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著书立说

　　记得1980年的某天，我去看望金先生，曾问他是怎么搞起逻辑来的。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1924年的一天，他、张奚若和一位美国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漫步，遇到一些人不知为什么事情争得很凶。他们三个人驻足倾听，不自觉地加入到辩论之中，张奚若和美国姑娘各支持论辩的一方。辩论中有逻辑问题，可是当时他们却不知逻辑是什么，于是便对逻辑发生了兴趣。

　　1925年底，金先生从欧洲回国，到1949年，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完成了《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三部重要学术著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逻辑还是一门很新的学问，国内懂的人很少。金先生在《逻辑》一书中对罗素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意见，他还在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形式。当年，有学者评价《逻辑》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殷福生），“为国内惟一具有新水准之逻辑教本”（贺麟）。《逻辑》的出版不仅夯实了金先生哲学体系的逻辑思想基础，也为在中国传播现代逻辑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先生的另外两部重要哲学著作《论道》和《知识论》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据陈岱孙回忆，1938年9月28日，敌机第一次在昆明空袭。当空袭警报发出后，住在宿舍楼里的师生都按学校规定立即离开了学校，跑到城外的荒山上去躲避，而金先生仍然专心在屋里写作，根本没有理会警报。炸弹的响声把金先生从思考中惊醒，他走出楼门才见到周围的惨景。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还看见金先生木然地站在楼门口，手上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后来，金先生和十来个同人搬到一座戏楼上住，他和朱自清、陈岱孙等五个人合住在楼上对着戏台正中的大包厢里。同人们考虑到金先生的工作习惯，在大包厢最清静的一个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一张床和一个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于是，金先生又恢复了他的老习惯，除上课外，每天上午仍然是研读写作时间，雷打不动。不过这次他答应如果再有空袭警报响，一定和大家一起“跑警报”。

　　金先生的《知识论》从昆明写到四川李庄，又从李庄写到昆明，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据金先生晚年回忆，那时候在昆明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一次空袭警报响了，他只好带着稿子跑到北边山上，他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解除警报时，天也快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就丢到山上了。等他想起来赶紧跑回去找，已经不见了。一部花了几年心血写出来的稿子，一下子就没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犹豫，“只好再写”。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是谁也没有办法记住的，所谓“再写”只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金先生又花了几年的工夫，终于在1948年12月完成了。这部关于知识论的巨著直到1983年，即金先生逝世前一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金先生在《作者的话》中说，“《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金先生重写《知识论》也成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