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观点、作为、举止，甚至照片，都能给人以“特立独行”的印象。他在自我评价时，也把“不肯苟同于人”视为自己历来的两点长处之一。那么，他在哪些方面与众不同？他又为什么与众不同呢？

　  学术基础

　　做学问和做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不能上来就干，要有一些积累和准备，即所谓“学术基础”，或者说“知识结构”。鲁迅的学术基础是国学、德国哲学和浪漫主义诗学等；周作人的知识结构相当驳杂，他把它们分成八类：诗经论语注疏、小学、文化史料、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博物书、笔记、佛经、乡贤著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学者，各有偏好，术业也各有专攻，但私塾似乎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共同起点，差不多都是从四书五经中背出来的。梁漱溟则不一样。他接受教育，尽管也是从这里起步，但他生长在北京，其父为开明人士，因而能得风气之先，成长经历与同辈学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变法维新。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去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父亲送到这里读书。后虽因社会动荡，他转过几次学，11岁时还曾回家请先生教读一年，但仍不习四书五经，而是读小学课本，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便是梁漱溟最后的学历。

　　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种课外读物——《启蒙画报》。《启蒙画报》的创办者彭翼仲与梁家是亲戚，他手创了三种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启蒙画报》作为中国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家报纸，读者寥寥，头几年一直负债经营，几度濒临倒闭。这类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观念所接受的读物，却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基础。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后，仍能清晰和细致地回忆出《启蒙画报》的大致内容。梁漱溟十来岁时，已经拥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一整年的《新小说》（杂志月刊）。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这在与梁漱溟同辈且齐名的学者中，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类似的成长经历。这应该归因于父亲对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曾反复申明过。他说：“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可见梁巨川不仅“放任”梁漱溟，更影响着梁漱溟。

　　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同时，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他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梁漱溟感慨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