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1］这个论断为后来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了重要铺垫。邓小平认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2］围绕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任务，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判断，形成了其国家安全思想。

 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中国安全利益的中心是生存安全。毛泽东强调，国家安全的根本任务是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军事实力和战争准备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强调：

（一）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安全利益。邓小平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强调独立自主。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指出，如果中国不按期收复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2］（p．12）在维护主权问题上，中国不惧怕任何威胁和挑战：“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2］（p．14）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侵越战争后恢复了国力，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而逐步衰弱，美苏争夺陷于僵持阶段。邓小平认识到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加入美苏任何一方都会被人利用，因而制定了“真正的不结盟”的战略。“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2］（p．57）邓小平坚决反对霸权主义，指出中国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2］（p．128）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2］（pp．282～283）

（二）加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反对颠覆和“和平演变” 

保持国内稳定，要防范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制度。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向其表达了中国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必要性：“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2］（p．350）12月1日，他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强调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3］

 长期以来，西方的对华政策是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打压中国，搞颠覆和“和平演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对外事务上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更加重视国家利益。但是，西方国家并没有放松西化和分化战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未消失。邓小平告诫要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2］（pp．32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