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13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儿女们的事:

　　“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晚上，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除了去工厂外，未出院门一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的生活日用，由黄同志和一战士帮助，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然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在自己院里，还种了点菜蔬。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过去非用人工挤掏，不能大小便，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他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据说每月30元，伙食25元外还有5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其他几个孩子，都在农村劳动，一个在山西忻县，一个在陕北富县，一个在汉中宁强县。”

　　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儿子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使他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为大儿子治病写信

　　1970年10月17日，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压180)，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从信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焦虑的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三位老人无力照顾，儿子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此种万般无奈的境地，邓小平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几个月后，邓朴方还是被赶出三〇一医院，送进北京社会救济院。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毫不犹豫，立即提笔，再次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杂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照料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好作准备，免得临时仓促。静候你的指示。”

　　邓小平的一片爱子之心跃然纸上。历尽周折，1971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