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或“决议”）。十多年后，江泽民在评价这个决议时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共进行过17次重要谈话，为决议的最终形成付出了智慧和心血。

　　一、决策起草历史决议，对建国30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

　　毛泽东逝世后的一年内，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三件大事，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向。一是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二是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三是1977年7月，在陈云、叶剑英、王震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努力下，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随着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拨乱”就是要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关键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拨乱反正就无法深入进行。邓小平的重要贡献在于：

　　（一）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成为后来起草历史决议的指南。

　　在复出前，邓小平曾于1977年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不久，汪东兴代表中央专门找邓小平，要求修改“准确的完整的”提法，遭到邓小平的拒绝。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5月24 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在批评“两个凡是”的同时，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他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页。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展开以后，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讨论，强调要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即实事求是。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奠定了历史决议的政治基础。

　　（二）在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时，第一次向全党提出要讲清毛泽东的缺点错误，为起草历史决议定下基调。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公开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西方国家纷纷猜测中国开始“非毛化”，港台报纸也断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事实上，当时国内也的确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

　　面对这种情形，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35页。当一些外国人问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会不会像苏联对斯大林那样时，邓小平肯定地说，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邓小平同时指出，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1页。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同时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

　　（三）准确把握时机，提出要适时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

　　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历史问题的总结，不能影响这个大政方针，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后来写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报解释说：“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四）决策起草历史决议，真正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一方面，党内一部分人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恶毒攻击毛泽东。在北京“西单墙”前，有人甚至打出了“坚决批判中国共产党”、“彻底批判毛泽东”的标语。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再一次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出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邓小平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在1979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在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随后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再次提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思想就不能统一，改革开放就进行不下去。而且，这个时候国际上也十分关注这一问题。我们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全党的认识不能统一，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局是否稳定。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认为，为了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必须将起草历史决议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他明确提出，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对建国30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针对当时有不少人主张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往后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邓小平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5—306页。

　　二、确定历史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

　　（一）指导庆祝建国30周年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为起草历史决议奠定基础。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讲话必然会涉及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的基本估价问题，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对这个讲话稿的形成，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邓小平提出，对建国30年的总结，要有“新内容”、“新水平”。他认为，不要局限于过去的认识，要随着几年来的实践向前发展。1979年8月中旬，讲话初稿出来后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8月下旬，邓小平看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谈话说：稿子里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读后感到沉闷，需要做大的修改。他对稿子几部分的框架也提出了具体意见。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49页。起草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第二，邓小平提出，国庆30周年讲话对毛主席的作用和贡献一定要讲够。邓小平看了修改后的稿子还是不满意。他认为，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对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讲得太弱了。9月4日，他再次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52页。邓小平强调：现在要注意，有些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52—553页。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起草组又进行了修改。9月12日，邓小平看后很满意，说这样讲就好了，讲毛主席的好处、毛主席的贡献这样讲够了。9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稿。

　　9月29日，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讲话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建国30年来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个讲话比党的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前进了一步，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要求，为随后历史决议的起草奠定了基础。叶剑英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第69—70页。

　　（二）确定历史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

　　1979年10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提出要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以供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74页。10月底，中央组织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邓力群等20多名理论工作者先后参与起草。

　　1980年3月，胡乔木等人拟出了决议起草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3月19日，邓小平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292页。邓小平确立的这三条原则，贯穿历史决议起草过程的始终。

　　（三）对历史决议稿的整体框架结构做了设计。

　　关于历史决议稿的整体框架设计，邓小平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说：“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这是邓小平最初设计的五个部分。后来，决议稿在党内4000人讨论期间，针对一些讨论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的意见，邓小平表示同意，说“看来，这段势必要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这样，决议就成为六个部分。在实际写作中，基本上是按照这六个部分写的。只是后来在起草过程中把“建国17年”分为前7年和后10年两个部分，并在这两个部分之前增写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这样，最后形成的决议就成为八个部分。

　　邓小平还对决议每一部分怎么写，也先后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前言部分，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话不要太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页。，“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这部分，“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298页。。结语部分 ，邓小平提出“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等等。

　　三、全面科学地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历史

　　（一）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

　　1981年3月9日和3月18日，邓小平在两次谈话中对决议稿中历史部分提出重要意见：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千万要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9页。

　　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年这部分稿子的内容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要承认，毛泽东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要说得恰当。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9页。邓小平对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了他自己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看法。他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情况比较复杂，争议也比较大。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这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邓小平认为，“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当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

　　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事件要作具体分析。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产物，是非法的。邓小平不同意这种意见。1981年4月7日，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4页。；“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5页。他在几次谈话中还提到：“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3页。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

　　（二）对建国以来党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

　　历史决议中涉及建国30年来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邓小平强调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比如说高饶问题，邓小平认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作为当事人之一，邓小平回顾了当时高岗、饶漱石搞分裂的情况，认为“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

　　再比如，反右派问题。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页。

　　对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局面，邓小平认为：华国锋同志有责任，但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那样也不公道。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34页。

　　（三）不要再提“路线斗争”。

　　关于“路线斗争”的提法，邓小平提出，以后原则上不再用这种提法。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

　　把“路线斗争”、“路线问题”提到比较严重的地步始于斯大林。在我们党内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生活中，在搞所谓路线斗争、批判所谓路线错误的时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提过一段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历史决议要不要这样提？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第一次对决议起草提纲谈意见时，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谈了对党内的几次大的斗争的看法。邓小平认为，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但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294页。

　　决议起草过程中，在分析党和毛泽东过去的错误时，有人提出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邓小平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页。“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根据这一思想，邓小平主张，对党的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都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写什么错误。

　　四、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多的要数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用了极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决议要阐述毛泽东思想，要看到这个全局。

　　1980年6月，决议稿出来后，邓小平看了不太满意，认为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设想。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时指出：“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邓小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要求“都要写到”，“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实际上为历史决议写好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一把钥匙。

　　7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草稿作了较大修改，并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经过反复修改并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10月，中共中央又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意见。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仍然是讨论中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同志认为决议中应该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思想。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方面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相比，看不到什么新东西、新贡献，觉得不好写；还有的人甚至认为，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主张干脆不提毛泽东思想。

　　10月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因此，否定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根基和方向，“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二）对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

　　历史决议要不要写毛泽东的错误？怎么写？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要写，但不能写过头。

　　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个人感情，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出一些不太正确的意见。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后，认为对于一些偏激的意见特别是不正确的意见，必须予以澄清。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须立足于党的整个历史，立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立足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关头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能只看到建国后特别是晚年毛泽东犯了许多错误。因此，邓小平非常赞成陈云的意见，主张在决议中“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3页。。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认为，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在“大跃进”等问题上，犯了大错误。但是，不能认为这些错误都归毛泽东一个人负责，这不符合事实。在决议起草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即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犯了严重错误，邓小平也不同意完全否定毛泽东这十年。虽然在全局上毛泽东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比如说，打倒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整倒，“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邓小平还充分肯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邓小平始终坚持，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个人，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302页。。当年参加起草历史决议的邓力群后来回忆说：这些话从小平同志嘴里说出来，尤其使人信服。因为小平同志三次被打倒，如果不是从全党的利益出发，不是从大局的利益出发，就不可能这样理直气壮地来批驳这些完全错误的意见。

　　（三）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认为，这是不对的。他指出：“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301页。在邓小平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是制度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四）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历史决议稿的讨论过程中，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功大、过大、罪大”，“过大于功”。受这些意见的影响，决议过程稿曾加重写其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邓小平看后十分不满。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4—345页。

　　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谈话精神，决议起草小组对草稿作了大的修改。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在看了修改稿后对邓力群说，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9页。几经修改，到3月18日，邓小平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3月底，决议稿送交中共中央52位负责同志修改。在他们修改的基础上，起草小组再改出一稿，提交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讨论。

　　6月22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决议稿进行第四轮大的讨论。邓小平再次谈了他的看法：“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7页。“合乎实际”，“恰如其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9页。最后形成的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是这样写的：“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第195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五、几点启示

　　（一）邓小平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正确地把握了历史决议起草的全过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心中筹划的是要尽快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在1978年冬，当国际、国内有人提出要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进行评价时，邓小平在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主要的同时，主张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不要马上进行。他认为，当时的全局是工作重点转移，一切都必须围绕着这个全局进行，不能影响这个全局。此后，随着理论务虚会的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行，以及叶剑英国庆讲话的成功反响，到了1979年秋，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必须马上进行，不能再等了，否则就会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所以，他主张成立一个班子，在叶剑英国庆讲话的基础上深化，起草历史决议。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他也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强调这不仅仅是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他从全局的高度出发，博采正确的意见，力排错误的看法，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思想，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邓小平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牢牢把握住了建国以来30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怎么看，决议如何写？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性的意见，从而抛弃了过去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做法。他强调要把握建国30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重点写好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他还强调，要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持用历史的观点来全面准确把握，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这对于我们全党正确看待党的历史，是有指导意义的。

　　（三）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展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襟。

　　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错误难免有过分放大的议论。邓小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他多次说过，毛泽东犯的错误，有的他也有份，也要承担责任。当谈到毛泽东晚年接触实际少，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很好地贯彻下去的时候，他说：“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谈到对自己的评价时，他坦率地对外国记者讲：“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3页。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充分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作者刘金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