图获取中国路权的刺激下，中国铁路缓慢发展起来。

　　机器制造是近代工业化的重点，曾国藩在1860年就提出：“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还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10]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在1864年也授意丁日昌密禀：“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彼既恃夫所长以取我之利，我亦可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11]李鸿章也强调机器制造的作用和工业化的意义：“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2]中国在学习西方时首先面临的是代表西方工业的“船坚炮利”的侵略，而“船坚炮利”的基础则是煤、铁，李鸿章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13]。张之洞也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贸迁之资，有倍蓰之利。”[14]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于1865年购买了外国人开设在上海虹口地区的旗记铁厂，并将原有两洋炮局并入，组成新厂，定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船炮军火和各种机器。1867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至城南高昌庙现址，并建立了翻译馆。翻译馆不仅造就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中国近代第一流的工程专家，而且成为全面介绍、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对中国早期工业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标志着清政府主导的工业化的失败。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出现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新一轮浪潮，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而是日益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持续不断的局部侵华战争最终演变为要灭亡中国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这种外患日益严重的局面是与中国缺乏支撑现代国防工业的重工业基础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瓶颈。也因此，孙中山在1919年发表的《实业计划》中提出以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和钢铁工业为中心。在晚年，孙中山又写成《十年国防计划》，在这个被孙中山称为“救国计划”的军事与国防纲领中，孙中山甚至提出要训练1000万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孙中山认为，“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15]

　　自19世纪60年代满清政府首先出于国防的需要认识到了“机船路矿”的重要性，到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然是从国防的需要想大力发展重工业，但是近代一百多年里，中国的重工业发展是非常失败的，就其原因来看，主要是政府腐败所致。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后发大国在亡国的威胁下不得不实行的“赶超型”发展，即直接发展当时外国先进的国防工业所依赖的重工业，而这种投资大、周期长、人才要求高的产业，带有嵌入式独立发展的性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政府的支持甚至直接兴办，德国、日本等后发的帝国主义列强就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因此，要实现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跨越式工业化，前提就是必须拥有一个高效的政府，而中国在1840年以后所面临的问题，则是清王朝进入中后期所表现出来的严重腐败。这种政治腐败并没有因清王朝灭亡而消失，却继续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所继承甚至有所发展。这导致以重工业为特征的“官办”企业、国营企业效率极低，中饱私囊、裙带关系普遍，贪污盛行、甚至实际上变为某些官僚控制的个人企业，从而被称为“官僚资本”。

　　虽然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开起了近代工业化的历程，但是中国工业化举步维艰。从抗战前夕工业自给率来看，我国重工业部门远未能独立，石油、汽油、钢铁等重要基础工业更是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参见表1)。1937年之后十余年的战争更阻碍了中国工业化进程。1949年我国重要工业产品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人均角度来看不仅与美国相差很大，而且也与发展中国家印度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不断下降。

　　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美国、印度比较

　　注：*表示在总产量栏下单位为亿吨，在人均产量栏下单位为吨，**表示在总产量栏下单位为亿度，在人均产量栏下单位为度，***表示在总产量栏下单位为万吨，在人均产量栏下单位为吨，

　　资料来源: 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一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本文计算人均数量用到的人口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数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美国人口数据参见： 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estimates/nation/popclockest.txt；印度人口数据参见：http://www.populstat.info/Asia/indiac.htm　

　　 三、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独立工业体系的形成（1949-1978）

　　由于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工业化的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经历过以蒸汽机、煤炭和纺织业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石油、钢铁和水泥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在战后进入了以核能、电子、化工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中国还没有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工业发展水平的严重错位，是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的客观条件和要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被战火严重破坏的工业基础。抗日战争前机器大工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又遭受战争的破坏，1949年与抗战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工业产值降低了一半，其中重工业约降低70%，轻工业降低30%。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着重恢复和利用现有设备和生产能力，重点投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促进地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鼓励私人投资工业等措施，使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1952年工业总产值343.3亿元，与1936年相比，增长了22.5%，1950至1952年年均增长34.8%。到1952年底，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大超过1949年的水平，也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产量，其中钢产量增长最快，1952年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46.3%；生铁产量比1949年增加6.72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7.2%。[16]

　　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新中国成立时，其经历是痛苦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新中国建立后，又面对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冲突的威胁，必然对国家安全问题十分忧虑和不安，存在着强烈的防范心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17]因此，中国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8]。哪怕这种非均衡的发展代价很高，直接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就像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所说的：“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19]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中国逐步走出了战争的创伤。但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从国内的角度来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20]稀缺，市场发育不完全，工业化水平低，重工业极不发达，区域经济差异较大；而在国际上，美苏两国对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更加使得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紧张。在积弱的经济基础与恶劣的外部条件下，中国如何跨越“贫困陷阱”，克服“低收入导致低储蓄——低投入——生产率——低收入”的“贫困循环”[21]，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这个大背景下，由于重工业发展所具有的正经济外部性，以及它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使得我国选择了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22]但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集中有限剩余，即通过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调动国内资源来突破贫困性陷阱。1953年，我国正式确定了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中，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建立现代国防工业又是其中重中之重。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经济的转移是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我国选择了当时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使得我国需要进行超越常规的制度安排才能完成跨越式发展。围绕着优先重工业发展的目标，我国逐步形成扭曲的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环境，以至建立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23]

　　经过30年艰苦曲折的发展，尽管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到70年代末，中国基本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先进的国防工业体系，既保障了国家的安全，也为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改革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1979-2012）

　　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在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工业发展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留下了诸多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飞跃式的转换和升级，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工业化将在预期的2020年左右实现。

　　1978年以后，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还针对长期形成的积累与消费关系失调、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态，经济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整，即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并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整个80年代，轻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改变轻重工业失衡发挥了重要作用。1985年至1988年间，轻工业持续高速发展。这几年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都超过重工业。长期的消费品短缺所导致的巨大需求也成为轻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79-1981年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重工业，重工业比重1981年下降到48.5%。此后直到1997年重工业比重一直保持在52%左右的水平。

　　1979—1997年中国产业呈现出均衡发展态势，第二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占GDP比重维持在45%左右，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从1979年的21.6%上升到1997年的34.2%，农业比重下降，从1979年的31.3%下降到1997年的20%以下。从轻重工业的比重来看，重工业比重由1979年的56.3%下降到1997年的51%。伴随重工业比重的下降，轻工业比重上升。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419元上升到6420元。经济高速增长，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经济。1997年下半年，国内贸易部对我国613种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排队，结果发现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24]。

　　1997年中国告别了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短缺经济”，首次出现买方市场，199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美元，资本稀缺的局面也得以改善，告别了贫困国家的行列。但内需不足开始困扰着中国经济发展。

　　1997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不利因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国际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1998年至2000年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同时以更积极的态度融入世界经济。2001年底中国通过加入WTO，使得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上了一个新台阶，出口成为拉动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力量。

　　投资和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再加上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以住房改善和汽车进入家庭为标志），中国在新世纪进入了重化工业重启的新阶段。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且与轻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越来越大，重工业的比重从2000年的60.2%提高到2011年的71.8%，11年提高了11.6个百分点。[25]再从产业结构来看，1998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6.2%，2012年为45.3%，始终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第三产业占GDP比重1998年为36.2%，2012年为44.6%；第一产业占GDP比重1998年为17.6%，2012年下降到了10.1%左右。[26]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从1998年的817.1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071.5美元。从工业内部的结构来看，轻工业在1998年、1999年不到50%。2000年以后中国工业统计的口径发生改变，中国规模以上企业轻工业比重2000年为39.8%，在同一口径内2011年下降到28.2%。从六大高耗能行业来看,我国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工业之外,其余的高耗能产业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告别了困扰多年的“短缺经济”，逐步完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1998年在内需不足和亚洲金融危机双重压力下，为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推动城市化、房地产发展，加快进入WTO等措施，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7.8%，2000年开始我国经济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速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重化工业重启的特点。2000年重工业占工业比值为60.2%，2005年达到68.9%。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再次带来了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我国政府再一次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投资4万亿并且带动了20万亿的投资，城市化与房地产行业在这一时期高速推进。重化工业占工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到71.8%。

　　五、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2013年以来）

　　经历了新中国6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虽然成为了工业大国，但仍然不是一个工业强国。虽然中国在 500 多种工业产品中我国有 220 余种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核心产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我国大型民航客机，百分之百从国外进口；石化装备的 80％、数控机床和先进纺织设备的 70％依赖进口。[27]如果在核心技术上，中国不进行突破，很容易被锁定在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的低端，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的。“十二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的同时，经济发展也开始进入增长速度放缓、结构调整紧迫、发展动力转换的新阶段，又被称为“经济新常态”。进入“十三五”以后，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迈进中高端水平是我们在新的发展理念下的重要目标，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保障，儿加强供给侧的改革，即实现产业结构额优化和升级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1997年出现“买方市场”时，为解决供给侧“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的问题，我国在采取扩大内需和外贸的同时，也在继续采取供给侧管理政策，即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供给侧的改革因牵涉到资本沉没、财政减收、金融风险以及失业压力等，难度较大，加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全球化的 机遇，因此实际上供求管理政策的重心就自然转到了需求侧。而十几年的政策实践证明，需求管理政策没能根本地改变供给的结构性问题，在产能、库存、债务和资源环境的多重压力下，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政策已经很难奏效。要想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还应当主要从供给侧入手进行改革。

　　十几年来，为了避免去产能、去库存所导致的资本沉没、失业增加、财政困难和金融风险，我国被迫一再延续需求管理政策，从而走上了“产能过剩——增加投资以刺激需求——产能过剩加剧——再增加投资刺激需求”的路径，试图依靠这种增加生产资料生产的内部循环来消解产能过剩，而低端产能过剩又导致这些业利润低微和投资风险加大，于是就出现资本转向房地产，从而导致房地产业库存不断增加，出现泡沫。由于需求管理政策所带来的粗放增长模式也使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缺乏动力，难以推进。因此，要想成功实现供给侧改革，就必须痛下决心，不仅要切断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干扰，确保资源流向供给侧，还要学会打“组合拳”，做好企业破产和资产重组，银行债务处置和金融风险化解，以及失业、转业的职工安置等配套措施，这样才能保证在社会稳定和经济中高速下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从而保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是过去几十年政策演变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需要指出，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管理政策的任务已经完成，更不能在供给侧改革上急于求成、操之过急，走上另一个极端。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整体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有效需求的空间仍然很大，全国人民对于扩大有效需求都抱有很高的预期。而且，随着“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和“开放、共享”理念的提出，中国的产品、产能和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必将加快，需求管理政策仍将大有作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 说明：此文发表于《百年潮》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