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群众渴望读书学习的需求从压抑中得到释放，兴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读书热潮。1982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在上海发轫，后在中央的肯定下推广开来。目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多为一些介绍性的成果，而通过回顾这段历史能够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群众对知识的渴望，“祖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面相。笔者以相关报刊、书籍、档案、地方志等资料为依据，结合时代背景探究“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兴起及其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读书活动兴起的背景与过程

　　“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同时，读书活动的兴起经历了一个从上海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的过程。

　　（一）读书活动兴起的背景

　　“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与广大群众渴望读书的需求相适应，在读书热潮中应运而生。此外，“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聚焦于职工群体，适应了提高职工队伍文化水平和加强职工队伍思想建设的现实之需。

　　1.广大群众对读书学习的渴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群众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中逐渐摆脱思想文化上的禁锢，探索新知的求知欲被打开，迫切渴望读书学习。“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成为流行的口号，校园里的青年渴望通过读书弥补被浪费的宝贵时光，如在北京大学，书店里“什么‘三言二拍’，巴尔扎克、狄更斯，一来书同学之间就互相通报，马上全卖光。当时还没有开架书，图书馆里的外国小说阅览室里就永远坐满人。那真是恶补的一代”。从“恶补”一词即可见当时青年读书的饥渴程度。校园外同样是读书的盛况，经历过“文革书荒”后，群众更加珍视书籍，街头巷尾均可见读书的人群，夜晚的天安门广场上席地而坐的人群捧书阅读，人们把阅读、探索、思索作为生活中最大的愉悦，新华书店门前排队购书的场景更是司空见惯，连街边书摊上都是人头攒动的景象。此外，恢复高考点燃了群众读书学习的热情，《读书》杂志也在这场热潮中诞生。读书活动顺应、契合了群众的读书需求。

　　2.提高职工队伍文化水平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但是，“由于十年浩劫造成的灾难和我们多年来放松了职工教育工作，这支队伍现有的水平，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远远不相适应”。

　　据1979年9月《全总职工业余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记载：“目前，我国职工的文化、技术、管理水平都很低。据一些省、市的调查统计，文化程度未达到初中毕业水平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还有百分之八左右的文盲、半文盲”。这种状况亟待扭转，否则将制约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因为只有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知识与技术水平才能推动现代化建设加速进行。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颁布，职工教育工作被提上日程。“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恰恰为职工学习知识提供了渠道，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曾赞赏读书活动的开展并强调职工应持续学习：“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对全国的工人运动、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都有很大的启示，对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也有很大的启示”。“通过学习，今天是初中程度的，要提高到高中程度；今天是高中程度的，要提高到大学程度；到了大学程度，也还要继续增加和更新我们的知识，要一直学习到我们生命完结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人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人”。“这项活动，在上海也还要继续推广，也希望通过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国家经委、共青团中央等领导部门的努力，逐步推广到全国去”。

　　3.加强职工队伍思想建设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文化等冲击着职工的思想观念，一些资本主义“腐而不朽”、社会主义“优而不越”，抱怨我国贫穷落后、怀疑社会主义道路的杂音在职工中出现。此外，一些不健康的书刊在社会上传播甚广，“一些青年读者文化知识贫乏、欣赏水平不高，因而对‘离奇’、‘惊险’、‘爱情’的追求，超过了其他方面”。而当时“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职工约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二”。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一部分职工对社会主义缺乏认识，思想不够健康，缺乏主人翁态度，劳动纪律性差。”究其原因，广大职工在动乱时期荒废了学业，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不高，对党的理论缺乏深入理解，对低级趣味缺乏辨别力。因此，需要从读书入手加强职工的思想建设，通过读书使广大职工在劳动之余充实精神世界，提高道德修养，抵制不健康的或低级趣味的书刊。同时，“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学习“三史”为主要内容，有利于引导职工在读书中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

　　（二）读书活动兴起的过程

　　“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率先在上海开展，后受到中央的肯定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1.读书活动率先在上海开展

　　1982年3月，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和上海市出版局共同发起开展上海市职工读书活动，并设立“职工读书奖”。活动宗旨在于“组织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阅读健康有益的书籍，引导他们通过读书和实践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当家作主人的观念，陶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增长科学文化知识，发扬工人阶级积极进取、勇于改革的精神，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职工读书活动“坚持自愿原则，以自学为主，同时引导职工自愿结合，组织近代史、中共党史、思想修养、优美文学作品等各种读书小组，以便经常举行讨论会、交流会，促使读书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3月27日，据《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市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已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由主办单位代表、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任主任委员，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张伟强、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范鸿喜、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宋原放任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罗竹风、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负责人冯岗、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陆志仁、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周原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负责人陈虞冰、上海广播事业局局长邹凡扬、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宣传部部长荒砂、青年报总编辑施惠群任委员。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读书指导、组织推动及“职工读书奖”评选方面的工作。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看，上海对职工读书活动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振兴中华”这一活动名称是通过征名确定的。1982年3月27日，上海市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发布了“上海市职工读书奖征名启事”，时间截至4月20日。征名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共收到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新疆、黑龙江、辽宁、贵州、广西、湖北、湖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20个省、市、自治区的应征信2066封。根据多数读者的意见，上海市读书指导委员会决定将职工读书奖定名为“振兴中华”。“振兴中华”一词为多数读者所赞成，反映出其在民间话语场域被高度接受，具有振奋人心的作用。

　　2.读书活动受到中央的肯定

　　1983年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在上海召开会议，交流了上海和其他地方开展职工读书活动的经验，倡议在全国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并于5月14日做出《关于在全国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决定》。5月16日，全总党组向中共中央呈交了《关于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报告》，认为“读书活动反映了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激发了职工群众的学习热情，在广大职工中出现了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势头”。5月30日，胡乔木等领导接见了上海市“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报告团。胡乔木在讲话中指出：“‘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很好，它能够鼓动全国广大青年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同时强调“这项活动，在上海也还要继续推广，也希望通过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国家经委、共青团中央等领导部门的努力，逐步推广到全国去”。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宣传上海开展的职工读书活动，称其“时间不长，效果很好，值得在全国职工中提倡和推广”。6月10日，中共中央批复了全总党组《关于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报告》，要求“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和各宣传、教育部门的作用，组织出版、报刊和图书馆、文化馆、文化宫、俱乐部等各有关单位通力合作，把越来越多的职工吸引到读书活动中来”。

　　3.各地落实中央精神开展读书活动

　　在中共中央批复报告之前，北京就较早响应了全总的倡议。1983年５月21日，“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北京市总工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日报、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出版社联合发出倡议，在全市职工中开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并成立了市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为了更好地学习上海的经验，5月下旬，北京市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还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全总、共青团中央、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联合邀请上海市“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报告团到京演讲。6月1日，北京市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公布了1983年推荐书目。

　　从1983年6月开始，各省、市陆续落实中央精神开展读书活动，如安徽“省总工会、团省委、省人民出版社、安徽日报社、省广播事业局五家联合发出倡议，倡议全省职工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6月22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了广东省总工会等12家单位《关于在全省职工中开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意见》，并做出批示：“最近，党中央批复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报告》，高度评价正在兴起的职工读书活动”，“省委认为中央这个批示非常重要，我省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中央的批示，提高认识，把这一活动在全省广泛地扎实地开展起来”。6月24日，山东省总工会发布《关于发动组织全省职工开展读书活动的意见》，要求“把开展这一活动作为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经常任务，在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把越来越多的职工吸引到读书活动中来”。6月28日，河南省总工会“向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制定规划，采取多种形式，在全省职工中积极开展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读书活动”。7月，中共渡口（即今攀枝花市）市委批转了市总工会等11个单位的报告——《关于开展“振兴中华、建设攀枝花”职工读书活动的意见》，并在批示中要求“各级党委对开展职工读书活动，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切实加强领导，把这项活动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形式，持久不懈地开展下去”。宁波市总工会、团市委对读书活动做了安排部署，计划于1983年7月建立组织，报名登记，成立读书小组，准备书籍等；8—11月为阅读阶段，并积极配合搞好各种辅导活动。至1983年10月，各地参加读书活动的职工已有1000万人左右，13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从上述各地的情况不难看出，职工读书活动受到重视且开展速度较快。20世纪80年代末后，各地职工读书活动仍然以各种形式延续着，但逐渐不再以“振兴中华”冠名，“振兴中华”的活动名称只在上海沿用至今。

　　总之，各地借鉴上海的经验并开展职工读书活动，正确引导职工读那些有益于身心健康，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书籍，使广大职工加倍努力夺回失去的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尽快地用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不仅对于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大有裨益，而且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读书活动开展的主要方式

　　全国各地在开展读书活动中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将职工自发的、零散的读书活动逐步引导到正规的、系统的学习上去，不仅提高了职工的思想境界，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充实了他们的业余生活，而且加速了职工队伍的知识化进程。开展读书活动的主要方式有：各单位在基层职工中建立读书小组，将职工组织起来共同读书学习；开展如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书评、征文、讲座等活动，吸引广大职工参与读书活动；通过表彰读书活动中的先进集体与个人，激励职工持续读书学习。

　　（一）建立读书小组

　　读书小组是读书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以自愿参加、自由组合、自选书目等为组织原则。例如，北京第一制药厂在举办读书活动时，“不是象以往那样停留在发号召、做决定上；而是根据群众的兴趣和爱好，让群众自觉自愿地组织读书小组，开展书评、演讲、歌咏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一环套一环，一浪高一浪，把愈来愈多的职工群众吸引过来，组织起来。从少数到多数，积小胜为大胜”。读书小组能够将基层职工组织起来，并不断吸引更多职工加入读书的队伍，为后续开展更多活动打下基础。从读书小组的阅读取向看，有的职工读书小组主要阅读思想政治与文史类的书籍。例如，至1983年底，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基层厂矿建立职工读书小组共879个，参加读书活动的职工达8784名，占职工总数的22%，学习的书目有：《邓小平文选》《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职工政治读本》《中国工会十大文件汇编》等。再如，枣庄矿务局在全矿区广大职工群众中开展了读书活动，职工自愿结合成阅读书小组，主要学习了《邓小平文选》《祖国》《八十年代寻路记》《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高山下的花环》《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等书籍。除了阅读思想政治、文化历史的读书小组之外，有的单位强调干什么学什么，出现了立足岗位需要的读书小组，这些读书小组注重对科技知识的学习。例如，上海铁合金厂“涌现出51个诸如冶炼工艺、机械设备、企业微机、定向成才等等的专题、专业读书小组。这类读书小组的最大特点是专业性强，技术性强”，有利于企业攻克生产技术难关，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从整体上看，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成为各类读书小组的主要学习方向。读书小组作为读书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遍布于全国各地，到1984年初，全国成立读书小组80多万个，参加读书活动的职工达1100万人。概言之，读书小组成为基层职工围绕读书展开学习交流的重要方式。

　　（二）开展多种活动

　　各地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读书活动吸引职工参与读书学习，其中主要包括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书评、征文、讲座。

　　1.知识竞赛

　　为推动职工读书活动，《工人日报》于1983年和1984年主办了两次读书活动知识竞赛，影响较大，意义深远。1983年12月，胡乔木在听取了出席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部分代表和《工人日报》主办的知识竞赛获奖者代表的发言后，赞扬各级工会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高度评价了在全国各地兴起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并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和读书活动要长久开展下去。此次知识竞赛“状元”空军武汉5741厂女工王素华受到隆重表彰，其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武汉举行。1984年10月，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颁奖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等到会祝贺，长沙市医药公司伍蔚滇荣获此次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状元”。除了这两次读书活动知识竞赛，各地也纷纷举办形式不一的读书活动知识竞赛。例如，山东省垦利县图书馆开展的“读书读报知识竞赛”活动就收到良好效果，主办方“列出了120个竞赛题目，内容包括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十几个学科。开赛以来，图书馆由原来每天接待读者20人次猛增到100多人次。有1300多名读者参加了竞赛”。单位内部的读书知识竞赛也是一番热闹景象，如北京市供销合作社在系统内部举办了知识竞赛，职工踊跃报名参加，“其中既有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也有一般职工；既有老同志，也有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同志。大家积极翻阅书籍，查找资料，互相研究探讨。有的同志废寝忘食，答卷到深夜”。与此同时，知识竞赛学习辅导资料随之出现，例如，《知识竞赛题集》是《工人日报》社收集了当时一些报刊举办知识竞赛活动的试题以及“专家学者对竞赛试题、解析答题的文章”等汇编出版的，非常受读者欢迎，70万本《知识竞赛题集》全部售罄。《各地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知识竞赛试题汇编》由浙江日报编辑部分7个专题将各地试题汇编成册。江西也出版了类似的读物以供职工参考。这些学习辅导资料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知识竞赛的火热程度。

　　2.演讲比赛

　　1982年，上海市率先探索举办职工演讲比赛，由比赛优胜者组成的“振兴中华报告团”受到热烈欢迎，听众达十万余人次。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此高度肯定，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参考上海的做法，把思想政治工作生动活泼地、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之后，各地纷纷效仿上海举行职工演讲比赛。至1983年12月，北京市已有相当多的单位召开了读书演讲会。1984年，湖北全省已有60%以上的单位开展了演讲活动，有2万多名职工登台演讲。演讲不仅在省城火热进行，在县城也受到欢迎，如湖南省新邵县工会就组织了读书活动演讲团巡回演讲10余场次，听众达2800多人。此外，各行业系统也积极举办读书演讲比赛。截至1983年8月，上海冶金工业局有30个单位、600余名职工参加读书演讲活动，有92名职工参加局组织的读书演讲竞赛。1984年8月，全国金融系统职工读书演讲竞赛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举行。同年，辽宁省人民银行系统也举办了相应的读书演讲活动，赛后精选45篇优秀演讲稿汇编成册。概览许多汇编成册的演讲集可以发现，职工们的演讲主题多围绕爱国主义、理想信念、爱岗奉献展开，有《发扬爱国精神致力振兴中华》《飞腾吧！伟大的中华》《珍视民族的历史》《是贡献，还是索取？》《远大理想与平凡工作》等题目，体现出广大职工热爱祖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振兴中华拼搏奋斗的情怀。

　　3.书评

　　随着出版事业的不断繁荣，职工可选择的书籍虽越来越多，但其中却是良莠不齐。“有的地方反映，越是受到批评的书，越是有人要找来看，反而成了‘俏’货。简单地不让群众看某些书是办不到的。这就更需要我们组织深入的使人信服的评论，帮助职工认清它的丑恶和危害，自觉地厌弃它”。各地在职工中开展书评活动，引导职工多评好书，多读好书。例如，在北京，门头沟煤矿工会图书馆、重型机器厂工会图书馆、丰台桥梁厂工会图书馆等均建立起职工书评小组，定期开展书评活动，评论有影响的书刊。抚顺市总工会组织建立了职工业余读书书评员队伍，在职工业余读书的基础上，开展有组织的业余书评活动，结合当时的热门作品，“先后举行了《蹉跎岁月》、《高山下的花环》等书评报告会，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既引起了职工业余读书的兴趣，又帮助职工加深了解了书籍深刻的思想内涵，把职工读书活动逐步引向了深入。据不完全统计，仅1982、1983两年，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职工业余图书评论组就写出书评文章140余篇，举行图书评论会14次，听众达1500余人次”。此外，还有地区以比赛的形式吸引职工参与书评活动，如福建省图书馆与福州市图书馆、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从1984年到1987年联合举办了4届“振兴中华”书评写作比赛活动，共收到书评文章3000余篇，评出一、二、三等奖250篇，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读书活动的开展。正如《经济日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各地的经验证明，把读书、评书结合起来，开展群众性的评书活动，引导职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分析书籍的内容，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是把读书活动引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好形式，应该加以推广”。

　　4.征文

　　征文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读书活动形式。从大的区域来看，各省、市举办了“振兴中华”读书征文。例如，1986年，天津公共图书馆系统18个单位开展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参加读书活动的读者可结合‘振兴中华’这个主题，撰写千字以上的读书心得和文学评论，于十月底以前寄送到原报名单位。读者撰写文章篇数不限，举办单位将从中择优选送其中一篇参加评选”。在读书活动期间，举办单位还邀请京、津两地著名作家、评论家与读者见面，进行阅读指导。除了地市举办的“振兴中华”读书征文活动外，一些企业也会面向本单位职工举办征文活动，吸引爱好写作的职工参与其中。例如，1984年5月，齐鲁石化公司发布“振兴中华”读书有奖征文比赛的通知，征文以“‘振兴中华’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主题”，要求“作者要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谈认识、谈收获、谈成果、谈体会、谈经验。征文可采用散文、评论、心得体会、日记、通讯等形式。内容必须真实，不能虚构，不准抄袭，每篇在三千字以内”，评选设一、二、三等奖和一定数量的鼓励奖，最后将“优秀作品编印成册”。征文活动为爱好写作的职工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与作家、评论家交流以及将作品编印成册等形式激发了职工的参与热情。

　　5.讲座

　　许多单位为职工举办讲座，以增强职工读书学习的深度，发挥对职工读书的辅导作用。如北京市供销机械厂“专门聘请了北京师范学院教师来厂讲授中国近代史，每周两次，全厂四十多名职工到场听课。现在已讲授了十一次，效果较好”。在上海，“许多单位举办党史、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哲学、道德、科学知识方面的讲座，还邀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主讲，深受欢迎。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近代史讲座，名额只有1000人，而闻讯前来报名的达到5000人”。再如，从“1980年6月起，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坚持举办系列讲座，每月2—4次，以传授知识、思想启迪、艺术欣赏相结合，讲评文学名著，共办136场，听众达6万多人次，青年工人读者占90%以上”。除聘请单位之外的教师为职工授课以外，有的单位还根据自身条件让本单位同志兼任授课教师，这种讲座的益处在于能够把书本知识同本单位实际工作充分结合，帮助职工更好地吸收所学。例如，贵州省汽车配件厂开办了青工读书班，每期学习两周，厂团委、宣传科、教育科的负责人兼任读书班教师，对搞好教学起了很好的作用。综合来看，文艺、历史、科学等不同内容的讲座开阔了职工读书学习的视野，更为职工汲取知识提供了渠道。

　　除此以外，一些地区还发展了读书特色活动，比如歌咏比赛、联谊活动、游艺、故事会等，囿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三）表彰先进

　　在“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开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成为广大职工读书学习的榜样。为此，各地区和各单位隆重表彰读书活动中的优秀职工，表彰活动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从表彰的级别来看，有国家级的表彰，省、市级的表彰，行业系统的表彰以及基层单位的表彰。例如，1984年6月，全总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表扬大会，向203名“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颁发了证书。1985年6月，全总在全国职工读书、自学经验交流会上，颁发首次自学成才奖，50名自学成才的职工各获奖章1枚、奖状1张、奖金1000元。另有245名读书、自学积极分子和37个先进集体（单位）受到表彰。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举，进一步激发了广大职工读书的热情。从省一级看，陕西省“从1984年起，每年（1985年因故未评）评选一次全省读书自学先进集体和自学成才模范人物，给予表彰和奖励”。1984年4月，《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表彰全省职工读书活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颁布，授予镇江焦化厂工会等82个单位以“江苏省职工读书活动先进集体”称号，并颁发奖状；授予沙凡等317位同志以“江苏省职工读书活动先进个人”称号，并颁发证书。决定指出，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学出新水平，创造新经验，充分发挥桥梁、骨干和带头作用”。再如，1985年1月，《河南省总工会关于表彰职工读书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颁布，决定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授予“职工读书活动先进集体”和“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称号。1985年6月，中国煤矿地质工会、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在京共同召开了煤炭系统职工读书活动表彰大会。84个读书活动的先进集体和200名先进个人受到大会表彰，26名先进典型介绍了他们开展读书活动、自学成才的事迹。除此以外，各单位为了激励职工持续参与读书活动也会举行表彰活动，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总之，表彰活动能够促进职工积极读书学习，激励职工坚持读书学习。

　　综上，各地在开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丰富活动形式，吸引职工广泛参与，调动起职工读书学习的积极性。

三、读书活动的积极影响

　　“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动了读书学习的良好风气，创新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同时也提高了职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水平。

　　（一）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之初，逐渐丰富起来的图书市场为人们提供了多样的阅读选择，满足了人们读书学习的需求。但与此同时，一些内容低俗的图书也悄然流入图书黑市，侵蚀着一些缺乏判断力的读者。例如，不少城市出现了黑市交易性知识图书的情况；一些出版社相继刮起一股抢出旧小说之风；种类繁多、荒诞淫秽的黄色书刊在中学广泛流传。不良思想侵蚀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因此，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职工加入读书的队伍，通过读书“把那些扑克迷、象棋迷、睡觉迷、闲聊迷，以及失足者转成看书迷”，带动读书学习的良好风气，展现出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此外，各地读书指导委员会主动为职工推荐或提供优秀的书籍，充斥着不良思想的书籍被边缘化，不合时宜的阅读取向得到纠正，许多职工在读书过程中自学成才，甚至成为岗位上的佼佼者。

　　（二）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

　　丰富读书形式，提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吸引力  为满足职工差异化的阅读兴趣与阅读需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其活动形式，吸引更多职工参与读书活动，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打开了新局面。例如，有的职工喜欢演讲，读书演讲比赛就为其提供了锻炼学习与展示风采的平台，这种活动形式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演讲比赛的内容往往与热爱祖国、坚定理想信念以及爱岗敬业等话题相关，可以说，职工从读书到登台演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再如，北京市各级工会以广大青年职工为主体，把读书活动同各单位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如举办读书心得讲演、知识竞赛、征文、读书游园会、读书夏令营等”。截至1986年8月，“‘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已吸引了全市一百多万职工，读书小组发展到四万个”。竞赛型的读书活动吸引职工通过读书获得超越自我的价值实现，娱乐型的读书活动吸引职工在轻松的状态中学习知识。总之，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吸引更多职工参与其中，使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更加多元。

　　树立读书榜样，增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感染力  通过表彰读书先进分子，带动其他职工努力提升自身素养，可以使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更富有感染力。这些读书榜样往往就是职工身边的普通人，他们通过读书实现了自我价值，成为广大职工竞相学习的对象。相关部门不仅对读书榜样进行表彰，同时各大报刊也进行公开报道，使这些先进事迹激励了广大职工。例如，《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位曾经失足的青年在妻子的信任与鼓励下，通过读书学习改过自新的先进事迹，“他被评为矿先进生产者，并光荣地出席了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荣获了省职工读书自学活动积极分子证书”。再如，郑州铁路局一名职工，原本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长期坚持自学，读完了清华大学、北方交大和南京大学编写的电学教材。他设计的脉冲快速充电及网络放电设备，获河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这些先进事迹不胜枚举，在职工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榜样效应。换言之，读书活动当中的积极分子，“都以自己的学习成绩为职工群众树立了榜样，使人民看到读书的作用和力量”。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知识与人才，在读书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在其岗位上成长成才，通过积极读书为单位和社会做出贡献，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职工形成了坚持读书学习的风气。

　　鼓励读书自学，提高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力有限，学校教育的发展不能不受国力的制约。因此全国总工会号召我国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刻苦自学”。在此过程中，广大职工逐渐养成读书自学的良好习惯，许多职工通过读书走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以上海冶金局为例，“这个系统的读书积极分子几年来就有3137人加入共产党，151人加入共青团，2051人走上领导岗位，16119人成为生产骨干，844名后进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

　　总之，在读书自学过程中，许多职工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强调职工在读书活动中的能动作用，体现了职工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得以彰显。

　　（三）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一方面，读书活动注重思想引领，使职工学以明理，提高了思想道德素质。1981年，中共中央就已经认识到有部分职工对社会主义缺乏正确认识，思想上还不够健康，甚至缺乏主人翁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迫在眉睫。因此，中共中央要求“企业党组织要经常联系实际，对职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形势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的教育，提高职工的政治素质”。当时“，许多地方的职工读书活动都是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入手，倡导读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同时推荐富有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和思想修养读物”。这些优秀书籍有助于职工提升思想认识水平，坚定理想信念。此外，据《工人日报》报道，领导带头读书学习已经成为读书活动的一大特点，比如，“福建永安县委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读书，目前全县已有很多领导干部参加了读书活动，使全县的读书活动开展得热气腾腾”。领导干部带头参加职工读书活动，密切联系职工群众，能够发挥方向引领、把舵护航的作用，有益于广大职工读书明理，使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读书活动贴近岗位实践，使职工学能所用，提高了其科学文化水平。读书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可以在丰富职工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为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做出贡献。进一步讲，“读书活动能积极能动地适应并在较大范围内满足职工在一定时空间，对各类文化技术知识的不同的具体需求，采取‘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读什么’的对应式学习方法”。实际上，“过去，许多职工提出脱产深造的要求，领导很为难，因为外出进修或脱产培训的只能是一部分人，生产不能停下来”，现在“人人都可参加，在岗位上学，在岗位上用，花费很小而收效很大”。可见，读书活动贴近职工的岗位需要可以化解工学矛盾，使职工学能所用。例如，“上海大中华橡胶厂‘激发积极性’读书小组的10名成员，以‘如何激发广大职工积极性’为研究课题，几年来开展小组活动142次。他们运用书本上学到的心理学、管理科学等知识，组织车间劳动竞赛，使汽车内胎的生产质量稳步提高”。许多在读书活动中成才的工人，成为工人群体中的知识分子，这对于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企业的生产效率大有裨益。

　　总体来看，读书活动使职工群体兴起读书学习之风，使职工通过读书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还有一部分职工走上了成才之路，用读书所学推动了企业的发展。

　　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许多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上海率先开展了“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且反响良好，后在中央的肯定之下在全国职工中开展起来。读书活动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吸引广大职工参与其中，不同的活动形式为职工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经验的平台，许多表现优异的职工在获得表彰的同时带动身边职工读书学习，营造出读书学习的浓厚氛围。总之，“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营造了读书学习的良好风气，创新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同时也对提高职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水平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振兴中华”一词与现代化的目标相联系。例如，“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可以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增强了对广大职工目标引领、价值引领的作用，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读书、为振兴中华读书的理念深入人心。

　　［作者简介］梁腾，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