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自己重视学习哲学，也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学哲学。“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两年多时间，一边按中央要求去工厂“蹲点”，调查研究；一边通读《马恩选集》和《列宁全集》。每当子女们去那里看他，他总要同他们说自己读书中的一些重要体会。1972年他回到北京，一度赋闲，给自己又订了一个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计划，并邀请夫人和在京的子女、亲戚一起学，就连两个女婿也被吸收进了这个“家庭学习小组”，方法仍然是每人先按照约定的篇目分头自学，然后利用每个星期天早上6点到9点半的时间集中讨论。我在1981年担任他的秘书后，对此也有亲身感受。

　　1983年的一天晚上，陈云同志把我叫去，很郑重地对我说：“今天和你不谈别的事，就谈学哲学的事。我主张你今后也要抽时间学一下哲学，每天晚上看几十页书，并找几个同志一起学，每星期讨论一次，为期两年；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要订一个计划。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又说，在延安那些年学习哲学，使他受益匪浅。过去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过哲学后，讲话和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在延安时，他系统学了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有计划地读了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从思想理论上把陈伯达的一套 “打倒”了。针对我感到任务比较重，怕学习影响工作、耽误大事的顾虑，他说：“耽误一点事情不要紧，文件漏掉一点也不要紧，以后还可以补嘛。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必须学好哲学。”那次谈话后，我按照他的要求，拟了一个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目在内的学习计划，并邀请几位同志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规定大家先按计划分头读书，每两周拿出一个晚上讨论一次。我把这个情况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很高兴，说：“学哲学很重要，你早晚要独立工作，那时就会用上了。”后来，他还主动问过我几次学习的情况。在他的指导下，这个读书小组终于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学习计划。计划中的那几本著作，我虽然在大学期间和工作后也读过，但那时由于社会实践少，不是看不大懂，就是理解不深。这次回过头读，因为有了十多年工作经历，加上可以耳闻目睹陈云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鲜活事例，所以，收获自然比过去大得多。1984年，《陈云文选（1949-1956）》出版，我一面学习，一面以《用比较法作决策》为题，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心得，被《红旗》杂志分成两期发表。这可以说是我那两年业余学哲学取得的一点收获，也可以说是我向陈云同志交出的一份学哲学的汇报。

　　陈云同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家，一生没有什么哲学著述，即使专门谈思想方法的文章、讲话、报告、谈话也不很多。但他一向重视并善于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在他的文章、讲话、报告、谈话中，时时处处闪烁哲学思维的光芒，并充满独到而精辟的哲学见解，显示出他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素养。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同志在70年的奋斗生涯中，对党对国家做出过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其中的主要贡献，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创和领导，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检查工作的推进。然而，他去世以后，人们通过回顾和研究，普遍认识到他还有一个主要贡献，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2]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共识呢？我理解，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陈云同志把为什么不容易做到和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作为一个专题加以深究缕析，使人们认识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做到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方法。

　　陈云同志多次讲过，他在延安利用养病的一年时间，把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都找来仔细看了一遍，发现其中贯穿的一个主要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对于“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过一个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对此，陈云同志也作过一个解释。他说：“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4]这两个解释的意思差不多，后者更侧重于对决策者而言。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经过反复思考，他提出，要做到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把“实事”看全面；实事求是之所以说起来容易做到难，原因主要在这里。就是说，人们犯错误，通常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意见、决定并非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只是了解的情况不够全面，是片面的局部的，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把局部当成了全局。他说：“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5]那么，怎样才能把“实事”看全面呢？经过进一步思考，他提出了十五个字，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关于这“十五个字”，陈云同志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6]在具体一点说，就是对于上级的指示要执行，对党的文件和马列的著作要学习，但不能唯上级之命是从，对党的文件和马列著作中的话照搬照念，而应当领会精神，把它们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贯彻执行，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 “交换”， “就是相互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如果相互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事物。”[7]“比较”， “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8]“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意见。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9]

　　对这十五个字，陈云同志十分看重，从延安时代讲到东北解放战争，又从新中国成立讲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讲到去世之前。他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10]有关部门在编辑他的文选时，曾一度把其中的“只唯实”改为了“要唯实”，把“交换”改为了“全面”。经过考虑，他还是改了回来，说那个改动并不符合他的原意。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为反对主观主义而利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原料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概括。这四个字好懂好记，被全党公认为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精髓。然而长期以来，对这四个字很少有人加以深究，更很少有人思考为什么好懂好记却往往难以做到。所以，当人们知道陈云同志所提出的十五个字后，都感到这是对“实事求是”四个字的展开和深化，也是对“实事求是”过程和方法的高度概括，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对于人们尤其是决策者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做工作、定政策，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这十五个字被人称作“十五字诀”，成为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宝库中的一件法宝。

　　第二，陈云同志把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这一认识论范畴的问题与领导干部是否有民主作风这一政治范畴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使人们认识到决策者鼓励讲和虚心听不同意见是弄清实事、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方法。

　　一个领导干部能不能鼓励大家讲不同意见和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这在过去往往被看成有没有民主作风的问题；作决定、定政策之前能不能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准备多个方案，也往往被看成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好不好的问题。而在陈云同志看来，这些不仅关系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好不好，同时也是思想方法对头不对头的问题，是关系能不能弄清事实的问题。他认为，作为领导干部，平时特别是在决策时鼓励大家提不同意见，这固然是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是民主作风的体现，但更根本的意义还在于，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事实，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如果反过来，搞一言堂，听不得反对意见；或者唯上级之命是从，搞本本主义，固然违反了民主集中制，是作风不民主的表现，但更根本的危害在于，这样是难以弄清事实的，是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

　　只要留心看陈云同志的著述就会发现，他总是从有利于弄清事实的角度阐释发扬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发扬民主作为弄清事实的一种必要方法。他说：一些同志“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11]怎么办呢？他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让人家说话，尤其是允许讲不同意见，讲错了也没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了解到全面的实际情况。

　　从现有文献看，陈云同志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解释“交换、比较、反复”，是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分局的一次会议上。在那次讲话中，他着重论述的就是这“六个字”与发扬民主之间的关系。他说：“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他具体回顾和分析了党内几次错误路线在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以及对待这些错误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指出：“陈独秀的错误，李立三的错误，王明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O年的革命高潮，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但还不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四中全会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12]在作总结时他又说：“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13]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为了统一思想、战胜困难，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当时中央高层领导在国民经济有困难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但对困难的严重程度以及相应解决办法的意见并不统一。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认为在大会上讲出真实意见的条件并不具备，讲出来效果不会好，所以没有讲话，而是在散会后应邀到参加会议的陕西省干部会议上讲了话。在那篇讲话中，他主要是讲发扬民主、允许大家讲不同意见与端正思想方法、了解真实情况的关系。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上下通气的必要条件。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尖锐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他强调：“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还应该看到，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我们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讲到这里，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14]

　　1987年，陈云同志在同当时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发扬民主、鼓励大家讲不同意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与端正思想方法、正确决策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一件事，我有了一个意见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驳倒错误意见的过程，也是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的过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15]

　　1990年，陈云同志在杭州，同浙江省领导同志谈话时最后一次详细讲解了他的“十五个字”。他不仅讲了“交换”与发扬民主的关系，而且讲到“比较”、“反复”和发扬民主的关系。他强调，决定问题时，要把几种不同意见放在一起比较；决定问题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以便听一听不同意见。他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16]以上足以看出，陈云同志提出的“十五个字”，每一个字都与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的发扬民主作风有关，每一个字针对的都是“唯上”、“唯书”和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不民主作风。

　　陈云同志历来认为，“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17]所以，他主张“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18]在陈云同志看来，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而且完全在于弄清实事，所以，只要能了解和掌握到真实情况，无论用什么方法调查研究都是可以的。他说过：“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19]他还说过：调查研究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这样一些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休、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20]他坚决反对那种不认真听取大家意见、只顾自己讲话或者到下面走马看花式的调查研究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可能了解真实情况。他说：“调查研究的方法，我看不是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都拿本子在书记处会上念一道，大家东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主持会议的讲一讲就通过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是一个星期跑二十二个县，那样无非是坐汽车走一圈就是了。这种工作方法太简单。”[21]

　　“交换”与正确决策有关，“比较”同样有关。事物的优劣都是相对而言的，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只有利而没有弊的事在世界上不存在。好的政策之所以说它好，都是与其他政策比较出来的。没有比较，无所谓正确错误，也无所谓优劣好坏。所以，陈云同志主张，决策者在决策前要拿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案，以便进行利弊得失的比较，从中选出利多弊少、得多失少的方案。他说：“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22]直到进入晚年，他在谈到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应当注意的问题时仍然强调：“事先要调查研究，要准备好方案，而且要准备两个方案，不要只准备一个方案。”[23]

　　我在20世纪80年代做陈云同志秘书时，曾亲耳听他讲过当年决策坚持还是放弃南满根据地时所作的利弊得失的比较。他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由南向北攻到松花江边，切断了我军北满和南满两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为了同我们争夺东北，国民党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方针，即先集中10万兵力进攻南满，待拿下南满后再打北满。那时，位于今天吉林白山市的南满根据地被压缩在四个县、20万人口的范围里，主力部队只有两个纵队，加上地方武装，不过两万余人。坚持还是放弃南满？南满根据地领导层中一时出现两种意见。他认为兹事体大，事关全局，所以自告奋勇，由哈尔滨绕道朝鲜前往南满主持工作。他通过实地调查，对两种意见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认真比较。他当时的考虑是：如果将南满主力部队撤到北满，过长白山会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后仍然要打仗，又会损失几千人。而且，如果丢了南满，会增加敌人对北满的压力，那样，北满也可能保不住，部队再往北撤，最后只能撤到苏联境内。但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总有一天要往回打，到那时又要损失几千人。另外，留在南满的地方武装由于主力撤走，也会有很大损失。这几项加在一起，起码有一万多人，占当时南满部队人数的一半。相反，如果坚持南满，部队虽然会有很大损失，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只要守住南满，就可以和北满形成犄角之势，对国民党军队造成很大牵制，不使他们集中力量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放弃南满损失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完全符合实际，不仅保住了南满根据地，而且通过“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将围攻南满的敌军南拉北打，最终使东北战场上的敌人由主动变为被动、由进攻变为防御，而我军则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防御变为反攻，从而扭转了东北战局，为后来的辽沈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确决策需要“交换”，也需要“反复”。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多次反复。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的那次陕西省干部会上，陈云同志解释为什么选出相对好的决策方案后仍然要再反复考虑时说：“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对于有些问题也不是一下就决定的。你和他谈问题，他当时嗯一声，但并不一定就是表示同意你的意见。”[24]陈云同志通过讲解交换、比较、反复，深入浅出地阐释决策者鼓励讲和虚心听不同意见，对于弄清实事、科学决策的必要性，无疑丰富了决策学，同时也有助于人们从认识论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发扬民主的意义。

　　第三，陈云同志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到党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自身建设的高度，使人们认识到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是党内克服分歧、统一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

　　陈云同志从长期革命和工作实践中发觉，党内每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除了少数人立场上有错误之外，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看问题的方法不一致。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党内对于要不要进行经济调整，调整力度究竟应当多大才合适，工厂要不要再多关停并转一些，是否需要动员2000万城市人口下乡等等问题，意见不一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来自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对于困难程度、克服困难快慢等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有的同志说，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对此，陈云同志表示，这样的乡村有没有呢？有，但是极少数，是个别现象，全国大多数地区不是这样，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还有的同志认为农业虽然有困难，但很快可以恢复，因此只提“经济调整”就行了，不必提“经济恢复”时期，就是说，困难很快可以度过，不必采取“伤筋动骨”的措施。而陈云同志认为，当时农业生产即使要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也需要三四年时间。因此，只讲以调整为中心，还是既讲调整又讲恢复，可以由中央考虑决定，但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全党必须痛下决心，切实压缩工业基本建设战线，大量进口粮食，减少城市人口，制止通货膨胀，工业支援农业，并把工作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上。由于陈云同志对困难的判断和解决困难的办法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得到绝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最终被中央所采纳。结果，形势好转的速度反而比预计得要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党内对于经济建设上究竟应当大干快上、大批引进国外项目，还是应当先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该下马的项目下马，该削减的投资削减，然后再循序渐进地发展等等问题，又出现了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国外资金状况、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等问题的看法。有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时间，应当掀起新的跃进，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从发达国家引进项目可以缩短我们同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价格合算，而且已经签订了合同，不应毁约；财政预算不够可以发票子、借外债，有点通货膨胀不可怕，等等。针对上述看法，陈云同志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25]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农业欠帐太多，应当先用有限的外汇多进口粮食，以便减少农村征购任务，让农民休养生息。农民有了粮食，就能增加其他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改善市场供应。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新形势，没人有反对了；国际市场已是买方市场，这种有利条件也不会轻易失掉。因此，对于外债要分析，那时绝大多数不是自由外汇，而是买方贷款，设备买进后，国内需要有相应的投资和物资与之配套，否则会造成很大被动。如果用多发票子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则会引起物价上涨、群众不满，从而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建国以来经济上的主要教训是急于求成，结果欲速不达。事实反复证明，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我们要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调整意味着在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但置之死地而后生，把重大比例关系理顺后，可以为顺利发展打好基础，这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在他的说服下，中央作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可是，由于党内思想未能完全统一，实行调整方针的第一年，项目不仅没有压下来，相反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更加严重，造成物价上涨，引起群众抢购和挤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只好再次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这才使调整进行下去，并很快扭转了经济形势。

　　由于陈云同志认为党内在重大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往往是由于大家看问题的方法不一致，因此，每当出现重大分歧时，他总是从阐述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入手，强调要先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使大家取得共同语言。例如，前面提到的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分局会议上那篇题为《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讲话，“七千人大会”后陕西省干部会上那篇题为《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讲话，198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篇题为《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生活制度问题》的讲话，以及同年与中央负责同志那次题为《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的谈话，1990年与浙江省领导同志那次题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谈话，等等，都是针对党内分歧而讲的。1977年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前夕，他十分罕见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的文章。文章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他之所以发表这篇文章，也是因为当时党内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两种方针、两种声音：一种主张“两个凡是”，另一种主张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之，在他看来，如果大家看问题的方法一致，都能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都能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了解客观情况，那么，“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已经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26]

　　当然，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消除分歧，也不完全是方法问题，立场对不对、心术正不正也很重要。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的讲话说：“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27]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那次辽东分局会议上，他也说:“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他提出：“要论事不论脸”，指出：“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28]不过，党内出现分歧，多数情况下毕竟缘于思想方法上的不一致。

　　怎样才能使思想方法一致起来呢？从陈云同志的著述看，他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延安时代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他就提出共产党员的责任不仅是工作，还有学习，尤其是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负责全国财经工作，却总是强调干部要学习哲学。他说：“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2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了被一度丢掉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他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30]1981年3月，他在同邓小平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的起草工作时说：“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31]1987年7月，他在同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议中央要倡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他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32]他还现身说法，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建议中央领导同志要带头学哲学。他说：“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33]他强调：“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34]

　　陈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做出的重要贡献，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和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更加需要加强我们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打造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高度重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并且带头学习。在2013年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的第1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他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35]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的第20次集体学习时，他又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和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36]这些都说明，陈云同志关于党中央要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的建议，是极富远见的。我们党在37年前就已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如果再切实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思想方法在全党蔚然成风，那就一定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在此过程，加强对陈云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我认为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