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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
发布时间: 2010-07-05    作者: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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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说自己,有两个问题占据了我的头脑。两个问题,一个呢,现实问题,现实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赶上一种国家的危难,社会的问题很严重。这个现实的问题刺激我,这个问题占据我的脑筋。……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超过现实的、也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对人生不明白,怀疑它,有烦闷……两个问题不一样,一个就让我为社会、为国事奔走,一个又让离开。”

——梁漱溟

  ■主持:吴子桐

  ■嘉宾:艾恺(GuyS.Alitto,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吴子桐:面对西方文明冲击的时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有的走向“全盘西化”,有的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的纯粹是固守国粹。二位教授认为,梁漱溟先生在这样一种“体用之争”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如何评价以梁先生为代表的新儒家在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反思现代化与现代性方面所作的贡献?

  艾恺:我首先应该说明“中体西用”的问题。当然这是中国的一种说法,不过全世界有类似的情况,如西方的法国、英国,我有一本书就是说这个问题。中国的历史最悠久,文化的连续性最强,所以这个危机在中国是比较严重的。不过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已经有这个问题。如德国,他们也用法国的一些东西,同时也保存他们自己的“体”,法国的东西是“用”。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说到梁先生,他并不是一个国粹派,虽然他不反对保存古代文学什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最早是张之洞用的,他用这个词儿,并成立了一个“存古学堂”,保护中国古典文学的东西,因为他和一般人都觉得中国文化本身是在这里面的。梁先生的看法不是这样,他觉得失去这些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迟早的问题,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自己的东西。他觉得最要保护的就是一个“伦”字,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少了唐诗宋词关系不大,丢了“伦”,关系就大了。

  许章润:是的,我觉得艾恺先生这一点把握得很深刻。梁先生说中国要保存的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比方说自强不息,比方说循时而变,比方说以人为中心等等,而一些器物,甚至于唐诗宋词之类,如果非丢不可,丢成为不可避免之事,那就只好顺其自然。从这个意义上看,他既不是国粹派,也不是激进派,也不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究极而言,虽说愿心如一,但当年张之洞一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梁漱溟的出发点毕竟有所不同。张之洞做官,他要做事,因而认为要做事情,得有个纲领、原则,才能决定取舍,所以他尽量把事情简单化。可是梁先生不这么觉得,他是非体非用,即体即用,体用不二。对于不同文化类型,或者说生活的样法,他于因应人类生活之需的意义上恰予区别对待,视其为长时期文化互动的自然选择、淘汰的过程。因而,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套东西他并不是很欣赏,正如他对表白什么“本位”的宣言不感兴味一样。有人说他是儒家里面保守主义的英雄,梁先生却说:不要给我戴这个帽子,我承担不起。

  艾恺:你讲的这些话也是我想讲的,不过你的表达能力比我高,我完全同意。当时中国的剧烈变动,不是国学学科的问题,梁先生对这个也是没有兴趣的,他觉得国学也并不是代表了中国真的文化。

  许章润:梁先生少年时代就学于顺天府中学,就是现在的北京四中,学的是数、理、化、英文这一套新式学堂的内容,虽在儒生官宦世家,却并没有经历过传统经典的正规启蒙教育,所以他一辈子背不了《论语》,晚年他还说过自己一辈子虽然尊孔,然而对于孔孟圣贤的章句却难以成诵这样的话。我有时琢磨,梁先生奇妙的地方在于——正如有的学者也曾说过的——他把孔子生命化了,他的精神气质、生命脉络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孔子其实是一个博大刚健之人,不是一个保守僵化、唯唯诺诺之辈。在体用之争的问题上,梁先生反对中国和西方的截然对立,他把印度文化引进来,这说明他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而且他也举自己的例子说:我是一个蒙古人,但现在是一个儒家文化信徒,中国文化是开放的。他是吸收了各种东西,才成为他。有的研究者说他是保守主义的大旗,诸如此类,都离他的生命形态太远。

  艾恺:是啊,我刚开始研究他的时候,国外一般的学者理都不理他,理他的就是用文化保守这个说法。我用的是“守成”这个词,这个比较合适。

  他一辈子一点都不像保守主义者,一般人说他要保存、复兴中国文化,不过他想复兴的中国文化就是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的,19世纪末,康梁、严复、谭嗣同等人已经开始批评中国文化,康梁说孔子要是在的话,一定要主张变法,严复说我们的问题很简单,我们的圣人是错的。梁先生说,可以说是错的,也可以说他们是有远见的,还没有解决第一条路的问题,就想到第二条路了。他就进退维谷,放弃它和完全保存它都不行,所以他就要保存它的精华,它重要的部分,这不包括古代文学、国学,他当然不反对保存,但他不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许章润:所谓“守成”,就是说他以文化传人自居,自感担承一系文明命脉,与此同时,其心态持守的却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体系。某种意义上不妨说,他是“以德抗位”的中国自由传统的杰出接续者。就我个人而言,自少年而至中年,最能打动心弦的,依然是他的特立独行气质与不屈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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