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曾经说过，新中国的成立表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人民民主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矢志开创新社会的政治标识。如果说，这个标识的基本构图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和”的话，那么，其底色就是大众主义的。其根本特征是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权运作的原则，拒绝议会制和多党制，反对三权分立。在1948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构成人民民主政权的基本规定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建政思想，对毛泽东而言就是在探索一条“民主新路”，藉此建立一个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和更加平等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一个普通大众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这条新路创造了历史前提，也成为这条“民主新路”的新起点。但是，“民主新路，，走向何方，或者，大众民主如何实现，却是一个摆在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眼前的重大课题。建国之后的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探索这个课题。曾有三种路径走向新民主：一是建国初期联合政府的格局以及由党外精英帮助监督共产党的党外民主，二是八大前后探索的党内民主以及一线二线制度安排，三是大众运动式的大民主。但是，在历史的丛林之中，前两者都迷失了方向，毛泽东探索的结果是走向大民主。

　　大民主曾经被写人中国的宪法，成为治国总章程的一项重要内容。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是这样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大民主的基本载体和实现形式；自由与秩序、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是大民主追求的理想境界；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大民主的最终目的。

　　应该说，大民主这个论题本身并不新鲜，中共相关决议对此也已经有了结论。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这种所谓的革命形式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被废除了。邓小平明确提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样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搞四化建设，不是不要国家政治生活上的民主，但是极端民主化不可能引导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极端民主化是破坏民主。”“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因而，在邓小平的提议下，l982年修改通过的《宪法》取消了“四大民主”。至此可以说，大民主已经走到历史尽头。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近年来一些人出于当前政治腐败的泛滥等现实考量，重新想到大民主。最近一个十分有代表性的主张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并提出了包括“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等八大主张为“大众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虽然，这种主张目前并没有在主流舆论中张扬，但对这些人来说，在官场的贪腐现象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大民主这种“简单实用”的办法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同于这种主要出于现实政治考量的评判标准，海外著名政治学家邹谠的观点相对偏向学术化。在他看来，不论对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政治实践如何评价，这段藉由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所发动和引导的群众参与政治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格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的根本变化”，这一政治现象不仅向西方传统的政治学论说体系发出挑战，而且也是建立中国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所要面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不管是出于何种立场看问题，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与实践，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迄今为止，对它的历史评判，共识远未达成，而情绪化的说辞倒时常出现。对于这段多少有些惨痛的历史，学界中能够秉持客观态度理性探讨的成果并不多见，并且往往有讳疾忌医的倾向。但是，现在看来，不主动研究反而在思想上陷于被动，听任各种情绪化的或者似是而非的观点牵着鼻子走——不管这些观点来自“左”的阵营还是右的阵营——肯定不利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出于这种考虑，本文力图站在客观立场上，把对建国后毛泽东走向大民主的历史考察与对大民主产生之内在机理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历史逻辑。

　　一、党外民主体制建构的受阻

　　工人阶级领导的(经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适合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这一制度得到落实的关键，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个判断有两层含义：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是正确的。从此以后，决心带领人民当家作主的毛泽东，不得不筑牢两道防线，一是打击党外那些反对或者怀疑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势力，二是防止或者清除共产党内部不正确领导的力量(即官僚主义)。当然，这不是两条截然分开的防线。实际上，从根本上说，从建政伊始，毛泽东更担心的是第二道防线“出事”，为筑牢第二道防线，他甚至动用了党外精英的力量，先是建立了联合政府的格局，接着又邀请党外知识精英帮助共产党整风。

　　第一，联合政府格局及其变化。新政权固然主要是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人民大众的支持之下取得的，但民主党派作为统一战线的同盟，在政治上也给过中共很大的支持。对于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共来说，继续这种支持是增益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建政之初的国家和政权结构中，共产党一方面牢牢把握了主导权，另一方面也把相当多的党外精英纳入政权体系之中。

　　实际上，到1950年年底，所有民主党派的党员加起来还不到13000人，但他们在新政权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使得新生政权有了“联合政府”的性质。从制度安排来说，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下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代表国家集中了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下辖政务院、最高人民检察署、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以上这些政权机关，都由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其他各界代表组成。比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l80名代表组成，仅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就有60多人。在由63名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有31名为民主党派成员。在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民主党派有3人；在56名委员中，有27人；在政务院4个副总理中，有2人；在15名政务委员中，有9人；在政务院下辖的34个会、部、院署、行政机构的正职负责人中，也有l4人。从党派组成比例看，新中国初期政权的构成形式，基本上是民主联合政府的格局。这样的民主联合政府，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整个国家政权组织，是一个广义的政府，实际上是一种高层精英的协商民主形式。在中央政府层面，民主党派成员参与政权和担任重要职务的比例超过了1／3，与当时拥有l00多万党员的中共相比较，这是一种比例略显不协调的民主联合政府格局。

　　针对当时中共党内许多人士对这种安排的不满，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这里还是从“好处”着眼来谈论党外民主的。刘少奇在1949年10月25日对苏联大使的说法，也验证了这一点。他这样解释联合政府：不久前成立的联合政府使各民主党派很满意。中国共产党预计中国的联合政府时期会持续l0至15年。

　　实际上，联合政府的内部结构与形式在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斯大林起了加速其变化的作用。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规定，全国政协任期三年，1952年底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任期到期，需要决定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会议，还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考虑到在这么短的时期内难以完成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加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地位，中共中央决定在1953年还是先召开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今后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党内也有人提出在过渡时期应该制定宪法。但中央认为，在过渡时期社会各界都认可《共同纲领》，所以遵循《共同纲领》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也是可以的。因为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没有根本变化，即使制定宪法，恐怕大部分内容也是重复《共同纲领》。因此，中央考虑过渡时期可以暂不制定宪法，继续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等我国基本进入社会主义后再制定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但是，斯大林跟中共的想法不一样。实际上，在建国前后，斯大林先后三次向中共建议制定宪法。特别是最后一次的建议，才促使中共改变主意，提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l952年10月，斯大林对到访的刘少奇说，“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因此政府就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当向多党派负责，你们很难保密。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政府。各党派在选举中如果落选了，你们不应当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继续在经济上和他们合作。”斯大林的建议，使中共改变了原先的设想。很快，在1952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认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准备制宪。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之所以急欲让中国尽快召开全国人大和制定宪法，或许真想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实现苏联化，即向一党政府转换。这恰是他的第三次建议的核心。不管怎样，经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五四宪法》，使中国的各种政治设施的结构、功能和人员组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从开门整风到反击右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脱离人民大众、变色变修的倾向，乃是毛泽东后半生的最大隐忧之一。到1956年，中共不仅清除了反动派势力，巩固了政权，而且还改造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同时也改造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建国以来党的领导作一番检讨。在毛泽东那里，这其实就是一个如何保持政权的人民本色的问题，或者，是如何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在1953年1月一份转发的批示中，毛泽东把官僚主义看作是党和政府长期面临的“一个大问题”。l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防止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l957年4月30日，在整风大幕正式拉开前夕，毛泽东对党外人士袒露了自己的心愿：“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了，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的目的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对于整风，毛泽东秉持其一贯的注重思想改造的风格，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从意识形态方面人手；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注重调整政策。比如，周恩来就主张把整风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今天主要的一环还是发展生产，搞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思想上的风也就好多了，实际了，宗派主义也会少了，官僚气也会少了。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归根结底，首先要靠共产党人认识这个问题，加强整风工作。”另外，毛泽东希望由外围施加压力，帮助共产党整风；但刘少奇等人则主张在党内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分歧，为后来反右派扩大化埋下了伏笔。

　　这里已经显示出，毛泽东对于许多问题的判断和处理，超出了当时多数人的理解力。这反映出，在一个接一个胜利面前，毛泽东对自己和共产党的权威都极端自信，不认为第一道防线即共产党的领导权会受到挑战。但是，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党外的一些人对刚刚执政几年的共产党，有那么“强烈”的意见。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些人居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事后看来，客观地说，整风中所放出来的言论，或多或少反映出建国初期共产党执政中出现的一些偏差，除了个别言论比较极端之外，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但是，对于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共产党人来说，那些激烈批评甚至否定共产党的意见，不仅毛泽东始料未及，也超出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容忍底线。周恩来就说过，“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些朋友竟然看成漆黑一团，觉得‘波匈事件’以后，中国也差不多了。有的人认为船要沉了，天要黑了，另有打算，那就出了轨了。我们料到会发生一些错觉，但没有料到这样多，这样激烈，原则性问题都出来了。”就是说，有些言论触及了中国政治的第一道防线，毛泽东不得不反击。于是，从5月1日发动整风到6月8日反击右派，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中共就发生180度的大转弯，整风运动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收场。

　　毛泽东提出整风，最初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帮助共产党纠正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倾向，意在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后来整风之所以演变成用“疾风暴雨”的方式，则说明了这种民主方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没有发挥的空间。这种情况实际上缩小了毛泽东推进中国民主的回旋余地，是把他推向大众运动(大民主)一边的第一步。当然，毛泽东并没有马上诉诸大民主，他的“民主新路”还有党内民主一途。